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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业
港城共同演化交互机制及特征
第744期 作者:□文/李颖超1 李 南1,2 时间:2025/1/1 17:53:01 浏览:5次
  [提要] 港城融合共生是港口可持续发展和港口城市振兴崛起的必然选择。随着港口规模不断扩大和城市发展不断增速,港与城的关系日益密切。本文将港口与城市视作两个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开放系统,运用共同演化理论,探究港口与城市共同演化的交互机制及特征,为实现港城共荣的良好发展格局提供新的参照。
关键词:港口城市;共同演化;交互机制;交互特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港城阻滞机理、测度与港口城市高质量发展研究”(23BJY044)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7月24日
港口和城市是相互影响且彼此依赖的空间经济,城市作为区域发展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为港口发展提供必要的设施资源,是港口发展的根基,港口为城市提供贸易等物流服务,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载体和强力引擎。但当前我国不少港口与城市之间仍存在资源不匹配、环境争夺及交通衔接不协调等诸多制约港口城市协调发展的问题,港城关系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比过去更加复杂多样,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港口与城市协同共演对港城良好互动发展至关重要,深入研究港口城市的演化问题具有必要性。
港口是专用功能体,城市则是综合性产业空间,符合生物种群特征结构,二者演化过程与生物进化变化过程存在某种相似性,共同演化理论可以为解析港口与城市互动轨迹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借用生物学的“共同演化”隐喻,也可以形成对港城演化交互机制及特征的全新解释范式。为此,本文基于共同演化理论,探究港口与城市共同演化的交互特征和机制,为揭示港城关系变迁提供新的参照。
一、共同演化的内涵与外延
共同演化最早是生物研究领域提出的概念,指相互影响的两个或多个物种演化路径相互交织,演化轨迹相互适应的持续变化。Norgaard首次将共同演化思想运用到社会经济系统中,此后这一思想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前沿,有学者开始将其扩展到企业、技术、制度等其他方面研究中。由此,生物学上的共同演化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其他诸多领域。
延伸至社会经济系统,共同演化的变量之间必须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机制,一方的变化是对另一方的适应,反之也如此。可见,共同演化关注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种之间相互适应的关系,这一概念涵盖“共同”和“演化”两层含义,“共同”指演化主体分属于不同种群,“演化”强调演化主体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能驱动对方产生相应改变,从而在相互作用和影响中实现共同发展。
二、港城共同演化的交互机制
虽然经济研究领域在引入共同演化理论后对其做了许多修正,但是经典的达尔文范式一直是主流方法,变异、选择和保留三项交互机制被视为演化规律的主要支撑,本文在港口与城市共同演化的论题下将以上交互机制转述为创新、选择及扩散。
(一)创新机制。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新奇作为经济更新的核心动因,正如生物学中种群变异是进化起点一样,创新也是港城共同演化的主要源泉。港口和城市在交互作用和不断适应中,会因自身能动性或适应环境更替而形成改变现有关系结构的需求,这种需求首先会反馈到创新层面。港口与城市的发展嵌套在微观、中观、宏观多个层次中,涵盖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创新也在不同需求层次中被触发,例如港口在效率导向下产生对自身技术更迭革新的需求,近年来出现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就显现出创新驱动的成效,这都会对所在城市的就业市场和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再例如港口为深挖运能而增加单位货量的附加值,就会产生对城市产业优化升级的需求;或者当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导向或市场发生变革,也会促使港口产生适应性创新。港口产生的变异和创新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会被城市感知,要求城市产生相应的适应性变化,最终又会反过来影响港口自身,如是循环,从而相互影响并加速各自创新,这个过程同时体现出港口与城市共同演化互为因果及正反馈的特征。随着港口与城市之间的持续交互,港口功能、技术和模式的创新与城市产业、空间和结构的创新不断涌现,但其也内嵌于初始状态,创新会受到原先存在的市场制度、社会认知以及体制惯性的抵制,创新行为被普遍的模仿行为所排斥。可见,港口城市发展是路径依赖和路径创新兼具的演化进程,依靠两方面的结合实现螺旋递进。
(二)选择机制。选择机制是创新的一种减弱机制,优胜劣汰不仅仅是自然选择,港城演化亦是如此,对港口与城市发展适应性较强的创新会被保留下来,适应性较弱的创新则会被淘汰。港口作为城市的一种资源禀赋,同时也依靠所在城市来运转,与城市中各主体存在密切交往。经过持续的港城交互作用,成功的创新逐渐累积,从而推动港城关系演化。如果这一演化能够更好地契合环境,那么港口城市可以得到良好发展,反之则进入新一轮的共同演化或者趋于衰退。
选择机制有市场选择和政策选择两种机制。市场选择机制以盈利能力为标准,淘汰整合低效而选择优良高效的技术、服务等,通过这种市场竞争性选择来对创新加以筛选,进而推动港口与城市的共同演化。政策选择机制是以政府制定的制度规范为标准进行选择,如港口及临港产业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等,港口建设发展根植于当地的经济体系和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变化会促使港口做出适应性改变,如未能相应改进、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不同机制选择后保留下来的、适应性较强的创新则继续发展进入扩散阶段。
(三)扩散机制。扩散机制的实质是多层级的学习和模仿,描述的是创新的复制过程,是通过选择保留下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各种创新被各主体接受和采用的过程。就像生物遗传性,港口城市也拥有许多“惯例”,但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而改变。在港口与城市的共同演化过程中,城市经由选择而积累下来的“创新”可以通过相互嵌套和多层级互动不断扩散到港口,港口对这些“创新”进行储存、整合与编码,最后又通过港城交互扩散到城市中,形成扩散循环,随着港城互动不断加深,进入“自增强”过程。
扩散机制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区位基础和政策导向,各个港口城市在路径选择和创新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容易受初始条件和偶然因素等的影响,通过采取不同的能动选择以形成各自演化路径和发展模式,并通过自我强化机制形成路径依赖甚至锁定。在积极的演化路径下,港口与城市进入递进优化的良性循环,而消极的演化路径则会导致停滞,此时需要通过路径创新进行“解锁”。由此,港口与城市之间出现“路径创新——路径依赖——新的路径创新”螺旋式演化轨迹。
三、港城共同演化的交互特征
共同演化强调演化主体间通过反馈机制建立双向因果联系,在实现自身演化的同时促使对方产生适应性变化,由此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实现共同发展,这个过程表现出双向或多向因果、非线性关系、正反馈作用、路径依赖、多层嵌套五大特征。
(一)双向或多向因果。港口与城市之间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是共同演化的核心概念,港口与城市并不是各自孤立演化,港口作为城市的一种资源禀赋依靠特定的城市运转,通常与城市演进密不可分,与城市系统中各主体存在密切的交往和接触,港口中的惯例、习俗、道德规范等社会文化制度往往与城市存在双向选择,它们彼此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共同驱动变化,通过共建基础设施、共享资源、共联信息等,港口与城市间形成物质、资源、信息和能量的流动,演化同时进行且相互影响,各种要素交织作用通过反馈机制来影响整个系统的演化方向,从而形成互动型的演化过程。
(二)非线性关系。港口与城市涉及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制度环境等内涵,二者共同演化是由一系列连续的反馈路径构成,各种层次因素的多重影响叠加乘数效应等导致港城演化并非完全同步、亦步亦趋的简单线性关系,而是此起彼伏、有先有后的非线性动态演进,一个要素的变化会造成其他要素难以预料的相应变化,因此整体共同演化方式和路径是难以精准判断和预料的,这种非均衡非线性发展方式使得港口与城市间形成发展张力,实现互动联动。
(三)正反馈作用。港口和城市作为开放系统存在许多相互作用的反馈机制,自身变化的效应会传导到对方系统中并放大,系统中某个要素或外部环境的变化会赋予对方新的动力,从而可能偏离既有均衡状态,港口与城市两大系统在不断的联系和交流互动中产生“正负反馈效应”,最终推动港城系统演化的发展。上述递归型的交互过程使得港口城市的共同演化呈现出环形因果的关系特征。
(四)路径依赖。纵观国内外各大港口城市的发展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港城演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港口与城市二者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的演化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基础、政策背景、区位条件下,港口与城市系统的共同演化容易受初始条件和偶然因素的影响,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并不断强化由此形成路径依赖甚至锁定,共同演化上一阶段的特征内生性的决定下一阶段的变化,交互作用存在一定随机性,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触发产业结构及体制机制等方面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由此打破原有的发展路径。积极的路径依赖可以进入递进优化的良性循环,反之则会陷入长期停滞的恶性循环,此时需通过路径创造来摆脱路径锁定,由此港城演化在“路径创造——路径依赖——新的路径创造”中实现递进发展。
(五)多层嵌套。港城共同演化发生在多个层次上,涵盖异质性主体的宏观层次、微观层次与其外部环境构成的中观层次以及港口与城市两大系统的宏观层次,具体包括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及制度环境等方面的演化,是多因素多层次嵌套耦合的演化过程,通过多层级嵌入,港口系统与城市系统在交流互动中实现演化。共同演化可以发生在同一个层次内,例如通过共建基础设施、共享资源、共联信息,港口与城市间形成物质、资源、信息和能量的流动,也可以发生在多个层次之间,例如生产要素、产业结构等不同层次种群之间的共演。
生产要素方面,城市系统的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港口系统不断扩散和渗透,对于港口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一定支撑,同时港口发展也为城市推进积累资本,城市两大系统在生产要素的交流互动中产生“正负反馈效应”,最终推动港城系统演化的发展。产业结构方面,在区位优势依托下,港口吸引大量先进技术和临港产业进驻集聚,装卸运输等直接产业、临港重工等依存产业和金融保险等派生产业的形成和发展,间接提升了城市大量制造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拉动了物流业、航运金融、保险、经纪等第三产业的崛起,从而影响城市产业结构,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同时城市发展能够带动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运营效率,城市服务产业体系反过来也为港口提供金融保险、信息传输等服务。空间布局方面,港口产业大多集聚在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相对密集的区域,而生产要素的集中通常与城市演进密不可分,港口由于禀赋优势产生的不同区域分工又会促使城市系统产生生活和生产区域的分化。制度环境方面,港口的形成与发展根植于城市的制度环境中,城市系统是制度环境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为港口发展提供公平公正的制度保障,当外部制度环境变化使得港口做出适应性的改变,这种调整又会助推城市制度进行改进和演化。通过多层级嵌入,港口系统与城市系统就会在交流互动中实现协同演化。
综上,港口与城市的共同演化是港口和城市两个子系统以及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与反馈所形成的复杂关系,港口和城市在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的驱动下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与互动,二者在自身发展演化的过程中驱动对方不断产生适应性变化,最终推动港口与城市形成互为因果、非线性、正反馈、路径依赖、多层嵌套的共同演化交互轨迹。
(作者单位:1.华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苏州城市学院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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