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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
| 第742期 作者：□文/刘文文 张长江 时间：2024/12/1 13:57:25 浏览：10次 |
［提要］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显现出其战略性的生态政策地位。旨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该政策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深入探讨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机理，对于推进该政策的持续性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07～2018年我国县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PSM-DID模型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进行探究，旨在系统剖析该政策对农村农民收入的影响。
关键词：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村居民收入；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5月22日
依据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精神，国家将重点抓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关键工程快速实施计划。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担负着维护与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供给生态产品与服务等核心职责，其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定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布的内容，我国已明确划分了首批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覆盖了共计436个县级行政单元，所涉及面积达约38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陆地面积的40.2%。截至目前，共有676个县级行政单元加入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范畴，占据了全国土地总面积的53%。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着重于以人口密集的村镇及水源保护区为邻近的村落，依据不同情况，分阶段、分层次推动农村生活污水的系统治理工作，并且稳步促进农村环境的全面整治及提质。
一、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研究背景
2010年，国家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是我国整体国土开发的规划，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中明确了列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地方的名录。根据形势的发展，2016年国家同意再增加一部分县（市、区、旗）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目前，被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畴的地域总数已达676个，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比例高达53%。党的十八大报告初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概念，并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驾齐驱，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实践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事关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更涉及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是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面对当前全球性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恶化等挑战，我们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链条深度融合，坚持自然法则，推行自然保护，确保走上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这一路径是当代中国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选择。
二、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基本情况
（一）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内容。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需要在天然林区落实保护措施的同时，采取具体实践（如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执行围栏封育制度、加强封山育林禁牧活动及推广舍饲圈养等）模式，以期达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与恢复。同时，恢复退化植被，严格禁止采取毁林拓荒、草原开垦、陡坡耕作、超量畜牧和无序开采矿产等作为开发手段，强调必须在江河源头及其上游地带，着重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并推广植树造林活动，以有效减轻非点源污染的环境压力。大力推行节水灌溉技术和雨水集蓄利用工程，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加强对能源、矿产资源开采项目的监管，加大矿山环境的修复力度，严禁滥捕滥采自然界中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持及重建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其群体的数目与均衡，并增强抵御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
（二）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采取的措施。在开发方面，对所有的开发活动都实行严格的管制，所有开发行为均应以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为先决条件，落实更为严苛的产业环境准入标准。同时，应根据具体区域条件，合理推动旅游业、农林牧副产品加工业以及休闲农业等产业的适度发展。以保证地方政府能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自给能力。开发活动全部要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空间范围内，原则上不再增加新的工业开发区和扩建现有的工业开发面积，已有的工业区要逐步进行改造，成为消耗低、排放少、零污染、可循环的新型生态工业区。
在城镇建设领域，应着重利用现存的基础设施承载力较为充裕的地区，遵循集中布局与集约化开发的原则，坚决禁止无序扩散式的开发行为。同时，政策应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向城镇集中，逐步压缩农村居民点对土地资源的占用。通过加强县级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优化并提升县域范围内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效率与品质，从而实现区域发展的均衡与可持续。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设置
（一）模型构建。本文首先运用Rosenbaum等提出的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基于所有县级单位的特征值，构建Logit模型，进而计算各县成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概率，即倾向得分。随后，通过匹配概率相接近的县级单位，确保了控制组与实验组在比较时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旨在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效果，以期降低样本选择偏差与异质性偏差，确保研究估算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1、倾向得分匹配法。本文先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选择与处理组相匹配的控制组，即通过Logit模型将多个协变量与政策实施的概率相联系得到一个倾向得分值pi（x），构建模型如下：
pi（x）=pr（di=1xi）=f［h（xi）］ （1）
式中，di为虚拟变量（处理组=1）；xi表示i县参与匹配的协变量集；h（xi）为i县协变量xi的线性函数；f［h（xi）］是Logit函数。通过式（1），将多个协变量降维得到i县被纳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概率值，并以此为参照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匹配到与处理组相近的县作为后续分析的控制组。
2、PSM-DID模型。根据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法检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对收入的影响，模型如下：
lnincomeit=β0+β1policyit×yearit+■YjZit+μi+μt+εit （2）
式中，lnincomeit为i县在第t年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对数值；policyit和yearit为虚拟变量，其中policyit用以表示i县是否被划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若是，则取“1”，反之为“0”；yearit用于识别t年是否实施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2011年之前该变量设置为“0”，其余取“1”；Ζit为控制变量；μi与μt分别为地区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β0为常数项；β1为待估参数，它衡量了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若β1＜0，表明减少了农村居民收入，若β1＞0，则表明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即有利于促进当地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二）变量描述
1、被解释变量。本文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对数变换后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2、核心解释变量。policyit×yearit是核心解释变量，用did表示。
3、PSM协变量。为了缓解样本选择的偏差，本文在归纳总结前人关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筛选了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产业构成、金融发展程度、空气品质、生态保护强度等可能影响地区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因素的相关变量作为协变量，并借助Logit模型计算这些因素的概率值进行匹配分析。
4、控制变量。为最大限度减少估计偏差，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政府规模、金融发展状况、地方基础教育建设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量。表1为所涉及变量的具体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1）
（三）数据来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状况和各项特征参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资料为基础详细梳理。采用《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结合省市级统计年鉴及各县级统计公报，系统采集与分析各县域社会经济指标数据。进一步，自然保护区的设立水平及其相关信息，则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自然保护区名录进行综合评析。
四、实证分析
（一）倾向得分匹配结果。采用K近邻匹配（k=3）方法，根据相似倾向评分值将样本进行匹配，以形成与处理组特性相仿的控制组。为确保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结果稳健性，对匹配后数据的平衡性进行了严格检验，结果见表2。匹配完成后，各协变量的标准误偏差均未超过10%，这一现象证明了选取的协变量和匹配策略的有效性。（表2）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分析，所获得的结果详见表3。其中，第一列数据未考虑控制变量对回归分析的影响；随后，研究逐步纳入控制变量，以深入探讨其对模型的影响。至第六列时，已包含所有预设的控制变量。当综合考虑所有控制变量后，得到的估计系数接近0.036，并且该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发现揭示了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相对于未被纳入的县市而言，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达到了3.6%。在纳入控制变量之前与之后的实证分析中，差异分析（DID）的系数估计均显著，而且估计值相近，证实了国家重点功能区政策的实行对于推动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明显效应。最终，农民收入的增长效应超过了由于环境管制带来的经济增长的限制效应，促进了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转换，实现了生态建设与农民收益提升的双赢局面。（表3）
（二）平行趋势检验。为了验证双重差分模型的适用性，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模型的平行趋势假定进行验证。具体而言，构建政策变量policyit与各时期哑变量的交互项，并通过设定回归模型来估计该交互项系数的大小。为规避共线性问题，本文排除了2010年的数据，并以此年为基准进行回归估计。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介入前的交互项回归系数统计上并不显著异于零，这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定前的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收入变化趋势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两年时间内，相应的交互项系数显著增大并为正值，表明平行趋势假定得到验证，同时揭示出政策效应的实现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划定为研究对象，以全国1，598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PSM-DID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是：整体来看，创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明显提高了乡村居民的收入，与没有设置的乡镇相比，其人均纯收入提高了3.6%。这说明，建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既要考虑生态保护，又要考虑农户收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乡村振兴。
（二）政策建议
1、结合实际，优化生态功能区建设。在筹划国家关键生态功能区域规划框架的过程中，应当深化顶层规划设计，兼顾地方施政自主性，平衡农户、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考虑到我国关键生态功能区域跨度大、类型繁多，且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资源赋存差异显著，因此国家层面应构建一套涵盖主要目标定位、调控政策原则和综合评估标准的指导性框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一种创新的评估模型——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作为核心考量指标，并依此分析评估该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此同时，应结合区域具体情况，对关键生态功能区建设实施细化管理策略，体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旨在避免“一刀切”现象，确保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户经济收益的互利共赢。
2、做好重点区域的工业支持工作。针对关键地区实施精准的工业扶持策略，通过挖掘和培育适宜的产业，不仅有助于激发农民增收潜力，进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在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的前提下，各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应依托本区域独有的地理与自然条件，规划建设一个或多个产业增长极，进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区域内外传递与扩散，有效提升地方居民经济收入水平。
3、生态补偿策略。针对具体地理环境及其生态特征，并结合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应制定一套既科学又合理的生态补偿策略。鉴于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维护生态平衡及供应生态产品所承担的巨大机会成本，亟须构建并完善相应的生态补偿体系。 （通讯作者：张长江）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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