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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税降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双元创新 |
| 第745期 作者：□文/陈 安 时间：2025/1/16 9:27:10 浏览：6次 |
［提要］ 利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研究减税降费对于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有显著激励作用。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减税降费对企业开发式创新的影响，但对于减税降费与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
关键词：减税降费；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基金项目：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减税降费对台州制造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编号：23GHB06）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6月6日
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程度不断加深，规模逐步扩大，改革方案也从“结构性减税”到“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进一步发展为“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和“减税与退税并举，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这些都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企业开展形式不同和实质各异的双元创新是企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根据双元创新理论，企业的创新活动可以分为探索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探索式创新是一种大幅度、根本性和激进型的创新活动，具有比开发式创新更大的风险。MOM等指出，双元创新可能是确保企业持续成长的关键战略行动，实施双元创新有利于企业短期生存与长远发展。减税降费能够缓解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现金流，从而带来企业创新产出的提升。经济政策作为政府调整主体行为的重要手段，是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环境之一。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减税降费到底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中蕴含怎样的作用机制，这些问题仍未探究清楚，将是本文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直接影响。税收优惠政策是一种间接激励手段，实质上是政府通过让渡一部分利益给微观市场主体，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或延迟纳税时间来支持企业创新。探索式创新注重摆脱原有技术轨道，探索和开拓新技术，开发式创新聚焦于既有技术的深挖与再利用，探索式创新成果较开发式创新成果更易被吸收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孔军等发现，减税降费政策下企业税负下降对创新产出有显著激励作用，表现为开发式创新产出的显著增加，但对探索性创新产出无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发明专利属于高水平创新项目，创新难度大、风险高，审查周期长，审查标准严格，被授予率低。与发明专利相比，非发明专利创新难度较低，所以企业更倾向于申请非发明专利。李真等认为，地方政府扩大减税降费的供给力度有利于促进本地企业创新，且对利用性创新的激励效果显著大于探索性创新，但2015年明确提出减税降费政策后，企业探索式创新受到的激励效应显著高于开发式创新。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减税降费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即减税降费对探索式创新存在正向作用
H1b：减税降费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开发式创新，即减税降费对开发式创新存在正向作用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企业高管和大股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逐渐提高，高管和大股东将更多的资金投向流动性和回报更高的金融资产，进而挤压了研发投入。而减税降费作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缓解企业负担，增加现金流，提高生产和运营效率，从而推动创新活动的发展。但是，减税降费政策并不是万能的，它的作用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市场需求、技术进步、政策环境等。考虑双元创新的特点，减税降费对探索式创新与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亦会存在一定差异。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为谋求发展，就必须针对核心竞争力和核心技术进行增强，加大研发力度以及生产新产品，减税降费会刺激投资，激励企业提升探索式创新，实施新的创造价值战略。但开发式创新只是在当前条件下改善了运营效率和降本增效，没有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减税降费的微观经济效应会减少企业对于开发式创新的投入，而把研发重心更多地转向探索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促进企业研发人员整合新旧知识，并且当不确定性增大时，企业会倾向于给研发人员更多的信任和自由发挥空间，有利于研发人员更好地发挥创造力，从而为探索式创新的成功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H2a、H2b：
H2a：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减税降费与双元创新的影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负向调节作用
H2b：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削弱减税降费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二、研究与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并根据以下标准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1）剔除掉金融保险类样本公司；（2）剔除掉ST、*ST以及PT类样本公司；（3）剔除掉关键变量研发费用缺失或者异常的样本公司。最终获得3，942家上市企业，共计28，428个样本观测值。此外，为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企业财务和治理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双元创新，包括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借鉴毕晓芳等的测度方法，本文采用企业合并报表当年研发活动中费用化支出对探索式创新进行测度，采用当年研发活动中资本化支出对开发式创新进行测度。
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减税降费，大多是通过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费负担来反映，本文借鉴闫坤等的做法，认为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费负担可以侧面反映减税降费的实施效果，用（支付的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营业收入来衡量企业税负。考虑到减税降费实际含义，本文在实际建模过程中采用反向指标处理方式进行衡量。该变量取值越大，代表减税降费的幅度越大。
3、调节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采用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由于EPU指数是月度数据，为了与其他年度变量相匹配，需要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换算为年度指标。借鉴顾群等的做法，将一年内每月披露数据的算数平均值作为年度EPU指数，并将所得年度EPU指数除以100以保证数量级的一致。
4、控制变量。参考孔军等的研究，本文还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公司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公司成长性、流动比率、无形资产比率、总资产收益率、独董比例、董事会规模、大股东控股、现金持有量、资本支出、年度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为检验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Explora_Invi，t＝β0+β1Taxi，t+∑βkcontrolsi，t+∑Ind+∑Year+εi，t （1）
Exploit_Invi，t＝β0+β1Taxi，t+∑βkcontrolsi，t+∑Ind+∑Year+εi，t （2）
模型（1）、模型（2）是减税降费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影响。其中，Explora_Inv表示探索式创新，Exploit_Inv表示开发式创新，i表示某个公司，t表示年份；Tax是核心变量减税降费，controls表示若干控制变量。α1、β1为核心变量系数，βk为控制变量系数，Ind表示行业效应，Year表示时间效应，ε表示残差。检验减税降费对双元创新的主回归效应是否存在，主要检验α1、β1是否显著。
2、机制回归模型。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减税降费与企业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参照祝树金等的做法，将实证模型设定为：
Explora_Invi，t＝γ0+γ1Taxi，t+γ2EPUi，t+γ3Taxi，t×EPUi，t+∑γkcontrolsi，t+∑Ind+∑Year+εi，t （3）
Exploit_Invi，t＝γ0+γ1Taxi，t+γ2EPUi，t+γ3Taxi，t×EPUi，t+∑γkcontrolsi，t+∑Ind+∑Year+εi，t （4）
其中，EPU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Tax×EPU为调节效应的交乘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第一，双元创新。企业探索式创新的最大值为20.995，最小值是10.955，标准差为1.928，说明企业探索式创新发展并不均衡。开发式创新的最大值为21.962，最小值是13.130，标准差为1.565，说明企业探索式创新发展较开发式创新更为不均衡。从全样本来看，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均值分别为16.530、17.840，前者略高于后者，这说明相较于探索式创新，企业倾向于开展开发式创新。第二，减税降费。企业税负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相差较大，企业间实际税负具有一定差距。这与贺宏等的结果较为类似。（表1）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本文根据公式（1）～公式（4）进行建模，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
模型1为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变量Tax在模型1中的系数分别为3.451，且在1%水平上显著。由此验证了本文假设H1a，减税降费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这可能是因为在探索式创新中，企业通过优化内部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而减税降费可以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利润和现金流，从而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发展。模型2为开发式创新（Exploit_Inv）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变量Tax在模型2中的系数分别为2.387，且在1%水平上显著。同样验证了减税降费与开发式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假设H1b成立。这可能是因为在开发式创新中，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和人力物力，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和产品创新点。减税降费可以缓解企业负担，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自主研发资金，从而促进开发式创新的发展。综上，减税降费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
（三）调节机制回归结果分析。表2后两列汇报了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模型3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减税降费与探索式创新的影响结果，交乘项系数为-0.358，且通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或抑制了减税降费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模型4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减税降费与开发式创新的影响结果，交乘项系数不显著，这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减税降费与企业开发式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明显。这个结论支持假设H2a。这可能是因为由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企业难以确定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经济效益，难以规划未来的投资和创新方向，企业就可能会选择缩减投资和生产，降低创新研发投入，从而减少探索式创新的机会。然而，减税降费政策对于开发式创新的影响并没有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削弱。换句话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影响减税降费政策对开发式创新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对于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可以对促进企业开发式创新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结论支持假设H2b。
四、结语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我国2010～2022年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减税降费对企业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并以环境动态性作为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的外部因素，探究其调节作用，得到以下研究结果：（1）减税降费对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企业所享受的减税降费力度每增加1%，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提高的幅度分别是3.451%、2.387%，即减税降费的幅度越大，越能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对于减税降费与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减税降费对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但是对于减税降费与开发式创新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二）理论贡献。（1）本文讨论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效应。已有相关研究，一方面较少同时关注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两类创新类型；另一方面减税降费的幅度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尚未探究清楚。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扩展了双元创新领域的研究范围。（2）在影响机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融资约束、政府补贴等方面的机制，本研究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条影响路径，更好地揭示了减税降费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内在机理，深化了对减税降费领域的理论认识。
（三）政策建议。本文丰富了减税降费的经济后果与企业双元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亦为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升企业双元创新能力提供启示。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坚持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衡发展。促进现行减税降费政策从碎片化转向制度化，助力企业在复杂的经济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高其灵活应对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减税降费政策的指向性。企业应该切实考虑合理分配用于不同类型创新的资源，以进一步提高其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2）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要更多地向开发式创新倾斜。相关部门可以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的环境实施有效的减税降费措施，引导企业开展开发式创新，通过开发式创新增强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经营水平。为切实提高企业的开发式创新产出，需要对企业创新技术成果进行严格界定，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条件对创新成果的要求。
（作者单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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