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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量化研究 |
| 第743期 作者：□文/施晶益 时间：2024/12/16 14:09:23 浏览：16次 |
［提要］ 数字政府建设旨在数字时代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本文以长三角地区11项有效的数字政府建设政策为评价对象，基于PMC指数模型建立数字政府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对政策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在11项政策样本中有5项政策等级为A级引领型，6项政策等级为B级优质型，各项数字政府建设政策制定的目标明确、依据充分，但在政策时效、政策内容、政策领域、政策保障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关键词：长三角；数字政府建设；PMC指数模型；政策量化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6月20日
目前，随着新一代信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技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与“数字政府”相关的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PMC指数模型建立数字政府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研究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情况，从而打造具有长三角地区特色的数字政府，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一、文献综述
不少学者对数字政府多个领域进行研究。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概念定义的研究，毕娟、王鹏（2023）指出数字政府的核心特征是政府治理理念、职责、边界、组织形态、治理手段等的转型过程，或是根据数字技术给政府带来的创新，关键是数字技术对政府组织架构、运作方式等产生深刻影响；葛文峰、冉启英等（2024）认为数字政府的实质是数字思维和现代公共治理理念的结合，是转变政府职能和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途径，而非单纯的数字赋能。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政策的研究，周巍、张美丽（2023）利用政策评价理论对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进行文本挖掘，认为政策规划合理、内容全面对数字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王兴宇（2023）基于数字政府改革政策，构建政策采纳时间史分析回归模型，发现技术、组织与政策创新采纳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王晓倩、郭涛（2023）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省级数字政府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指出政策在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概念定义进行深入探讨，为本文理解掌握数字政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研究运用PMC指数模型构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对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优劣势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解决措施和建议。
二、PMC指数模型构建
（一）政策文本收集。本文收集整理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政府建设相关政策文本，以“数字政府”为关键词，在各政府网站、北大法宝等网站搜索引擎进行全文检索，并将收集到的文本进行筛选。最终确定了9项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地方政策文本和2项中央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并按发文时间对政策文本进行整理，具体政策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安徽省“数字政府”建设规划（2020-2025年）》《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浙江省数字政府建设“十四五”规划》《上海市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江苏省“十四五”数字政府建设规划》《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省政府关于加快统筹推进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数字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行动方案（2022-2024年）》。
（二）评价指标选取。根据Ruiz等提出的Omnia Mobilis假设，认为政策评价模型不能忽略任何相关变量，需要全面考虑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变量。本文结合数字政府建设相关政策的内涵特点以及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构建PMC模型评价指标体系，该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指标体系包括10个一级指标和42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包括政策性质、政策时效、政策领域、政策内容、政策保障、政策对象、政策评价和政策视角；二级指标包括预测、监管、建议、描述、引导、数据公开共享、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等指标。如果数字政府建设政策中包含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则给该项内容赋值为1，不包含二级指标则该项内容赋值为0。
（三）计算PMC指数。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样本政策PMC指数按以下四个步骤进行计算：首先对评价体系中二级指标进行赋值，建立多投入产出表；其次根据二级指标所赋的值计算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的值；再次得出样本政策PMC指数的值；最后计算出PMC凹陷指数。
X～N［0，1］ （1）
X=｛XR：［0，1］｝ （2）
Xt■■ t=1，2，3… （3）
PMC=［X1■■+X2■■+X3■■+X4■■+X5■■+X6■■+X7■■+X8■■+X9■■＋X10］ （4）
PMC凹陷指数＝10－PMC指数 （5）
根据以上步骤，对所选11项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的量化评价等级按PMC指数为10～9为A级引领型，8.99～8为B级优质型，7.99～6为C级特色型，5.99～0为D型发展型的标准进行判别，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表1）
三、数字政府建设量化评价
从整体评价结果来看，在11项长三角地区政策中，5项政策等级为A级引领型，6项政策等级为B级优质型，政策评价得分顺序为：P10＞P2＞P9＞P7＞P4＞P6＞P5＞P11＞P1＞P3＞P8。这11项政策整体的PMC平均得分指数为8.89，评分等级属于B级优质型，表明当前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能够根据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政策目标明确、依据充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对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从政策等级分类结果来看，A级引领型政策有5项。政策P10《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数字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PMC得分指数为9.67，凹陷指数为0.33，最接近“完美型”政策，综合排名第一。该项政策评价体系中的政策性质、政策领域、政策内容、政策保障、政策对象、政策评价、政策工具等方面得分均为满分1，说明该政策更够根据国务院出台的政策内容，结合浙江省具体发展情况以及政府数字化建设现状，对数字政府建设工作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性目标和建议，政策内容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生态等多领域，政策视角相对较全面，结合宏观和微观视角，政策内容覆盖营商环境、互联网监管、基础设施建设等，覆盖全面，具有较好的预测、监管等作用。政策P2《安徽省“数字政府”建设规划（2020-2025年）》PMC指数得分为9.5，凹陷指数为0.5，综合排名第二。该政策评价体系中的政策性质、政策领域、政策内容等方面得分均为1，对安徽省数字政府建设的短期和中期目标进行详细规划，政策对象涉及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但政策保障教育宣传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B级优质型政策有6项。政策P5《上海市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政策措施》PMC指数得分为8.98，凹陷指数为1.02，该政策只对上海市数字政府建设作出了中期规划，缺乏短期和中期的监管指导作用，政策领域只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未进行全面考虑，但政策内容较为全面，包含数据共享和基础设施建设，政策视角从宏观和微观出发，较为全面。政策P11《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行动方案（2022-2024年）》PMC指数得分为8.61，凹陷指数为1.39，该政策领域广泛，依据充分且目标明确，宏微观视角相结合，但该政策缺乏监管性质，具有预测和引导作用，政策作用的对象可进一步进行全面考虑。政策P1《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PMC指数为8.59，凹陷指数为1.41，该政策从中期和长期规划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目标明确且规划合理，但在创新应用、网络安全和互联网+监管方面需进一步完善，需要加强政策的保障措施，保证政策的预测、引导作用。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各项政策对比来看，各项政策在政策工具和政策视角方面几乎没有差异，但在政策时效、政策领域、政策内容等六个方面分值的差距较大。在对数字政府建设现状进行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政策涉及的领域，制定出既符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性的政策，为之后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四、数字政府建设政策优化建议
通过PMC指数计算分析发现，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在政策评价、政策工具、政策视角方面做得较好，而得分较低的指标主要是政策时效、政策内容、政策领域、政策保障。为进一步优化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基于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注重政策时效，合理规划政策目标。11项政策中大部分只涉及长期或中期目标规划，只有《江苏省“十四五”数字政府建设规划》一项政策从短期、中期和长期出发，不仅对短中期目标进行详细规划指导，还展望至2035年全面建成“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现代一流数字政府。数字政府建设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注意政策时效，立足于数字中国战略全局，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数字政府建设意见并结合长三角地区各省具体情况和当地特色，围绕数字政府建设的总体目标、建设重点等方面制定具有连贯性和可实施性的数字政府建设发展规划目标，可对长期、中期、短期的目标进行具体规划，以长期目标为导向，对中短期目标进行科学合理的细化。因此，在今后对数字政府建设相关政策内容设计时，将目标具体化、量化，明确数字政府建设具体方向，并注意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实际效果与目标效果的差异，及时对政策进行修改和完善，以确保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推进，打造具有长三角特色的数字政府建设道路。
（二）提升社会公众数字素养，打造多元参与网络。长三角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大部分只涉及政府和企业，应发挥社会和公众在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只有社会层面数字素养全面提升才能真正完成数字社会的全面转型。在数字政府建设期间，需要明确社会工作的切实具体需求，充分吸纳公众意见，在政策制定时作为参考依据，建立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良好互动关系，打造政府、企业、社会与公众参与协同共治。提高社会公众数字素养主要措施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扩大各省内数字资源供给的渠道，让公众更多地接触获取数字资源，加强数字公共产品的开放共享力度；二是开展各类数字学习活动或培训，增强社会公众信息和网络安全意识并掌握基本的网络技术，尤其是老年人对智能手机上数字政府各项事务或服务操作使用率低，政府和企业可合作开展志愿活动帮助老年人群体掌握数字技能；三是不断探索高效的合作机制，充分动员社会和公众参与到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可着重开展具有数字化的政企合作，向多样化的群众需求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公共服务，提高大众数字素养。
（三）加强宣传教育，提供坚实保障。政策宣传可提高公众对数字政府的认知度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参与度，对数字政府建设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作用。长三角地区各省可在后续政策制定中加强线上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案，一方面加强各部门对数字政府建设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参展、座谈会和公益活动等形式，进行数字政务的集中宣传教育，提高政府人员和公众对数字政府的了解和认知度，缩小甚至消除数字鸿沟，为政策的落实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可借助新媒体等数字技术力量，通过官方微博、政务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利用媒体平台对公众进行线上宣传教育，线下提高社会市场公众主体的参与度。
（作者单位：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毕娟，王鹏.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典型相关分析——基于中国各省级区域面板数据［J］.北京社会科学，2023（08）.
［2］葛文峰，冉启英，杨小东，徐阳.数字政府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统计与决策，2024.40（06）.
［3］周巍，张美丽.西北五省（区）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文本量化评价----基于PMC指数模型的分析［J］.情报科学，2023.
［4］王兴宇.“数字政府”政策创新扩散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J］.经营与管理，2023.
［5］王晓倩，郭涛.“工具-目标”框架下数字政府政策研究——基于我国40份政策文本的分析［J］.情报探索，2023（11）.
［6］RUIZ E M A，YAP S F，NAGARAJ S.Beyond the ceteris paribus assumption：modeling demand and supply assuming Omnnia Mobili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Research，2008（02）.
［7］EstradaM A R.Policy modeling：Definition，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22.33（04）.
［8］张永安，郄海拓.国务院创新政策量化评价——基于PMC指数模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7）.
［9］姜景，姜娅新，杜惠.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数字政府研究——基于我国45份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智库理论与实践，202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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