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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社区参与机制研究 |
| 第735期 作者：□文/倪秋思 时间：2024/8/16 15:36:28 浏览：515次 |
［提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及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治理逻辑要求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制度，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社区参与机制尚不健全，存在缺少稳定的价值共识、缺少有效的衔接媒介和缺少成熟的环境载体等问题。为此，本文从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力量、健全社区信息公开机制、完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以及改进社区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出发，以期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治理逻辑的社区参与机制。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社区治理；社区参与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12月14日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及其与社区参与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借助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有效防控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风险，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保持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旨在遵循科学、民主、法治、规范的治理原则，鼓励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就是要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依托，从顶层设计到制度执行层面，构建一个全民参与式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构建全民参与式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要求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制度，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二、社区参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区治理体系的日渐成熟，我国社区参与还存在参与理念迁变，缺少稳定的价值共识；参与方式传统，缺少有效的衔接媒介；参与层次不深，缺少成熟的环境载体等弱参与现象。
（一）参与理念迁变，缺少稳定的价值共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社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单元，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民众的需求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区民众对于关系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关注度更高；第二，社区民众对于构建现代化社区文化共同体的价值需求更高。民众需求的变化导致社区参与理念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社区参与内容和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社区现代化的发展步伐，这就使得社区参与机制要适时做出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稳定的价值共识，而目前这样的价值共识尚未形成。
（二）参与方式传统，缺少有效的衔接媒介。国内的社区参与方式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组织化参与，一般表现为动员型的线下参与，它所体现的是政府的需求，通过借助党建动员或者行政命令，有组织地开展各类社区活动，疫情期间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下沉社区” “党员双报到制度”就是典型的组织化参与形式。另一种是个体化参与，一般表现为自愿型的线上参与，它所体现的是个体或者公众的需求，通过借助微信群或者小程序等网络媒介，自发参与社区活动，社区志愿者服务群就是典型的个体化参与表现形式。现实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组织化参与形式，社区活动通常要靠居委会的动员才能获得公众的有效参与，但并不能据此说明公众的参与意愿不强烈，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在两种参与方式之间缺少一种衔接媒介，不能将此两种参与方式或其他参与方式有效融合，对这种衔接媒介的理解不应囿于某种固化的思维，可以理解为一种工作机制，一种具体化的软件服务平台，依托于一个社会组织的服务，甚至是一个成熟的社区环境。目前，在国内社区治理的案例中，鲜少有人关注到上述衔接媒介的建立。
（三）参与层次不深，缺少成熟的环境载体。社区参与层次可以划分为表面参与、浅层参与和深度参与三种类型，且这三种类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由于受到利益关联、组织嵌入和情感认同程度的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层次多停留在表面参与或浅层参与层面。除此以外，以下因素也是导致社区参与层次不深的原因：一是社区公共性不足。由于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本可以成为提升社区公共性的有效驱动力，但社会组织因其自身能力不足和外界条件限制，无法推动社区公共性成长，导致社区公共性缺少有效的实施载体，社区公共性不足，其所关涉的社区参与程度则不深。二是社区自治的民主化程度不够。城市社区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在基层的体现，但由于城市社区自治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社区自治主体参与动力不足等原因，影响了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社区自治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影响了社区参与层次的深度。
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社区参与机制实践思路
（一）强化组织统领：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力量。加强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力量，应从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等方面凸显社区党建的引领作用。2022年上半年，上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号召全市党员积极落实“双报到”要求，主动到基层参加防疫工作，与基层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在疫情排查、小区封控、群众服务等工作中彰显党员担当。全市党员积极响应组织号召，迅速下沉至基层社区参加抗疫工作，一些群众积极分子也自发加入抗疫志愿者队伍。在此过程中，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得到充分彰显，这是将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和组织引领发挥在实处的表现。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无论是面对突发公共事件，还是日常事务性工作，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都不可小觑，它是处理问题、化解矛盾、解决危机的核心和定海神针，是调动社区民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二）推进方式创新：健全社区信息公开机制。创新社区信息公开机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社区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为社区信息公开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就必须为社区信息公开立法，对社区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公开的基本内容、公开的范围和公开的频次等做出明确规定，从法律层面保护、监督、落实社区信息公开制度。第二，拓宽社区信息公开的渠道载体。当前大部分社区的信息公开缺少广泛的公开平台，社区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在网络信息化时代，尤其是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快手等多媒体形式的出现，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从网络获取信息，因此推动社区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积极拓宽社区信息公开的渠道和载体，则成为社区信息公开的必由之路。例如，上海市普陀区真西新村居委会借助上述信息媒介，推行“一个网格一个群，一户至少一个人”的模式，建立微信群组，微网格长、专职网格员、楼组长、志愿服务队成员等，点对点及时解答问题、回应关切、思想疏导、受理诉求。同时，线下定期召开“民情分析会”，对社情民意、矛盾纠纷、建言建议等实行清单化管理、一揽子解决。第三，促进思想观念转变。一方面要转变社区信息公开主体对信息公开的认识，增强主体的信息公开意识，克服懈怠、畏难情绪；另一方面要转变社区民众对信息公开的认识，通过宣传、普法等手段，使社区民众明白自身所拥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并能够有效行使，提高对社区信息公开的需求度，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治理中。
（三）提升自治能力：完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完善社区自治机制，需围绕体系的健全、组织的统筹和功能的完善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激发社区自我管理的活力和潜能。社会转型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尤其是对一些涉及民生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服务内容的需求更加强烈，这就促使社区治理在管理理念和方式手段方面做出相应变革。从管理理念方面来讲，一是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融入进社区治理中，充分调动“社区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激发“社区人”的主人翁意识，实现“他治”向“自治”的转变；二是紧跟时代步伐，转变工作思路，在充分考虑社区居民需求日益多元化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实现“管制”向“服务”的转变。从方式手段方面来讲，一是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丰富社区公共服务载体，整合社区公共服务各类资源，扩大服务的覆盖率；二是健全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及时发现、监督和调整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升管理效率。第二，统筹社区自治组织，实现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归位。对此，一方面要去居委会行政化，进一步明确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和作用，适时转变政府职能，放权于居委会；另一方面居委会要转变主观认识上的偏差，认识到自身是服务者而非管理者，在上传下达和治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要充分组织和动员社区居民管理社区事务，组建常态化的社区志愿服务队伍，有效发挥业主委员会、楼栋长的作用。第三，完善社区自治功能，充分发挥社会参与功能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一方面能够激发社区工作者们的工作热情，提高统筹协调能力，增强社区管理效能；另一方面能够为社区居民创造经济、社会以及各类保障性服务的参与机会，使得社区居民在参与的过程中，提高社区参与意识，增强社区认同感。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参与功能，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有效途径。例如，上海市松江区九亭家园第二居委会针对小区内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成立了由社区干部、社区民警、志愿者、物业公司、驻地经租公司等组成的“管家团”，对小区内的非机动车乱停现象进行巡查和整治，并有效联合社会力量，在小区内安装充电桩，有效遏制和减少了电动车引发的火灾事故隐患，这是社区自治的一次创新和有效尝试。
（四）挖潜社会效能：改进社区社会保障机制。社区社会保障机制是社区在承担部分社会保障职能的过程中形成的工作机制。当前，社区社会保障机制的工作内容多集中在政策宣传、家庭调查、社会福利等方面，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居委会定位不清、政府职责不明、NGO作用发挥不足、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基于此，首先，居委会在社区社会保障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应是具体政策或事务的直接执行者，而应是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构建一个社区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社区社会保障机制有效运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发挥引导和监督作用，协调社会公共资源进入社区，为社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提供政府支持。其次，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离不开专业化的服务，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是社区因缺少专业化的工作团队而不能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二是社会上专业化的NGO不能与社区工作有效衔接。对此，除了借助政府的力量动员社会组织资源进社区以外，还应充分挖掘潜在于社区居民之中的“专业化服务团队”，比如在社区居民中组建“应急医疗服务队” “心理咨询小组” “生活物资保障小组”等民间“专业化服务团队”，在遭遇突发公共事件时，这种社区内部的“专业化服务团队”能够及时有效地发挥应急服务功能。再次，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如人工智能的运用，可以有效解决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现实问题，实现减员增效。最后，统筹资源，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在充分调动社区内一切可利用资源参与社区事务治理时，还应进行顶层设计，形成工作机制，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四、总结
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逻辑一方面要求社区治理必须具备现代化的特点，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顺应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健全社区治理制度，畅通社区参与方式，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另一方面要求社区治理要体现以人为本，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上述两点呼唤一个健全而富含现代化特征的社区参与机制的诞生，它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同时，应该看到，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某些现状问题正在阻碍这一社区参与机制的达成，因此在化解问题的同时，还要寻求路径的铺设，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诚然，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化的社区参与机制进行了路径探索，但受现代性影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难免也会出现多元化和分化样态，这主要体现在社区参与主体方面，当个体的多样性不能被满足，以及社会的复杂性不能被综合性考量，无论何种路径都将面临理想状态和现实困境的双重考验。总之，中国式现代化社区参与机制的建立，不是简单的拟定几条对策，它需要在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和完善，才能顺应时代发展，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社区治理体系。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宋才发.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逻辑、丰富内环与世界意义——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J］.党政研究，2022（06）.
［2］娄成武，谷民崇.城市社区自治：我国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路径［J］.理论探讨，2014（03）.
［3］崔凤.论社会保障实施的社区机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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