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
 |
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社
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21号
邮编：050011
电话：0311-86049879 |
|
|
| 金融/投资 |
|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效应分析 |
| 第741期 作者：□文/段 霄 时间：2024/11/16 10:21:08 浏览：12次 |
［提要］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节节攀升，尤其是广大乡村地区更是如此，其对乡村振兴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对两者作用机制进行阐述、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及乡村振兴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测度乡村振兴指标，并利用我国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应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并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因子分析；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5月21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正式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我国要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旨在2050年顺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2023年，央行等多部委发布指导意见，从9个方面对支持乡村振兴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技术手段，加大对利民利农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力度，切实提升乡村地区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打造集物流、商流、资金流与信息流于一体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为乡村振兴发展助力。
一、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概念及作用机制
（一）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相关概念
1、普惠金融。于2003年12月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首次提出，指的是可以使全部市场主体平等地享受金融机构服务的一种分享式的金融服务体系。我国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首次正式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此后就不断地出现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中，国家层面也不断更新出台普惠金融推进发展规划，普惠金融发展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后来，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普惠金融发展逐步迈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阶段。数字普惠金融，以数字经济为依托，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借助信息处理、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数字经济手段，应用在普惠金融领域，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更高程度的普惠金融发展，使普惠金融通过数字经济手段惠及更多人群。
2、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成为目前我国“三农”方面工作的重要指引，一方面有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实现乡村振兴目标，要不断地完善现有政策体系，不断建立健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机制。乡村振兴发展的总要求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5个方面：一是产业兴旺；二是生态宜居；三是乡风文明；四是治理有效；五是生活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乡村振兴息息相关。
（二）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制
1、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交易成本的有效降低，推动资源流动到乡村一线。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信息采集、信用评估、风险定价等系列操作，打破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地理限制，从而大幅度地降低乡村地区金融资源的建设成本，改变原来乡村地区传统金融服务中因信息采集不完善、信用记录缺乏等原因导致的服务效率偏低、服务半径较小的突出问题，通过交易效率的提升使交易成本得到降低，从而推动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流动到乡村一线，促使广大乡村地区可以平等地享受到金融服务，逐步解决金融要素在城乡间配置十分不均问题。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丰富金融服务方式，从而提高金融服务乡村质量。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大大提高乡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效率，充分发挥自身低成本优势，不断拓宽金融服务范围。具体表现为：为乡村地区量身打造符合自身产业发展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进而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持续盈利能力；为农户适配个性化理财产品，从而优化农户资源配置，提高其获取金融服务效率；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在乡村地区投放更多智能终端，将疑难杂症统一交由专业分支机构处理，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高乡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数字普惠金融因其数字技术特点，具有边际成本低、覆盖范围广等天然优势，使其不受时间、地点、气候等外界因素影响，可以无偏地触及广大乡村地区，服务乡村产业各类场景，从而提高乡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传统金融模式下，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农村居民之间信息交流的效率较低，导致营业网点的回报率往往偏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表现得较为明显，但是借助于金融科技支持，依托数字技术手段，乡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得以大大提高。
2、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乡村地区实现消费扩容提质，从而激发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源动力。当前，扩大内需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农村居民因人口庞大、消费基数较小等原因，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主体，而乡村地区消费状况则又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息息相关。具体表现为：农村金融的数字赋能，有利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财富“提低扩中”，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动能，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农村金融的数字赋能，有利于推动金融资源流动到乡村一线，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便利化的金融服务，使数字经济的长尾效应得以完全发挥。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使收入保持正向增长，促进乡村地区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实现乡村居民经营收入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对乡村地区生产要素流动的作用力，可以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营收入的不断增长；二是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实现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赋能手段，可以实现三产之间的融合发展，延长原有产业链，壮大企业生产规模，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便利的就业岗位，实现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三是通过其普惠性这一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地缓解乡村地区金融市场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积极提升农民创新创业自主性的同时，可以带动农村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实现双增长。因此，本文基于以上作用机制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及乡村振兴发展现状分析
（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蓬勃发展，我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取得瞩目成绩，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节节攀升便是例证。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目前学术界获得较多认可的指数，其最新发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2011～2020年。（图1，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从图1可以看出，2011～2020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表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3个指标总体逐年递增。其中，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由2011年的40.00上升到2020年的341.22，增长7.53倍，年平均增长26.89%；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由2011年的34.28上升到2020年的326.44，增长8.52倍，年平均增长28.46%；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由2011年的46.93上升到2020年的338.05，增长6.2倍，年平均增长24.53%，3个指数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均超过20%水平，属高速增长。但显而易见的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3个指标的增长率均总体呈现出先快后慢的态势，前期增速很快、后期增速逐渐减缓，有些年份、有些指标甚至出现小幅下降的情况。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得到了大力发展。
（二）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现状。根据乡村振兴发展的5个总要求，本文将从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等5个方面探讨我国乡村振兴发展现状。
1、产业方面。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总要求，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指标是产业兴旺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乡村的机械化利用水平以及乡村的农业生产水平。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其指标从2011年的9.18%下降到2022年的7.32%，下降20.22%，年平均下降2.03%，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逐步降低，表明附加值更高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愈加兴旺，乡村产业发展如火如荼；而我国乡村人均农用机械总动力则从2011年的1.50千瓦/人上升到2022年的2.25千瓦/人，增长49.77%，年平均增长3.74%，表明乡村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产业提质提效取得一定成效。（图2，数据来源于中经网，下同）
2、生态方面。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总要求，公共厕所数、生活垃圾处理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标是生态宜居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乡村的卫生情况以及乡村的生活环境等。公共厕所数，其指标从2011年的12.05万座增加到2022年的19.37万座，年平均增长4.41%，乡村公共卫生得到逐步改善；生活垃圾处理率，其指标从2011年的67.02%增加到2022年的99.82%，近几年均保持在近100%水平，年平均增长36.88%，乡村公共卫生得到很大改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其指标从2011年的11.80平方米/人增加到2022年的15.29平方米/人，年平均增长2.38%，乡村生活环境得到逐步改善。（图3）
3、乡风方面。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总要求，单位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性支出等指标是乡风文明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乡村文化的总体发展情况。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性支出从2011年的590元/人增加到2022年的1，683.1元/人，增长1.85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0%，略超过同期GDP增长率，展现出了乡村乡风文明的独特一面；单位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从2011年的0.52册/人增加到2022年的0.96册/人，增长84.62%，年平均增长5.73%，乡村文化建设取得卓著成效。（图4）
4、治理方面。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总要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市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等指标是治理有效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乡村治理的重要成果。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从2011年的0.53亿人下降到2022年的0.33亿人，下降36.87%，年平均下降4.1%，其指标值的缓慢下降，表明乡村在脱贫攻坚和治理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而市容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则从2011年的556.23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707.46亿元，2020年更是高达1，130.03亿元，年平均增长率2.21%，表明乡村治理在曲折中徐步前进。（图5）
5、生活方面。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总要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是生活富裕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0.74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2.01万元，增长1.72倍，年平均增长率9.53%，略超过同期GDP增长率，表明农村居民生活更有物质基础；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则从2011年的0.59万元增加到2022年的1.66万元，增长1.82倍，年平均增长率9.89%，略大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水平，几乎保持同频增长，表明农村居民生活更加富裕。（图6）
三、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在当前我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本文以数字普惠金融为载体，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省级层面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充分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以乡村振兴（y）为被解释变量，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x）为解释变量（按照前人惯例，用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予以表示），并且由于影响乡村振兴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为了防止遗漏变量并稳定模型，本文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了部分控制变量：城镇化率（z1），即城镇人口占比，城镇化率越高，城镇对乡村的影响作用越大；财政支农政策（z2），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农林水支出予以表示，财政支农支出越多，乡村振兴发展越有力。基于此，本文建立以下面板数据模型：
y=α+β0xit+β1z1it+β2z2it+μi+εit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主要是中经网数据库以及北京大学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只更新到2011～2020年，因此本文研究时间选取2011～2020年。
（二）乡村振兴指标测度。关于上述实证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y），本文将利用因子分析法，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5个总要求，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如表1所示的5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与乡村振兴呈现负向关系，对上述2个指标进行取倒数处理。（表1）
首先，对上述指标进行KOM检测，其值大于0.7，因此适用因子分析。其次，为解决量纲不同问题，对上述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利用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对载荷矩阵rotate旋转后，得到本文因子分析的2个公共因子，即乡村振兴指标的2个主要影响因素，其累计解释比例为84.46%，较好地解释了乡村振兴指标的影响因素。最后，将公共因子的比例系数作为权重，计算因子分析得分，即为乡村振兴指标值，并将因子分析结果应用于下文的影响效应分析中。
（三）影响效应分析。利用stata软件对建立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与混合OLS模型比较，得出固定效应模型更为适用的结论。其次，对面板数据进行随机效应模型与混合OLS模型比较，得出随机OLS模型更为适用的结论，并通过Hausman检验，最终得出本文面板数据更适合用固定效应模型的结论。本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上述实证结果充分验证了本文假设的正确性，即数字普惠金融确实可以显著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回归结果p值小于0.01，说明两者关系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而且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乡村振兴指数将提高0.0051个百分点。另外，回归结果还表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将会对乡村振兴产生积极作用，促进乡村振兴发展，而财政支农政策则表现出对乡村振兴发展的挤出效应，这可能是由于财政支农政策的不协调、不系统所致。
四、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存在正向影响，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越发展，乡村振兴就越有力有效，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发展十分重要。一是加大乡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坚实基础，因此各地方政府及金融机构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资金扶持力度，坚持创新与融合理念，利用好数字化手段，建设与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适应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实现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数字化，充分发挥好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尤其是要在提高乡村地区互联网覆盖率、促进智能化移动终端设备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着手，推动“数字下乡”，为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二是完善乡村地区征信体系，降低乡村地区金融风险。一方面要不断建立健全乡村居民信用数据库，充分利用好大数据等数字化手段，统一采集、统一录入、统一管理、定时考核评价，约束乡村居民信用行为，并逐步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完善乡村地区征信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融入乡村提供数据支持；另一方面要不断建立健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制定行业规则，明确参与主体各方权责义务，保护好乡村居民合理合法利益，监管发力、持续加码，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面监管，奖优罚劣、优胜劣汰，千方百计地降低乡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风险。
（作者单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刘金硕，余鸿举，占煜，等.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现状与前景［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3（12）.
［2］赖思遥，笪思萱，李鹤.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J］.南方农机，2023.54（23）.
［3］夏玲.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31省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J］.现代农业研究，2023.29（09）.
［4］赵春江，曲鸿源.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优化研究［J］.理论探讨，2023（04）.
［5］孙宸洲，樊亚宾.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J］.中国西部，2023（03）.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