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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探索 |
| 第737期 作者：□文/蒋道霞 时间：2024/9/16 10:56:43 浏览：161次 |
［提要］ 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是形成于商品经济时代乡村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明清徽州乡村的善治和繁荣。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乡村建设、乡村教育、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助力。在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时，需要寻找乡村契合点，弘扬、倡导明清徽州慈善文化；需要结合乡村特点，构建有利于乡村开发与承接慈善行为的有效机制；需要完善政策法规，以良法善治保障乡村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乡村振兴；明清徽州；慈善文化；传承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明清徽州的慈善文化及其助力乡村振兴研究”（编号：2022AH050146）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1月16日
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形成于古徽州地区的乡村，是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实施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新时代，传承好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充分彰显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魅力，为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提供精神动力，必将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是形成于商品经济时代乡村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
（一）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是具有乡村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明清时期的徽州区域基本上是现在的歙县徽城镇（一府）与歙、黟、绩溪、休宁、婺源、祁门六县的范围。“徽州一府六邑格局，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中叶，历经一千多年，形成稳固一体化的地域历史文化圈”。徽州地域多山，宜林木经济，山间土地较肥沃，宜种植粮食作物。同时，明清时期徽州的人口结构主要是中原南迁人口。自汉代至唐朝，中原大户为避战乱纷纷南迁至徽州，将儒家文化、宗族制度带到徽州并成为徽州的主流文化。但徽州耕地面积少、经济来源少，随着人口的增多，明代开始，徽州人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徽商经商致富后，一部分财富回流到徽州乡村。崇儒重教的文化、同宗抱团的宗族思想、徽商经济的发展及徽商对故土的认同，促进了徽州慈善事业的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具有徽州地域特色的慈善文化，如徽商捐资助学、兴办学堂、赈灾、救荒、兴修水利、铺路建桥、疫病流行时延医送诊与施药施棺等善举；善会善堂、公济局、育婴堂、养疴所等慈善组织的设立；通过劝善类楹联、劝善书、劝善戏文等方式倡导“行善积德”。徽州的慈善事业与慈善文化，促进了徽州乡村的建设和徽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先进性，是优秀传统文化。
（二）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形成于商品经济环境中。明清时期徽州慈善文化的形成，与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徽商事业发展的需要有一定的关系。明清时期，随着农业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为了商品交易需要的经济作物生产，如棉花的种植。同时，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如纺织业。随着经济作物的生产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流通与交易就成为必然，带来了商业贸易的兴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商不断发展壮大，徽州人“业贾者什七八”。到清代，歙县“田少民稠，商贾十之九”。同时，徽州山区的林木、竹子、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加工与贸易成为明清时期徽州经济主要特点。“山林材木、茗、栗、桐、漆之属，食利亦无算。” “植茶为大宗，东乡绿茶得利最厚，西乡红茶出产甚丰，皆运售浔、汉、沪港等处。” “杉、漆、桐油，徽人树此为业，凡江浙、南畿之境，油漆、器皿、屋料、木植皆资于徽，而休宁一县多产于西北乡。杉利尤大，凡种以三十年为期，斫而贩之，谓之杉羔，动以数十万计。”商业贸易往往涉及长途运输，长途贩运往往会发生货物和人身遭遇不测，需要重视安全与风险。同宗同源、血缘关系、乡里乡亲之间的互帮互助、相互救济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徽人在外出经商过程中，常常有客死他乡的情况发生，需要徽商之间的救助。这些都让徽商逐步形成了患难相恤、互帮互济的行为自觉，增强了徽商的互帮互助、相互救济的意识。
（三）明清徽州慈善文化促进了明清徽州乡村的善治和繁荣。崇儒重教是明清时期徽州文化的特色，“仁者爱人”的儒家伦理对徽州人及徽商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宗族制度发达、宗族观念极强的徽州，经营致富后的徽商及告老还乡的徽商，往往主动积极地为宗族做善事、行义举，如“赈饥、弛逋、助葬、订婚、施棺、掩骼、设渡、修桥”。明朝时期歙县洪姓商人，名光彭，“贾于吴越间，家稍裕，遂承先志于族党中，捐赀二千金入宗祠，以其息设义塾二堂”。徽商捐输、救助的义行善举，不仅促进了徽州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在慈善事业方面也起到了行为示范的作用，培养了徽州人行善助人的善良品德，为徽州乡村宗族社会的治理注入了善的基因，增强了徽州宗族的团结与凝聚力。由于崇儒重教是徽州商人的基本特点，因此徽商非常重视并慷慨捐助宗族子弟的教育。“明清时期，徽州的家塾、族塾、义塾、义学等遍布城乡各地，而这些大多是徽商出资兴建的”。徽商对教育的捐助和支持，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为徽州宗族子弟考取功名、经商创业，提供了人才成长的条件和环境。其直接效果是明清时期徽州地区人才辈出，如“明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452人、武进士56人，清代徽州中文进士者计有684人、武进士111人”。同时，徽州教育的发展也提高了徽州人的文化素质，为明清时期徽商事业的发展及徽州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徽州的理学、医学、朴学、篆刻、三雕的充分发展。
二、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传承是乡村振兴不可忽视的助力
（一）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有利于助力乡村建设。徽商对徽州家乡建设的慷慨捐助是明清时期徽州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明清时期徽商大行善举，捐款捐物，甚至亲力亲为，建书院、修水利、修道路、建桥梁、修宗祠、立牌坊、建学校等。如清代休宁陈村商人陈志宏，“好善乐施，行贾六合县，捐重赀以修学宫，制府尹公以功升隆黉序奖之。村之对河，路通婺源，向募船通济，迄无成绪。独捐田租，立义渡户，名为造船及渡夫工食之费，而岁修亦取给焉。族中无宗祠，独立捐建，并置祭田”，又如“程立达字以仁，客芜湖。倡复徽国文公祠并督修渔梁坝”。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基本内容，乡村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定能够为乡村建设添砖加瓦。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农村大批农民外出经商、办企业，其中有部分事业非常成功，已经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他们有回报家乡父老乡亲的愿望，传承与弘扬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将有助于激发他们更加积极地慷慨解囊，支援家乡建设。
（二）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有利于助力乡村教育。徽州地区虽然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居民生活在山村中，但就在这样山区环境的乡村，明清时期出现了教育繁荣并领先其他地区的特别现象。这种明清时期教育的繁荣、领先，虽然可能是多重因素的结合，但与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慈善事业有着必然的关系。徽商贾而好儒，重视家乡、宗族子弟的教育，积极捐资于教育，建书院、办学堂、设学田，并对贫寒子弟读书进行资助。如清代婺源商人程世杰，“由儒就商，往来吴楚，稍聚赢余，推以济众。……又念远祖本中曾建遗安义塾，置租五百亩，久废，杰独力重建，岁以平粜所入延师，使合族子弟入学，并给考费，有余即置田，二举经费不下万余金。邑建紫阳书院，捐金千两”；“黟邑碧阳书院，嘉庆十六年（1811年）前令吴君甸华谋于邑中人士，裒费建成，并以余银六万两分发盐典生息，计岁入息金三千六百，以为延请山长修金、生童住院膏火，而邑中之应乡会试者于此中给以资斧”。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首先需要人才，而乡村人才来源于乡村教育的振兴。乡村的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农业专业技术培训都需要资金投入。传承与弘扬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可以激发从乡村走出去的企业家、商人、富裕的人捐助乡村教育。
（三）传承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有利于助力乡村经济。徽州本来是山多地少、道路崎岖、土地贫瘠的山区，但明清时期出现了经济繁荣的现象。究其背后的原因，与徽商的崛起、徽州慈善事业的发达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明清时期的徽商经营的利润有一部分回流到了徽州的乡村故里，如“徽州建筑自成一派，这在一般乡村区域里是罕有的。这里无论是园林、民居、牌坊、亭榭、街坊，这是桥梁、寺观、祠宇都别具一格，这本身就是经济富有的一种反映。而形成徽派建筑的经济基础，无疑还是徽商的雄厚财力”。徽商积极回报家族、故土的义行善举，促进了徽州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如徽商捐资或捐资并亲力亲为修桥、筑路、疏通河道的善举，改善了当地的水陆交通，方便了徽州本地的木材、茶叶、毛竹、徽雕、徽刻、徽砚、徽墨、徽派盆景等徽州特产对全国各地的贸易，同时也方便了全国各地的商品进入徽州。如清代婺源朗湖商人叶上林，“中年贸易岭南，家渐裕。自持俭约，遇善举则慷慨不少吝。杰坑朗湖新岭以西云庵永丰桥，皆独立修造。捐建祠宇、恤灾户、施棺木、造义渡，纷纷义举”。并且，徽商重视宗族子弟的教育，捐资兴学，促进了徽州教育的发展并进而提高了徽州的人口素质，为徽州徽雕、徽刻、徽砚、徽墨、徽派盆景、徽纸的手工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和条件。如“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玄笔、李廷邦墨、旧坑石之砚”。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需要充分挖掘乡村的本土资源，需要充分调动从乡村走出去的企业家、商人回报家乡的热情。激发他们在乡村投资办企业的热情，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乡村居民提供就业创收的机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激发他们捐助乡村交通的建设热情，为乡村振兴创造便利的运输和贸易条件；激发他们投资或捐助于乡村教育的热情，为乡村的人才培养创造更好的条件，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为乡村振兴和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源头活水。
三、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寻找乡村契合点，弘扬、倡导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形成于商品经济环境中的徽州乡村，并且促进了明清时期徽州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明清徽州的慈善文化是乡里乡亲之间的互助、帮扶，体现了乡里乡亲之间的情感。明清徽州的慈善文化是徽商对故土的回报，体现了徽商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牵挂。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乡村情怀。我国广阔的乡村具有培育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土壤和社会基础，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弘扬、倡导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必将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助力。
弘扬、倡导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并助力于乡村振兴，必须从明清徽州慈善文化与我国当前乡村的契合点出发。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形成于乡村；我国乡村的居民与外出创业、经商的人员是同宗同族与乡里乡亲；明清徽州是宗族自治，同样当今的乡村是村民自治。这些是明清徽州慈善文化与我国当前乡村的同质点、相似点。因此，在弘扬、倡导明清徽州慈善文化时要突出“乐善好施” “乡土情怀” “回报桑梓” “振兴家乡”这几个关键点。
弘扬、倡导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对于明清徽州慈善事业、慈善文化、徽商的义行善举，电视、网络、广播等新闻媒体可以进行报道，各级政府及村民委员会可以用文化宣传栏、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可以将明清徽州慈善典型事迹、徽商的义行善举编写成故事等通俗读物，可以加强对明清徽州慈善文化学术研究的支持等。
（二）结合乡村特点，构建有利于乡村开发与承接慈善行为的有效机制。徽州的宗族制度、宗族文化与徽商经济对明清徽州慈善文化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徽州的宗族制度、宗族文化使得明清时期徽州的乡村具有高度的自治功能，为徽州乡村成员自发自愿地互助合作、施行善举提供了组织保障。徽商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宗族文化的影响下，徽商在起步时往往能够得到宗族的支持和帮助，徽商经营过程中往往同宗抱团面对商业风险与竞争。因此，在徽商经商取得成功后自然而然地、自觉自愿回报宗族、回报乡村故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乡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村民自己当家作主、自我管理能够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寻找慈善资源。同时，从乡村走出去的能人、企业家与乡村有着血缘、亲情、乡情等联系，他们从内心里希望家乡的父老乡亲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建设得更加美好。为此，需要重视以下方面：第一，进一步落实与完善村民自治，将有助于开发慈善资源和承接慈善资源，因此村民委员会应该作为乡村承接慈善资源、管理慈善资源的基本主体。第二，进一步培养和提高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完善村民民主管理机制。第三，构建县政府、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承接慈善资源、管理慈善资源的监督机制。
（三）完善政策法规，以良法善治保障乡村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完善政策法规，以良法善治保障乡村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是构建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针对慈善事业的乡村特点，制定发展乡村慈善事业的政策法规时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乡村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建立在善行义举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在慈善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在高尚道德的基础上。因此，在制定乡村慈善事业的政策法规时，需要在倡导慈善行为的同时，对实施慈善行为的人员、企业等主体，进行表彰或奖励。第二，针对善行义举的人士与乡村的血缘、亲情、乡里乡亲的特点，需要在突出村民自治、保障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强调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开发与承接慈善行为的基本主体。第三，建设好自己的家乡是村民和那些与乡村的有血缘、亲情、乡里乡亲连接的善行义的人士的共同心愿，因此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突出慈善资源的民主管理、阳光操作、全过程公开，将有利于慈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将有利于乡村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第四，政策法规可以将县政府、乡镇政府作为“指导”村民委员会的主体进行规定。县政府、乡镇政府可以设置发展乡村慈善的指导机构或专职指导人员，为发展乡村慈善事业出谋划策、献计献策。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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