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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差异与障碍度分析 |
| 第735期 作者：□文/范永鹏 张 怡 时间：2024/8/16 17:07:55 浏览：174次 |
［提要］ 本文从数字基础建设、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融合应用等四个维度构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描述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以及差异情况，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对整体水平和各维度水平演进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2）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区域上存在较大差异性，呈现“东高-西低”阶梯式分布格局，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间差异在逐步扩大；（3）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日趋分散；（4）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度是数字技术创新。
关键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熵权法；核密度估计；障碍度模型
基金项目：本文由西安财经大学2022年研究生创新基金一般项目：“基于资源禀赋的陕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YC015）资助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3年12月15日
一、文献回顾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增长到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数字经济的定义最早由美国学者Tapscott提出，他认为数字经济是企业以及个人电子商务二者的有机结合。经历二十多年的发展，数字经济定义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前，数字经济被定义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
目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更多是将其定义为一种发展状态。方维慰认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应当是具有前瞻性、综合性以及联动性的，能反映数字经济增长的转变。赵剑波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阐述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政策供给。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定量研究成果较少，不利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焦勇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进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和动态演进特征分析。付争江使用熵值法测度了陕西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了陕西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李勇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错位修正的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其进行时空演化分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构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同时利用核密度函数探索各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利用障碍度模型寻找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为进一步实现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具有相应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二、研究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本文根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借鉴李勇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23个三级指标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表1）
（二）数据来源与预处理。本文采用2014～2021年30个省（区、市，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省际面板数据，具体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
（三）方法介绍。熵值法是一种从指标数据本身出发依据其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重的客观赋权法。核密度估计是对直方图的拓展，用于估计研究对象分布的密度函数。障碍度模型可以计算综合评价中各评价指标的障碍度，找出限制事物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理清对评价结果产生主要影响的因子，明晰关键制约因素的影响程度，为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计算公式如下：
Dj＝1-zij；hj=Dj×Fj/■（Fj×Dj）×100%；Hj=∑hj
其中，zij表示去除量纲后的数据，Dj表示各单项指标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的差距，Fj表示各具体指标的权重，hj和Hj分别表示各具体指标与各维度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程度的大小。
三、评价分析
（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分析。通过构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计算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综合得分。在四大经济区域中，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部沿海向中部再向西部内陆省份依次递减的规律，其中东北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略低于西部地区。在全国平均得分层面，只有8个省份超过全国平均得分0.157，分别是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和福建省，其中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五个省市年平均得分超过0.24，位居全国第一梯队，说明该五个省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有22个省（区、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比超过73%，各省份之间的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广东省平均得分为0.45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平均得分为0.071，二者相差5.4倍，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两极分化极为严重。在各地区年平均增速层面，西部地区省份，如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在2014～2021年的年平均增速均为20%左右，分别位列全国前四位，说明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正在全力追赶东部和中部省份的发展水平。（表2）
广东、北京、上海是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具体差异表现在四个维度。广东省在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技术创新投入更多，而北京和上海在数字基础建设和数字融合应用具有更大的优势。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份往往增速更快，如青海和宁夏，数字融合应用水平处于全国中等偏上位置，使其有效缩小与其他省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的差距。
（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空分布及演进趋势分析。图1反映了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区、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的动态演进趋势。2014～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kernel核密度函数的中心点大幅向右移动，从2014年的0.06到2021年0.18，表明各省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逐年提高。kernel核密度函数的主峰宽度不断增加，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布越来越分散。kernel核密度函数分布的拖尾越来越长，表明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距逐渐扩大。（图1）
图2～图5分别反映了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四个维度的动态演进趋势。在图2中，2014～2021年，数字基础建设水平核密度函数图的中心点发生巨大变化，整体上呈现向右移动。将核密度分布图分为两个时间段；2014～2017年与2018～2021年呈现大致相同的变化趋势，即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表明我国各省份数字基础建设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其余三个维度的kernel核密度分布图与综合水平kernel核密度分布图大体一致。以数字产业发展维度为例，数字产业发展维度的核密度函数的中心点逐年向右缓慢移动，表明我国各省数字产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主峰右侧下降幅度急剧减小，主峰宽度逐渐增加，说明我国数字产业发展越来越分散，kernel核密度函数分布的拖尾越来越长，表明我国各省份数字产业发展的差距逐渐扩大。（图2～图5）
四、障碍度分析
（一）目标层障碍因子诊断。根据障碍度模型，计算出2014～2021年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四大维度的障碍度值与均值，衡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度。四个一级指标的障碍度变化较小，整体基本保持稳定。从障碍度均值可以看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障碍度高低顺序为：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基础建设＞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融合应用。
数字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最为显著，是其最主要的障碍维度。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人才是数字技术创新的根本源泉，资金是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存在技术创新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以及底层技术逻辑被替代风险大等问题，制约着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基础建设维度障碍度呈现小幅上涨趋势，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强。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底座。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硬件基础建设和网络基础建设发展态势较好，但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差异不容忽略。此外，长期以来平台基础建设发展缓慢，存在数字平台开放性不足、缺乏监管等问题。这些问题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一定的阻碍。
数字产业发展呈现一定的波动性，年平均值为0.249，总体水平略低于数字基础建设维度。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两大核心内容。随着数字化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开始，以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依托的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数字金融、数字政府等数字化应用场景的产业数字化取得巨大进步，为数字经济增添新动力。
数字融合应用障碍度得分最低，表明数字融合应用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融合应用取得较快发展，尤其是在企业层面的融合应用，电子商务在企业用户数、平均成交额等方面实现跨越式进步。
（二）指标层障碍因子诊断。在指标层层面，由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较多，为了进一步研究影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筛选出我国各省（区、市）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障碍度排名前三名的障碍因子作为障碍度的依据，如表3所示。（表3）
各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指标层存在较小的差异，障碍度数值排名前三的障碍因子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收入占GDP比重，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投资力度，高技术产业R&D人员全时当量。
五、对策建议
（一）构建地方特色数字产业体系。根据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培育壮大地方数字经济产业，构建地方特色数字产业体系，努力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数字经济新优势，缩小地区之间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差距。
（二）始终坚持数字技术创新。创新是第一动力，切实增强数字化创新引领能力，做好高层次数字人才培养和引进，充分发挥资金、技术和人才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信息安全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
（三）加快推动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加快数字平台基础建设，提高数字平台开放性与共享性，同时增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建设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共享体系，推进主体之间、地区之间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数据资源共享共用。
（四）明确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制约因素的影响程度，加大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以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投资力度，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减少障碍。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成，张华迎.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去年达50.2万亿元［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04-29（001）.
［2］Tapscott D.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M］.New York：McGraw Hill，1996.
［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发布［N］.人民邮电，2020-07-06.
［4］方维慰.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2019（11）.
［5］赵剑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政策供给［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4）.
［6］焦勇.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J］.经济体制改革，2021（06）.
［7］付争江，郑之琦，屈小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统计与决策，2023.39（13）.
［8］李勇，蒋蕊，张敏，等.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3.39（04）.
［9］姚成胜，滕毅，黄琳.中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2015.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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