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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学术界对海外华商研究综述 |
| 第736期 作者：□文/贺永华 时间：2024/9/2 9:03:19 浏览：118次 |
［提要］ 虽然国外学界对“海外华人”的研究早已有之，但关于“海外华商”的学术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国外学界在海外华商的文化属性、华商战略、华商网络等方面研究成果斐然。本文尝试对国外学界有关海外华商的研究进行学科领域和理论视野方面的梳理，并将其与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认为国内外的海外华商研究还需进一步扩大华商研究对象和空间、加强国别研究、建构更具有解释力的华商理论体系。
关键词：海外华商；华人经济；华商网络；学科视角；理论视野
基金项目：2023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爱国爱港力量的历程和经验研究”（项目编号：GD23YDS04）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1月23日
海外华商是指从事商业、企业经营与贸易的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尽管“海外华人”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话题，但真正对“海外华商”的学术研究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领域、理论视角对海外华商展开了研究，主题包括华商的历史、华商网络、华人企业集团、华商的商业运营、华商战略、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等，本文将尝试对国外学界关于海外华商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将其与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以期对国外的海外华商研究现状有个较为系统的介绍与评述。
一、学科视角与研究内容
由于海外华商的特殊性，国外学者们从商业、历史、地理、人类社会等多元视角对海外华商进行研究。
（一）商业视角。商业视角是国外学界最早切入也是研究最多的视角之一。研究者从商业视角对华人资本主义精神、华商网络、华商全球化与跨国实践等主题进行了研究。
对华人资本主义最著名的阐述是Redding，他提出华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可识别的价值观和行为，是将他们与东南亚的其他文化群体区分开来的重要特征。他认为华人资本主义是独特的，因为它既植根于中国文化，也植根于不同环境的政治和制度历史。中国家族企业是一种应对高度政治化、不确定性、不稳定和非结构化商业环境的机制。Menkhoff等考察了亚洲华裔企业家的商业行为，分析了东亚和东南亚市场文化迅速融入全球市场体系对华裔企业家及其家族企业、企业集团和网络关系构成的挑战。
族群网络构成了一种社会资本形式，被许多学者认为是许多海外华商成功的核心。哈佛大学Kao将环太平洋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华商网络称为中华共同体，并认为它构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Weidenbaum和Hughes分析了华商如何利用不断变化的威胁和机遇在亚洲打造新的经济超级大国。Olds和Yeung分析了华商网络是如何被一系列具有国际商业维度的参与者网络塑造，他们认为华商网络越来越多地嵌入到一系列国际商业行为体网络中，这些网络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信息和资本流动，而这些行为体网络形成了所谓的“竹网络”。
华商全球化及其跨国实践也是学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Yeung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过程，一方面它对华人资本主义在东南亚的实践和社会组织构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为华商企业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接着，Yeung和Olds进一步指出，东南亚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联盟、全球化进程的相互渗透以及中国大陆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参与者的崛起导致了东南亚华人企业更加全球化的方向。Dahles认为混合跨境战略似乎是华人二代和华人三代企业最突出，同时也是最成功的跨境战略，它代表了资本主义、文化和新加坡政府的政治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完美结合。Zwart分析了马来西亚华人中小企业的跨国化过程，提出马来西亚中小华商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在进行跨国经营时会在志同道合的人中间创造一个舒适区，这个舒适区是基于身份的，而不是基于种族身份的，他们的跨国“帝国”还包括与那些与马来西亚人有着相同历史和制度背景的人的种族间联系。Liu通过新加坡和日本的案例来强调跨国华人网络与国家之间的多层次相互作用，他认为这种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的蓬勃崛起和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区域化的影响，这加强了嵌入式网络的跨国化，并促进了新型跨国华商企业的出现。
（二）历史学视角。历史维度也是分析与解释海外华商必不可少的视角。学者们运用历史学方法对华人组织和机构、家族企业和华人资本主义等主题进行了研究。
Brown通过梳理19 世纪后期华商管理实践的历史，分析了家庭主义和信息网络如何为中国企业的成功做出贡献。Wellington认为，对华商研究应该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商业模式，他探讨了华商家族企业从帝国晚期至今的核心特征如所有权、控制权、规模、结构和战略是如何与每个时期的环境相互作用的，以及环境变化对华商变化的影响。Hamilton则通过历史的、比较的和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华人经济实践，以及这些实践与日本和西方经济实践的对比。Faure从历史的维度分析了明清时期起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并提出带有意识形态和历史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一词必然是模糊的。Hodder指出海外的中国社会或群体并不独特，也与其他民族的社会或群体没有深刻的区别：他们的物质成功不是“华人性”的结果，而是被有意识地操纵并“转向”贸易扩展和制度化的多元价值观、制度和行动的结果。Yen考察了东亚和东南亚华人企业的性质和特征，如商业网络、家族企业和企业集团、信用和关系等概念，并分析了历史和文化在华人企业的形成和运作中的作用。
（三）人类学与社会学视角。基于海外华商身份的特殊性，人类学与社会学也是国外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分析视角。学者们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海外华商的家庭中心主义、华商网络和关系信用等话题。
Greenhalgh、Susan认为儒家理论是东方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形式，它产生于一种非常保守的政治背景下，反过来又支持一种非常保守的政治。Dirlik认为中国文化不是华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源泉，而是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新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托词，以及遏制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性影响的手段。Tong和Yong等在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企业调查后认为，华商的经济决策不仅仅基于市场考虑，相反，它们嵌入在更大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力量的背景下，这些力量塑造、强化和挑战一组行为或组织结构。新加坡学者刘宏从社会学的视角将华商网络与跨国创业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案例论述了社会联系在全球舞台上形成和维持华商网络的重要性。Cheung通过种族、语言、社团和儒家思想来考察华人虚拟共同体的建设，并分析了海外华人运用其经济和社会资本与东南亚的全球化互动的方式。Yos Santasombat以东盟一体化为背景，从社会学、文化和经济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华人在东南亚的社会资本，以及华人共同体、国内政治与全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理论视野的演变
对于海外华商的特殊历史遗产与商业运营，学者们在分析时也有不同的理论视野，主要有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工具主义、制度主义等思维方式。
（一）结构主义视野。结构主义主要是基于对过去华人在殖民时期历史的分析视角。当时，殖民者分占并开发东南亚，当时的中国封建落后，大量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广东两地的中国人到东南亚地区谋生，基于他们的外来者身份，被殖民者利用成为殖民者与当地居民的“中介商”，结构主义视角就是基于这种殖民体系下的结构性族群划分，因此也被称为“中间商少数族裔”范式。Cohen提出华人移民的流离失所、来自本地族群的敌意、种族歧视和被限制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以及新的经济机会和资本积累带来的新的前景，导致了华人的职业分布更倾向于从事中间人职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居住国的矛盾心理和认同障碍。Tsui-Auch也提出由于离散情境下的生存威胁，作为弱势的少数族裔，华商当时只能依靠亲缘和族群网络进行劳动与商业经营。Yew和Tan指出，华人与原住民之间建立的种族间商业伙伴关系是华商企业生存的战略之一，这导致了人们对种族关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二）文化主义视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东南亚华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发现华裔商人格外重视家庭和亲缘，并以此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因此学者开始尝试用“儒家资本主义”或“华人资本主义”来解释华人的经济成就。华人资本主义常常被描述为“网络资本主义”，学者们常常使用“网络化” “家族化” “灵活多变”来描述此时的华商形象，这种重视家庭和族群联系的分析明显带有“文化主义”的视角。在Redding的著作中，中国大陆和海外背景的中国商人被描述为一个紧密和遥远的跨国社区，在跨越国家边界的商业企业，特别是进入中国大陆时享有特殊的特权，再加上吃苦耐劳和共同的儒家价值观，使华商在大陆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Weidenbaum和Hughes认为，华人家族主义促进了华人企业的成长和族裔商业网络的出现，它们遍布全球，并为华人跨国社区提供了粘合剂。
Yeung在分析东南亚华人商业全球化的过程时，由于提出传统和新元素的变形和重组，形成一种既不像我们所知道的华人资本主义，也不像全球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是形成了一种混合形式的华人资本主义。Koning探讨了华人性在不同代际印尼中小华商商业实践中的意义和差异，他认为这样的商业实践显示了“文化价值观”和“商业最佳实践”的有趣混合。Folk和Jomo考察了中国企业的主要特征：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家族企业、信任和网络，以及假定的亚洲价值观。
（三）工具主义视野。工具主义者则淡化了文化问题，强调理性行为的经济主体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努力。Chang和Tam认为如果条件相当，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与西方人一样，组织的必要性来自于在市场条件下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儒家思想的某种神秘的中国运作方式，中国资本主义的所有关键特征——即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家族企业、关系网络以及中国企业的自由性格——都被淡化了。Dahles也通过对新加坡华商在中国企业失败后所采取的策略的分析驳斥了“文化作为商业成功的载体”的错误观念，新加坡商人采取包容性战略，将西方的管理风格与据称中国的经营方式相结合，以减少跨国投资进入中国的风险。Gomez和Benton还反对将关系网络作为中国企业组织的典型模式的概念，并指出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扎根于他们的居住国，忽视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组织，从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特征提出了质疑。正如Suryadinata提出的观点，东南亚的华人实际上是东南亚人而不是中国人，通过“东南亚化”或“文化适应”，只有少数人仍然是“海外华人”。
（四）制度主义视野。随着全球化浪潮，东南亚华商开始了区域跨国经营，而无论是结构主义视角、文化主义视角还是工具主义视角，都很少提到国家在促进和阻碍华商企业在东南亚经营中的作用。一些学者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开展了研究，并指出国家在该地区的政策和制度实践塑造了企业的经营策略。
Gomez对马来华商的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确定了与马来西亚华人商业运营有关的关键问题包括所有权和控制模式、增长方式，与国家、政治家和其他华商的关系，以及企业在海外的发展方式。后来又提出政治商业的概念，追溯了政治和商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它们对东亚企业发展、腐败和民主巩固的影响。Tan和Yeung（2000）探讨了新加坡华人在中国海南投资的动机和策略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核心作用，提出在个人层面，直接投资主要是受新加坡海南人对海南的文化依恋所推动，而制度层面，新加坡在海南的投资植根于华商网络及其相关机构。Tsui-Auch和Lee通过分析亚洲货币危机前后新加坡和韩国的家族控制企业集团，提出除了现有文献中提到的市场、文化和制度因素外，国家能力和战略在塑造企业集团不断变化的管理结构方面也很重要。Tong重新审视了华商商业网络成功的性质、制度基础和存在的问题，他批判了文化主义，并提出用制度嵌入的方法来分析这一问题。Dahles运用了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在快速变化和矛盾的制度体系下，由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相互作用所塑造的过去的多层遗产是如何被战略性地使用、强制执行、被抛弃，甚至被沉默和重新激活的。制度主义者将文化和族群性视为由政府、商人和社区组织为追求自身目标而创造、控制和操纵的社会现象，华商只是在国家政策引导下，通过区域内交叉的华商网络实施跨国合作经营战略。
三、比较与讨论
国外学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海外华商的研究，当时国内学界只有极少数学者关注这一领域，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国内学界才真正开始研究海外华商，最初的研究主题主要是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相比来看，国外学界关注的话题要广泛和深入得多，学科视角、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
回顾国内外学界对海外华商的研究，在海外华商的文化属性、华商战略、华商网络等方面研究成果斐然。然而从学者分布来看，国外研究华商的学者以东南亚地区学者居多，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其中华裔学者较多。研究范围还是以东南亚华商作为研究中心，近年也有对欧洲、非洲、澳洲、美洲等地区华商的研究，但深度不够，研究人员也较少。同时，对东南亚华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华商，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华商研究较少，因此还需进一步扩大华商研究对象和空间。加之东南亚各国有不同的殖民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环境，因此需要加强对东南亚国家华商的国别研究，对华商探讨应置于所在国环境和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进行考察。另外，国外学界经历了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工具主义、制度主义等理论视野的转换，对海外华商的理论构建仍在探索与修正中，未来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通过对不同国家与地区华商的研究与比较，运用多学科理论与实践，从微观到宏观，建构更具有解释力的华商理论体系。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开始纷纷进行经济改革，东南亚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加之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极度关注，中国也在积极推进各种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6，000多万的海外华人及其复杂的华商网络使海外华商成为联系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也为海外华商研究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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