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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对居民社区信任的影响 |
| 第737期 作者：□文/莫小枚1，2 时间：2024/9/16 9:50:06 浏览：195次 |
［提要］ 社区信任是以社区为空间、基于社区居民之间交往产生的信任，社区信任对城市社区基层治理至关重要。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简称“CLDS”）数据，研究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对居民社区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居民的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度不高，居民的社区信任较高，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对社区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促进居民的社会组织活动参与不仅能够丰富居民的社区生活，而且能够提升居民之间的信任，为社区治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社会组织；居民参与；社区信任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8YBX015）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2月20日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我国由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逐步转变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城市中尤为突出。中国的社会治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社区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社会治理的主要单元。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单位，社区信任的建立是社区治理的主要途径和关键指标之一。
本文所说的社区信任是指在社区这个特定的空间内，居民对本社区内其他居民、社区环境的信任的自我感受和评价。社区信任是一种以空间而非个人作为边界的信任。社区信任的建立是基于社区内部居民的互动、交流、互助和参与，其中参与不仅参与社区活动、社区环境建设，还包括社会组织在社区内开展的各类文娱、体育、知识学习活动以及志愿者活动。本文主要的关注点是居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情况、居民的社区信任以及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对社区信任的影响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关于社区信任，国内外部分学者进行了研究，影响社区信任的影响因素众多，如社区居民的交流互动、社区服务、社区参与以及社区文娱活动等。在国外研究中，帕特南通过社区研究发现，通过社团参与可以培养信任；吉登斯认为，信任与社区、亲缘纽带和友谊的个人化信任紧密相关。在社区里，居民的户籍身份、价值观、人生经历、社区声望、社区交往密切程度、拥有的社会资本以及社团参与等都是影响社区人际信任的重要因素。科尔曼认为，社会网络可以提升网络中的信任水平，但信任提升局限于网络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
国内学者也对社区信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胡安宁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参与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居民对一起参加同一活动的其他居民的“特殊信任”，不能从整体上提升对其社区的信任水平。赵文龙等通过对城市社区进行研究发现，社区人际信任的主要来源是基于社区交往的趣缘信任，但制度信任却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也有学者认为，居民通过积极参与亲朋好友日常的兴趣活动也能够促进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提升个体的政治信任。此外，在不同类型的社区中，信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过渡型社区调研发现，社会交往频率较高的居民其普遍信任高于社会交往较少的居民在农村社区中，居民往往比较熟悉，互动频率整体较高，随着社会交往频率的增加，信任度增加。但也有学者认为，农村社区的人际信任呈下降趋势，信任程度随着关系的距离变远、交往频率降低而逐渐降低。
从以上分析可知，不管是何种类型的社区，如果社区居民交往较少，社区参与度低，社区信任无法形成信任、互惠关系和认同，而社区内居民的互动增加，不论是参加社区内活动，还是参加社区内的社会组织活动，都能进一步提升社区信任。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社会组织活动参与正向影响居民的社区信任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并实施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简称CLDS）。CLDS是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劳动力动态追踪调查，包括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问卷。2018年CLDS样本覆盖我国28个省域（不包括含港澳台、西藏、新疆、海南），包含16，537个劳动力个体、13，501个家庭和368个社区。本研究是针对武陵山片区开展的研究，因而只选取地处武陵山片区的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的样本，在剔除有缺失值的个案后，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量为1，106个。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信任的测量是通过对他人的整体信任水平得出的，具有较高的测量信度。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社区信任，通过询问居民与本社区（村）的邻居、街坊以及其他居民的信任度来测量，采用5级Likert量表进行赋值，其信任程度从高到低赋5到1分，5表示非常信任，1表示非常不信任，在数据分析中将其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2、自变量。社会组织活动参与指居民参与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开展的活动，包括娱乐艺术团体类、体育锻炼类、老人协会、技能函授类团体、知识学习类团体、志愿者团体以及宗教类团体等，由于老人协会、技能函授以及宗教类团体的人群比较单一，所以只选取了其他四类活动。在问卷中，询问居民过去一年，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频率情况，赋值1～5分，1=从不，2=一年数次或更少，3=一月数次，4=一周一次，5=每天。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变量取娱乐艺术团体、体育锻炼类、知识学习类团体和志愿者团体四类团体得分相加，取值为4～20分，在数据分析中将其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发现，社区信任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受到年龄、性别、户口、婚姻状况、教育程度以及经济收入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以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更好地探索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对社区信任的影响。文中涉及的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样本统计特征值如表1所示。（表1）
（三）分析策略。本文借鉴陆方文等关于因变量为幸福感或者信任等有序变量时采用线性OLS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社会组织活动参与情况分析。如图1所示，居民社会组织活动参与总体情况一般，得分为4的居民超过70%，这说明这四类社会组织活动从来没有参与过其中任何一类的居民超过70%，居民的总体参与率比较低。而且，一年参加数次的居民约20%，一月数次和一周数次的居民更少。（图1）
此外，居民参与社会组织活动存在个体差异。如图2所示，从性别上来看，女性的参与度略高于男性，可能是女性更喜欢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从图3来看，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存在户籍差异，相比农业户口的居民，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参与度较高。从图4可知，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在个体婚姻状况上也存在差异，未婚的居民参与度高于已婚的居民，这可能是由于已婚的居民会由于家务劳动、照顾孩子老人等事务占用休息时间，而没有更多的空间去参加社会组织活动。从图5来看，研究生学历的居民社会组织活动的参与度最高，而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居民参与度最低。（图2～图5）
（二）居民社区信任分析。如图6所示，居民的社区信任度整体上呈正态分布，居民的社区总体信任度较高，均值为3.59分。选择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居民超过56%，不太信任的只有不到8%，而非常不信任的居民不到1%，因此整体上居民的社区信任度较高。（图6）
此外，居民的社区信任存在个体差异。如图7所示，从性别上来看，男性的平均社区信任度略高于女性。从图8可知，居民的社区信任存在户籍差异，相比农业户口的局面，非农户口的居民社区信任度更高，这可能是因为非农户口主要在农村社区，相比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大家相对熟悉，彼此知根知底，因而信任度较高。从图9可知，未婚居民的社区信任度略低于已婚居民，不过差距不大。从图10可知，受教育年限越长，居民的社区信任度越低，但是大专学历居民的社区信任度略低于本科居民。（图7～图10）
（三）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对社区信任的影响分析。表2为居民的个体特征及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对其社区信任的影响情况。模型1整体显著，婚姻状况、教育年限和年收入对数对居民的社区信任没有显著影响，而年龄、性别和户口对居民的社区信任影响显著。从年龄来看，年龄和居民的社区信任呈正相关，即年龄越大的居民，社区信任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的居民，在社区居住的时间越久，与其他社区居民接触和交往较多，彼此更加熟悉和了解，因而更容易建立信任。从性别来看，相对男性，女性居民的社区信任较低，女性的平均社区信任比男性居民低0.118分。从户口来看，相比农业户口的居民，非农户口居民的社区信任较低，平均低0.229分。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相对较小，居民较少，最重要的是农村社区的居民大多相熟，联系和交往较多，因此对同社区的居民更加信任；而城市社区的居民更多是基于地缘居住在同一社区，但彼此的交往和联系相对较少，对社区其他居民的熟悉度也更低，因而建立对其他社区居民的信任也更难。（表2）
如表2中模型2所示，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组织活动参与， 模型的整体解释力（R2）明显上升，且模型整体上仍然显著。其中，核心自变量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和社区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参加社会组织活动越多的居民，其社区信任度越高，社会组织活动参与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的社区信任平均增加0.028分。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往往基于社区，通过与社区居委会合作，组织社区居民在社区内开展相应的文娱、体育、学习等类型的活动，丰富和充实社区尤其是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社区内的居民平时较少有机会与社区内其他不认识、不熟悉的居民建立联系，通过参加社会组织的各类活动，增加与其他居民建立联系的机会，从而增加社区信任建立的基础，通过进一步交往，从而建立信任。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数据支持。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居民参加社会组织活动情况、社区信任以及社会组织活动参与对居民社区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绝大部分居民从来没有参加过社会组织的活动，超过70%，整体参与率较低；第二，居民的社区信任度较高，均值为3.59，超过一半的居民对本社区的居民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第三，社会组织活动参与与居民的社区信任呈显著正相关，居民参与社会组织的活动越多，居民之间的互动越多，彼此之间也越熟悉，因此信任度也得到提升。
随着城市的发展，居民之间联系较少，信任度不如传统农村社区，要建立社区信任难度大于农村，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相关部门加强对社会工作行业尤其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随着社会工作行业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进入社区，进入居民的生活中，一方面解决居民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另一方面满足居民对文娱、体育、休闲生活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社区居民的交流和互助，促进社区信任的提升，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第二，社会组织要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服务水平既包括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更要能够根据不同社区的居民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满足不同类型社区不同居民的需求，从而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促进居民的社区信任，为基层社区治理贡献一份参考。
（作者单位：1.怀化学院；2.西安交通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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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文龙，李丽，刘莉，贾萍萍.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信任机制及特点研究——以某混合社区为例［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01）.
［3］后梦婷，翟学伟.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基于五城市的抽样调查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4（01）.
［4］张露.过渡型社区居民社会信任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7.
［5］刘勤，谢静仪.农村社区信任维系机制的个案研究——广东南海谢村“无人售菜”现象分析［J］.创新，2014.08（05）.
［6］任强.晋西农村社区中的信任问题［D］.太原：山西大学，2016.
［7］张雪霖.城市社区邻里关系性质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06）.
［8］陆方文，刘国恩，李辉文.子女性别与父母幸福感［J］.经济研究，2017.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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