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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路径选择 |
| 第734期 作者：□文/姚利松 时间：2024/8/1 15:05:00 浏览：108次 |
［提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厘清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发展所面临的新使命、新要求、新形势，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就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外在表征与路径选择进行阐释。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与本质要求，结合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现实问题，认为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有着空间毗邻优势下的交通互联互通建设、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产业分工协作发展、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公共服务共享构建、命运共同体下的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等4项内在逻辑，并就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外在表征进行解读与分析。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南京都市圈；内在逻辑；一体化建设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一般项目（编号：2023SJYB0383）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11月25日
城镇化与现代化是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二者相辅相成、密切相关，一方面现代化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是现代化成果的集中体现。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演进，城市群和都市圈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国家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平台和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自2021年2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以来，截至2023年10月，我国已设立9个“国家级都市圈”，其规划发展速度之快凸显都市圈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都市圈建设已然成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并将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都市圈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形式载体，中国式现代化为推动新发展阶段都市圈建设明确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都市圈建设不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基于此，科学理清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都市圈建设所面临的新使命、新要求、新形势，是实现都市圈自身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同时，南京都市圈作为最早建设的国内都市圈之一，横跨苏皖两省，有着远高于其他都市圈的行政壁垒。以南京都市圈为案例对象，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有着更具现实意义的借鉴价值。
一、一体化建设：南京都市圈迈入新发展阶段
南京都市圈是我国最早启动建设的跨省都市圈，其概念最早于2000年7月在江苏城市工作会议正式提出，200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南京都市圈规划》。城市间的地理交通优势是都市圈形成的先决条件，毗邻城市间的经济活动是都市圈形成的因素诱导，南京都市圈正是缘起于域内毗邻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历经多年培育与建设，南京都市圈域内合作从经济领域逐渐拓展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实现了从单一经济关联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对接合作的迭代升级。
及至2019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12月第三届南京都市圈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南京都市圈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提升南京都市圈同城化水平，同年10月南京与滁州、马鞍山分别签署《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框架协议》《江宁-博望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框架协议》；2021年2月，国家发改委批复的《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中，“一体化”成为高频词，贯穿“规划”全文，引领南京都市圈各领域建设，昭示着南京都市圈建设全面进入一体化进程。
可见，都市圈建设从内容上是从单一到多元，直至全面对接的过程，域内关系作用形式也从最初的合作、互利，向着一体化、同城化转变，在此过程中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辐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需要指出的是：一体化不是统一化、同质化，实际上任一区域资源差异与发展不均是客观常态。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强调区域整体性与联动性，其本质在于依托各地独特的资源禀赋、基于域内发展不均衡的客观事实，着力构建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共同体，形成错位式互补性发展格局。《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绘就了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行动方案，一体化建设是实现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基础，推进一体化建设是当下南京都市圈建设的当务之急。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内在逻辑
（一）空间毗邻优势下的交通互联互通建设。地理相近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的天然优势，是推进交通互联互通建设的基础前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事业，同样也是推动南京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动力。南京独特的地理空间位置造就了其独一无二的交通优势，域内铁路、公路、航道构筑的“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实现了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1小时通达圈，为新发展阶段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南京都市圈交通建设，既有地理毗邻的自然基础，又有旨在加快区域融合的人为干预，以经济活动为主的各类社会活动的日益频繁，促进了域内各类生产要素资源流动，这就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数量”与“时效”的新需求。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南京都市圈的交通互联互通建设要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特征，坚持服务南京都市圈一体化这一大局，适度超前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坚持满足人民交通出行需要，加快城际铁路、市域轨道项目的建设，突出公平普惠、促进基本公共交通服务均等化；坚持统一规划，突出开放联动，着力破解行政壁垒造成的交通“断头路”，建立统一治理机制，促进域内资源跨城流动。
（二）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产业分工协作发展。专业化分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市场经济下，社会任一商品的生产或经济活动都不是单一市场主体独立完成，需要市场各方的密切配合与合作。南京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正是肇始于区域经济合作这一关键诱因，时至今日，经济领域的分工协作依然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推动着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走向深入。南京都市圈一体化的产业经济学阐释，在本质上就是南京都市圈域内产业分工协作发展，即在更大的空间区域内在“统一市场”的框架下对生产要素资源的再分配、对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构建一个充分发挥各地资源禀赋优势、促进区域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分工协作产业链共同体。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南京都市圈产业分工协作发展要以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为落脚点，以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统一的技术市场、统一的金融资本市场、统一的市场准入标准，加快构建南京都市圈统一市场；以推进产业集群升级、加强产业集群间的协同、创建产业协作分工发展示范区，提升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产业能级与辐射带动效应；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深化改革攻坚、着力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扩大对外开放水平、更加主动对接长三角产业链，形成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推进南京都市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战略布局。
（三）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公共服务共享构建。文化具有超时空性，其不受地理空间的阻隔，不受行政壁垒的束缚。南京都市圈融吴楚文脉、南北文化、中西文明于一体，集历史、近代、现代特色文化于一身，有着显著的开放、包容性，域内民众的文化认同较强。文化认同是社会、民间对某一领域价值认知一致性的综合表现，就南京都市圈而言，文化认同不仅表现在对地域文化的归属感，更在于对推进南京都市圈建设的价值认同感。文化认同不同于交通设施建设、产业分工协作，其对南京都市圈一体化的作用是非正式却广泛的，是抽象却深刻的，是推动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隐形的力量，有助于弥合地区发展差异和行政壁垒带来的隔阂。基于南京都市圈文化相通、民心相连的客观现实，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医疗、交通、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扩大公共服务辐射半径，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一体化发展、优质公共服务一体化供给，打造惠及广大民众的幸福都市圈。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南京都市圈公共服务共享共建，要秉承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以统筹推进都市圈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推动联合举办各类重大体育赛事与全民健身活动，打造健康都市圈，助力健康中国建设；要以协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促进资源优势互补和有序流动，推动南京都市圈教育合作发展，率先实现区域教育现代化；要以加强传承保护区域优秀传统文化、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制推广南京都市圈公共博物馆合作联盟经验等，联合打造南京都市圈旅游形象品牌，推动文化旅游合作发展；要以建立统一的南京都市圈人力资源服务平台、打造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推进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异地转移接续工程，打造高质量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南京都市圈。
（四）命运共同体下的生态环境共保联治。生态环境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社会治理不同的是，区域环境风险具有显著外溢性，跨境环境污染风险时有发生，环境风险直接威胁城市的生存发展空间。面对区域环境风险的挑战，南京都市圈有着比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更为深刻的认识——命运共同体。基于空间地理相近形成的南京都市圈，对“共饮一江水，同守一片天”的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有着更积极的态度。以长江生态保护为例，长江直接流经南京都市圈5市，南京都市圈近乎全域都在长江流域范围，在合力打造长江生态保护带、联合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协同推进长江突出问题整改、齐抓共管长江十年禁渔等方面有着成熟经验与完善的体制机制。生态环境领域的共保联治经验与模式为南京都市圈社会一体化治理提供了有益经验借鉴。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南京都市圈生态环境的共保联治，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以区域齐抓共管为治理理念，协调好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共建“一带三片”区域生态格局、合力严管生态保护红线，共同加强南京都市圈生态环境保护；以共同改善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统筹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推进跨界水环境协同治理、共育绿色低碳发展方式，持续改善南京都市圈环境质量；以完善跨区域生态环境监管机制、健全环境风险协同应对机制、健全生态补偿和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建立健全南京都市圈共保联治机制。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外在表征
（一）南京都市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一体化。南京都市圈域内人口高达3，500余万，其人口规模与中等省（市）相当，人口规模巨大就成为南京都市圈一体化的显著特征。庞大的人口基数在为南京都市圈建设带来充裕的劳动力、提供人口红利的同时，也使得推进一体化进程更为复杂，尤其是南京都市圈人口的管理横跨苏皖两省，使得南京都市圈一体化有优势，也面临难题和挑战。人口规模巨大的实现要求南京都市圈在推进一体化进程中统筹协调好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合力配置，加强对域内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失业者等弱势群体的政策关怀；人口规模巨大的实现要求南京都市圈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共享构建等领域，充分考虑人口数量带来的规模效应，积极回应不同群体的特殊需要；南京都市圈人口规模巨大的一体化进程要分阶段稳步推进，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要坚持改革创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探索适应南京都市圈人口规模巨大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二）南京都市圈是区域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区域协同发展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特征的回应。南京都市圈区域各城发展水平不一、发展质量不均是客观现实，推进一体化建设、强化中心城市的产业能级与辐射带动效应绝非一城独大式的发展模式，而是通过区域协同、促进区域资源要素禀赋的充分流动，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产业优势，重塑区域产业分工，实现都市圈域内发展协同共进。一体化建设是实现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区域有效协同是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直观表现。区域协同的本质是域内资源的再分配，是域内发展主体在产业链职能的再分工。唯有以区域协同，才能真正实现南京都市圈的一体化，构建优势互补的科学分工运行机制。区域协同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本质要求，贯穿于南京都市圈各领域一体化建设，如产业经济领域的分工协作、生态环境治理的共保联治。
（三）南京都市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一体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具体特征，体现的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全面协调性，即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在追求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兼顾精神文明的高度丰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探索中总结的成功经验，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进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特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实践的必然结果。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既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结果性特征，也是推动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过程性方略。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遵循协调发展理念，在持续推进都市圈经济生产活动一体化、追求经济效益与物质产出的同时，加强南京都市圈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南京都市圈区域文化交流融合，大力弘扬区域特色文化，有效促进区域体育文化繁荣，形成有利于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社会舆论风潮。
（四）南京都市圈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是南京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遵循绿色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导向。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其所蕴含的思想要领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外显表征自然就有了长期的历史实践积淀。思想认知是指导社会实践的经验理性，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推崇与践行，除传统文化带来的行为诱导，更有来自党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此外，南京都市圈丰富的生态环境资源为开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践提供了作用对象，同时以往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产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带来的经验教训，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遵循得以贯彻落实。
（五）南京都市圈是坚持对外开放的一体化。坚持开放发展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又一显著特征。首先，从南京都市圈自身发展历程来看，其边界范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心城市经济势能的提高、辐射效应的增强而不断扩大。其次，从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内容来看，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各领域都与南京都市圈域外有着紧密的联系，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所带动的资源要素流动并不局限在南京都市圈域内，各类生产要素既有外溢也有涌入。最后，南京都市圈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身又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同频共振长三角、积极对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南京都市圈一体化的对外开放属性，是顺应时代发展主题、落实开放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唯有坚持对外开放才能吸纳更多生产要素资源、整合社会各方力量，推进南京都市圈高质量发展；也唯有秉承开放的发展理念，才能有助于破解自身内部的行政壁垒体制机制的束缚，加快推进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建设。
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南京都市圈一体化路径选择
（一）强化深化改革的动力引领，创新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机制。政府是推动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动力，全面深化政府职能改革，着力释放创新发展活力，加快破解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健全常态化协商机制，加强顶层运行机制设计，常态化沟通对接。规范都市圈政策标准，推进都市圈各地政策方针的统一性、规则执行同步性、行业标准一致性，逐步构建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机制。
（二）高标准加快数字社会建设，以数字赋能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以科技创新驱动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以数字赋能加快南京都市圈一体化的加速演进，以“互联网+”推动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以数据信息共享提升区域治理能力和水平、以大数据云计算提高交通设施互联互通的运营效率等，让数字化转型在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形式、培育新业态、引领社会治理范式变革等领域注入新动力。
（三）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影响力，扩大都市圈资源集聚效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人才、金融、教育、科技创新优势，加快推进都市圈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中心城市的辐射能级和服务能级，增强都市圈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和资源配置优化能力，切实提高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内集聚力和对外竞争力，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
（四）推进毗邻地区间同城化建设，以试点示范探索一体化建设经验。根据域内毗邻城市的类型，选择同城化迹象显著的为试点，有针对性地开展跨省同城化、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同城化等类型的同城化示范区建设。完善跨区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加快跨界地区城市管理联动、社会治理一体化，积极探索在土地统筹、生态共治、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的一体化规律与经验。
（作者单位：南京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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