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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第735期 作者：□文/蒲瑞钟 时间：2024/8/16 16:57:26 浏览：899次 |
［提要］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区、市）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影响。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呈减弱趋势，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呈相反的趋势。此外，数字化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在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存在门限效应。全国和东部地区存在单一门槛值，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双门槛。东部地区门槛值小于全国门槛值，中部地区第一个门槛值大于全国门槛值。西部地区两个门槛值差别较小，均大于中部地区第一个门槛值，但小于中部地区第二门槛值。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数字化程度；PSTR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7；F8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12月13日
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挑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在全会文件中突出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在收入分配领域亮出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当前，我国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旨在通过改革和创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技术的进步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依托数字化技术，赋能普惠金融向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带动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学界就数字普惠同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展开过大量研究。周璐瑶（2022）通过梳理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进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经济、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减贫的关系进行了总结。还有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城乡的“富裕程度”和“共享水平”，但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不同区域间也存在差异。大量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展开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城乡劳动力流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户创业提高农村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部分学者关注数字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数字鸿沟会对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抑制作用，带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化水平能够减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互联网和大数据，能够降低金融门槛，惠及农村低收入人群，从而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梳理以往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文献发现，大多数文献着眼于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以及异质性分析，对数字化程度门槛在该影响中的作用关注较少，相关的定量研究也相对缺乏。本文旨在通过构建PSTR模型深入研究数字化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弥补现有文献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不足。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乡收入差距受到地理位置、金融市场、政策等多方面影响，在各省份间呈现出不同的现状。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要以农村地区农民收入增加为起点。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呈现出普遍偏低、不稳定与农村地区居民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本身的高风险、脆弱和季节性密不可分。普惠金融较传统金融而言具备的“普惠性”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契机，但受限于农村地区本身的“限制”，其“普惠性”难以充分发挥。
（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普惠金融服务的广泛覆盖和下沉，提升农村金融包容性，便捷农村居民融入现代金融体系，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生产经营，推动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通过提供多元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农村地区居民风险管理能力，对农村地区信用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刺激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假设1：
假设1：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收敛城乡收入差距
（二）数字化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数字化程度反映我国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对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积极的影响。数字化技术升级能够提升金融服务普及率，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减缓金融壁垒，缩小城乡居民的金融服务水平差异，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数字化业务的推进与数字化基础设施密切相关，我国各地区，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呈现出区域之间的差异。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普惠金融在城乡收入差距收敛中存在数字化程度门槛，并且门槛值在各个区域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二、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差距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选择城乡收入差距，采用泰尔指数来评估我国各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用Uig表示。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解释变量，采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发展水平，用Fi表示。
（3）转换变量。本文选取数字化程度作为转化变量，采用数字化程度指数反映数字化程度大小，用Dl表示。
2、模型设定。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呈现非线性特征，采用面板平滑转化模型能够有效地测度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的非线性影响，因此本文选取面板平滑转化模型进行实证回归分析。模型表达式如下：
Uigi，t＝αi+β0ln（Fii，t）+■βjln（Fii，t）Gj（Dlji，t，γj，cj）+εi，t （1）
其中，γj为转换函数的斜率系数（即平滑参数），γj越大，转换函数斜率越大，表示不同区之间转换速度越大；Gj为位置参数；γ为转化函数的个数。
在进行模型回归前，需要进行非线性检验，检验参数个数及确认转化函数个数，从检验结果选择最优模型进行估计。
（二）实证分析
1、模型前设条件检验。对模型（1）进行线性检验。以数字化程度为转换变量，构建模型（1）～模型（4），用于验证我国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是否存在差异。
通过表1的结果可得知，当位置参数假设为1和2时，模型（1）和模型（2）均否定了γ=0的假设。在位置参数为2的情况下，模型（3）和模型（4）也否定了γ=0的假设，这表明所构建的非线性模型的假设是成立的。此外，通过对γ=1的检验，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所有模型的转换函数个数均为1。（表1）
2、模型位置参数的数目检验。模型（1）、模型（2）的位置参数尚未确认。根据选取标准，选择较小AIC值和BIC值对应的个数作为最终模型位置参数的个数。由表2可知，模型（1）的位置参数为1，模型（2）的位置参数为1。同时，模型（3）、模型（4）根据上述标准选择的位置参数个数同表1的结果相一致，位置参数个数为2。（表2）
3、分析回归结果。根据确定的转换函数和位置参数个数，表3呈现了面板平滑转化模型的实证结果。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线性部分的系数显著为负，非线性部分的系数显著为正，但绝对值低于线性部分的系数，表明当数字化程度跨越门限值99.46（e4.5587）后，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力度缩小。可能是由于在数字化水平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主要依靠普惠金融的基础，依靠个人支农贷款和创业担保贷款等业务对农村地区给予金融支持。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升，农村地区原有的蓝海市场得到开发，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意识提升，同时线上业务的初步推广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创造了“红利期”，这一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较快，能够充分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农业生产环境。跨越门槛值后，数字化业务的扩张期结束，市场空缺减少，竞争加剧，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减弱。（表3）
分区域分析，当东部地区数字化程度跨越门槛值89.63（e4.4963）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减弱。同全国相比，东部地区门槛值小于全国门槛值表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较全国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期较全国短。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机构的设立数量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上居领先地位，因此能够更早地发挥出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中部地区数字化程度存在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02.06（e4.6256）和462.99（e6.1377）。考虑到2011～2021年各省份数字化程度指数最大值为462.23，低于第二个门槛值，可以得出结论：当数字化程度指数未达到第一个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较为显著。然而，当达到第一个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减弱。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中部地区金融市场基础和数字化技术均弱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期较长。伴随着数字化技术提升，金融机构线上业务初步成形，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素养、风险管理意识得到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开始趋缓。
西部地区数字化程度存在双门槛，门槛值分别为226.90（e5.4245）和226.92（e5.4246），两门槛值之间差额较小，西部地区表现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发挥较强的收敛效应。这一现象可能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关。西部地区农业经营生产承担了较高风险，但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需时间更长，数字普惠金融更依赖于数字化技术的提升。
此外，模型（1）~模型（4）中斜率系数显示，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收敛作用以较缓慢的速度释放，而其他地区以较为适中的速度释放。
三、结论及建议
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分析数字化程度对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收敛效应。不同地区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存在差异。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全国和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逐渐减弱；相反，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却呈增强趋势。第二，数字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中存在门限效应。具体而言，全国和东部地区存在单一门槛值，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表现为双门槛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的门槛值最低，而西部地区的门槛值最高。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数字化背景下，金融机构应当大力开展线上业务，增加客户基数，通过网络普及金融知识，提升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素养，推动金融业务多元化多样化发展，针对农村地区居民实际情况，有根据地开展个性化的服务，积极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动城乡收入差距减小。东部地区应继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积极推进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各项业务的发展，优化农村地区居民金融资产组合，确保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中部地区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同时，要推动数字化技术升级，带动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应根据实际发展情况，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提供宽松的政策条件，缩小西部地区同其他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周璐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综述［J］.财会月刊，2022（01）.
［2］杨芳.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城乡共同富裕？［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0（05）.
［3］张乐柱，高士然.金融普惠逻辑、数字化转型与城乡收入差距［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01）.
［4］陈昱燃，张桥云，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基于直接普惠与间接普惠的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22（11）.
［5］邓金钱，张娜.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了吗［J］.农业技术经济，2022（06）.
［6］邹新阳，岳慧诗，李伶俐.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分析［J］.金融论坛，2023.2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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