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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货币意识形态属性解读 |
| 第746期 作者：□文/杨嘉雯 时间：2025/2/1 14:25:31 浏览：13次 |
［提要］ 货币是人类书写的璀璨历史，数字货币发展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人们将其对未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夙愿植入的结果。当前全球数字货币已经转变为与国家主权紧密相连的虚拟价值符号，这在本质上反映全球的分工结构和社会化的生产关系。数字技术所催生的数字货币拥有不容忽视的意识形态属性，只有结合不同的社会制度辩证看待，才能真正理解隐藏在数字货币表象之下的意识形态问题，并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引领数字货币发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数字货币发展、以新发展理念构建国际数字货币新格局，促进数字货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数字货币；意识形态；发展路向；良性互动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8月17日
一、数字货币发展沿革与问题提出
货币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产物，是由人类书写的卓越历史，这段历史从未中断过，但一直随着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变化而变化。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就此确立，美国一直以来凭借着各国对于美元的依赖，将自身的经济地位转化为巨大的政治权力。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中揭开了意识形态的面纱，将意识形态界定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货币不仅仅提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便利性和交易的效率，而且在本质上更加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持续性衰退，人们对于美元的信心大跌。在这场危机之后，让我们看到了货币范式产生的更多可能性——由于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和加密技术等的巨大进步而出现的全新可编程货币，这无疑是一种“智能化货币”，其中的代表就是被称为“数字黄金”的比特币。而这种全新货币显然也没有脱离意识形态的领域，它的出现是否能够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问题和美国霸权政治问题在这一时间被热议。第三次深刻的变化出现在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数字美元初露头角，政府和企业争夺货币的定义权，新的货币观念变得更加容易被公众所接受，社区货币和天秤币在此时出现。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算法的优化使人类生活转向数字智能化，人工智能极大地丰富了数字工具，加密货币技术降低了货币开发门槛，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始了开发数字货币的尝试，我国也启动DCEP项目，数字人民币自此进入公众视野。
如果将数字货币的斗争只看作是技术斗争，就犯了忽视马克思主义联系观和唯物辩证法的错误，这场斗争的意义远超科学技术层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属性，货币的未来和人类社会的未来息息相关。那么，所有的数字货币都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吗？只有厘清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货币“意识形态化”的路径和生成逻辑，辩证看待数字货币意识形态属性在不同制度下的发展路向，才能够基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深入理解数字货币的意识形态属性，才能够在新时代实现数字货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
二、数字货币的内涵界定及属性划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货币是在长期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指出货币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产物和结果，而货币的关系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实物货币到金属铸币，再到信用纸币，直至今天的数字货币。根据英格兰银行的定义，数字货币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支付手段，是电子货币和实物现金的结合。数字货币是虚拟化、数字化的货币，它是基于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产物。然而，数字货币也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字货币应当包含虚拟货币、加密货币和电子现金，而狭义的数字货币应当只包含加密货币与电子现金。
加密货币的发行主体可以是中央银行和政府，可以是私人和企业，也可以是无发行主体的。根据以上不同的发行主体，其相对应的代表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研发的数字人民币、Facebook主导的数字货币Li-bra和比特币。基于“货币职能论”和马克思的货币本质论来看，研究数字货币就是要在分辨数字货币的职能的同时将社会劳动和社会生产关系相挂钩来进行研究。脸书主导的数字货币天秤币具备了货币的本质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主要职能，但在货币的技术共识、规则共识和安全共识方面尚不成熟；数字人民币可以很好地弥补Li-bra的缺陷，但数字人民币本质上是中心化的，是依靠国家主权信用为背书的；而比特币可能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货币，它更像是一种工作量证明的符号，比特币的获取更多地依靠计算机算力的优化，以哈希算法和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以共识机制和分布式账本作为保证，通过“矿机”的“挖矿”而产生，其恒定数量是2，100万个，不存在增发的可能性，这就赋予了比特币稀缺性，像现实世界的金矿一般。因为比特币的价值创造不与人的生产生活活动关联，打破了唯物史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为上层建筑所服务的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所以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无发行主体的数字货币实际上是无意识形态的。但是，这不代表比特币不存在价值观念，比特币的设计原则、技术特性、社区文化以及社会接受程度等多方面因素表现了比特币拥有者可能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但并没有成为系统化、体系化的意识形态。
除此之外，比特币还存在着不公平性，比特币的前期获取只有小部分人参与和知情，这导致少数人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比特币；同时，比特币的匿名性使得比特币容易被非法利用，它挑战了传统的世界金融体系，打乱了国家对于货币的发行权和控制权，因此比特币不被许多国家接受，这体现在不接受其货币属性，只接受它作为金融商品的属性。但是，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和分布式记账为加密货币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元技术”，它在催生了数字货币的新时代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影响未来的数据存储经济运行以及分配机制，可能会成为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底层设计。比特币的出现为数字货币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和方法，但是数字虚拟世界的建立以及数字货币的价值性规定还需要在具体的实践和虚拟实践中进行规定。
虚拟货币是一些企业和个人会发行的数字化货币符号，用于其生态系统内的支付、奖励或投资，虚拟货币受到特定规则的约束，并仅在其指定的平台或应用上有效，其不属于真正的货币，并不能用于现实世界的商品交换，例如Q币、游戏币和点券等。虚拟货币并不具有金融属性，也不属于本文意识形态属性研究的范围。
电子现金指的是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现金货币，它可以通过网络支付系统进行流通和支付。电子现金是基于银行账户的电子支付工具，是以银行账户为基础的、依靠银行现有支付系统、以身份验证和价值真实验证为关键的电子化或数字化法定货币，电子钱包也是其特殊形式的一种。电子现金具有货币所具有的基本职能。
综上所述，大部分数字货币具有以往货币所具有的基本职能和意识形态属性，数字货币可以一定地衡量和表现商品价值、充当商品交换媒介、充当独立的价值形式并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而被储存起来，这一定程度取得共识，一些数字货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使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世界货币的职能。除此之外，有些数字货币在贮藏上更加便捷和安全，不存在易破损或丢失的风险。
三、数字货币的意识形态属性分析
（一）数字货币意识形态的生成逻辑和双重应用。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其实早已被马克思揭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得出了“市民社会”即社会物质生活关系是政治国家和法的基础的结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进一步细化并系统说明了自己的货币论，并对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劳动货币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表明，改变流通关系必须以改变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为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揭示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按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逻辑关系对应“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及社会制度”可得出执政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因此可得出：当因为经济基础而产生的上层建筑对其进行反作用时，在此基础上作为经济流通媒介而产生的货币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都天然地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当代数字货币亦是如此。
近年来，随着网络通讯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人类踏入5G时代以来，数字技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世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打开了数字货币的新纪元，随着虚拟实践活动的增加，数字货币也加速融入生产生活领域，已呈现出了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就需要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数字货币时代做准备。早期货币作为一种物品交换的媒介，是供人使用的工具，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其本身没有阶级性，不存在阶级或者政治的分野，也不是阶级和剥削产生的原因，而主要是看为哪个阶级所使用和支配，或者说其产生、使用和支配在何种制度下进行。数字货币产生于互联网时代，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迅速发展，数字货币也是现代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衍生和延伸。事实上，数字货币并非价值中立的存在，因为其只有依附于某种经济体制、发行主体、技术支撑和流通环境才能完成现实化表达，从而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履行意识形态职能。同时，数字货币已成为当前网络战争的前沿阵地和重要阵地，复杂因素使得大多数数字货币都在出现时就具有了意识形态属性。
数字货币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却也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自我辩护的凭借，与资本主义进行共谋。在数字货币打造的新体系中，意识形态话语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现在，数字货币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经济生活和网络空间的关键因素，它正在塑造当前的国际局势。数字货币的未来与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未来紧密相连，现代资本主义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数字货币的资本主义应用无疑会给数字资本主义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数字货币创造了更加开阔的网络交易场域，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交往更加密切，人类的历史被进一步加速书写着，数字货币的发展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数字货币无疑也有着双重应用。
首先，数字资本主义和科技巨头对于私人数字货币有浓厚的兴趣，计算机、通讯和加密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货币能以更加低价的成本被创造出来，脸书所创造的天秤币就是典型的代表。以脸书为代表的科技巨头在数字货币的交易方面有着绝对性的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它能够在平台维持数字货币的流动性和价值，更体现在它绝对的数字所有权上，这就使平台发行者变成了信息寡头垄断者。那么，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用户在平台的交易信息将很少用来评估风险，更多可能用于使利益更大化，例如平台运用掌握的信息数据分析用户的喜好或者监视用户的行为。另外，超发货币也会是常有的事情，平台企业并不受为民众负责的约束，就像天秤币的盈利性会促使货币协会成员放松资产的安全标准，天秤币其实并没有脸书所承诺的那么稳定和安全。将平台用户变成“免费数字劳工”并不是目前看来最大的弊端，数字资本主义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变成了“经济化身”之间的交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数字资本主义所控制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资本所掩盖，“资本拜物教”升级为“虚拟资本拜物教”。
其次，去中心化成为了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特征，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互联网金融、区块链技术以及数字货币的发展上。以比特币为典型代表，比特币的出现使得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和去政府化成为可能，额定的货币数量使得比特币不存在超发的情况，哈希算法的技术加密和分布式账本的共识机制也使得账本无法篡改。似乎这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但实际上导致了很多弊端：缺少政府的监管使得比特币常用于洗钱、黑市交易和犯罪，同时比特币也会遭到黑客的攻击，这无疑给金融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恒定数量导致比特币的供应量根本赶不上需求量，且比特币不与任何现实资产绑定，其结果就是比特币持续的溢价和不稳定性；匿名性导致比特币的丢失无法找回，缺乏一定的保障体系。
总的来说，尽管数字货币拥有构建数字文明和塑造未来数字世界的巨大潜能，但如果受到资本逻辑的控制，可能会导致数字经济的衰退。因此，数字货币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在这个基础之上，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数字货币是如何转变为意识形态的？数字资本主义又是如何运用数字货币的意识形态属性为自身进行辩护的？如何理解数字货币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矛盾与政治诉求？数字货币的意识形态表现出了哪些新的特征？
（二）数字货币的意识形态化途径
1、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可以大幅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进步要求和西方资本的逐利本质都敦促和鞭策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革新是必然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金融业和货币体系将发生改变，进而改变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新兴技术创造了数字货币需要的一切“组件”，并将它带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和社会系统当中，这极大地便捷了人们的生活，数字货币为生产者带来更加广阔的交易市场，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更高的支付效率，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数据信息，对安全治理、打击犯罪和反洗钱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特性为数字货币赋予了不同于传统货币的价值理念。技术的创新性和先进性使得数字货币成为某些人眼中实现经济自由、摆脱传统金融体系束缚的工具，从而形成了特定的意识形态。
而数字资本主义又打起了自己的“算盘”，利用数字货币形成新的统治和垄断，并通过数字货币使得大众放松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根本原因而引发的弊端和危机的警惕。首先，数字货币的使用促进了线上交易的发展，看似在安全快捷的数字货币应用中更好地满足了市场双方的需求，使得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焕发欣欣向荣之态，但却使大众忽略了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使人们沉迷在资本主义市场繁荣的假象中。其次，数字货币和电子钱包的申请使用都是自由且免费的，商品的标价和利润也变得更加透明化，表面上缩小了阶级之间的差别，照顾到了民众的个人利益和人身自由，但却进一步刺激消费，消费的信息和记录都变成了用于分析消费者的工具，人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永恒理念——剩余价值最大化，财富进一步两极分化，数字货币变成了资本积累的有力工具，所谓的自由也是一种异化后的“虚假自由”。最后，尽管数字货币为数字消费带来了高效和便利，但它掩盖了算法精确控制的真正含义，导致数字用户的实际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因此，在制造智能数字货币和提供高品质数字服务的过程中，数字资本家实际上也在向公众灌输一种“资本主义无摩擦”的错误观念。
2、政治因素引领理念倡导。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表明，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会保护其经济基础，为巩固和发展经济基础提供政治保障。在特定的情况下，政治因素可能会促进数字货币的进步，政府控制并主导货币制度对于主权国家治理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价值，并为其注入独特的意识形态特质。比如说，某些国家可能会把数字货币看作是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强国家金融主权的关键战略和重要工具，进而对于主权数字货币进行广泛宣传并倡导使用，这将会引领一种社会理念，从而赋予它独特的政治含义和意识形态属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元的霸权地位形成，这除了给美国带来了可观的“铸币税”之外，还不断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输出自身的软实力和硬实力，美元的主导地位让美国能够将国际支付系统作为外交政策手段，西方资本主义通过货币来建立、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霸权地位其实早有先例，如今的数字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只是他们在想办法用数字货币来达成这一成就。例如，新数字货币规模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如果脸书的天秤币成为全球交易货币，其储备就会成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天秤币篮子里的货币是按权重划分的，而美元占整整一半的权重，这个篮子里的货币包含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新加坡币，但并没有人民币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天秤币协会也有权允许或者拒绝个人、组织甚至是政府的交易，这是非常可怕的。
3、社会认同催生群体共识。数字货币的发展改变了当今世界交往的格局，塑造了大众交往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样态。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和普及必然会使得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并接触到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的某些属性（例如匿名性和便利性）的影响下，有些人可能会对其产生认同感，认为数字货币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认同为数字货币的意识形态属性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数字货币的使用促使人们的交往进一步扩大，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加速演进，数字货币将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形势下增加群体共识。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人们的交往活动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加速演进，而这种加速演进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获得更多剩余价值、殖民掠夺和建立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开展的。如今，数字货币充当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大使”。首先，数字货币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了线上发展的动力。数字资本主义凭借其在数字霸权上的无可匹敌的地位，不断地扩大资本主义市场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同时，为了达到资本的增值和实施文化殖民策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利用数字货币来重塑和推广其商品、企业文化、消费观念、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次，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体制和资产阶级的权益，而民众深陷于数字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繁荣”数字货币的世界中，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数字货币传播的核心价值仅仅是数字资本的不切实际的标语。资本主义数字技术对数字货币的渗透不仅为数字货币带来了新的面貌，同时也导致了公众对其的普遍认知出现了偏移。数字货币的出现进一步消弭了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的界限，使民众沦为资本的牺牲品。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女权主义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往往通过强调女性的经济独立和职业成功来体现自己，在消费过程中，商品行动主义成为新自由主义拉拢女权主义的关键工具，用数字货币进行消费和线上捐款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一个典型代表是提高乳腺癌意识的“粉红丝带”运动。
（三）意识形态视域下数字货币的特性
1、主权性和国家意志性。在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是由拥有主权的国家以及超越国家的机构所供应的。在政治理论中，国家和政府对于货币的控制可以在主权学说中找到法理上的依据，国家货币主权意味着国家应当实现对于货币的有效控制，国家货币主权被视为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权性是拥有主权的发行者赋予数字货币的特性，国家意志性是发行数字货币的国家所赋予的。国家意志性是国家为了维护其存在和发展而产生的需求，并通过国家行为和政府行为进行指导，它代表着国家的整体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出，主权性是国家意志性的基础，国家意志性是更加高阶的主权性。那么，区块链技术有能力在不需要依赖中心化权威机构的情况下，完成一系列交易数据的验证，从而实现与传统中心化数据库相同的效能。这表明未来基于各国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区块链技术可以直接解决价值的计算和传递问题。这种无发行主体、去中心化且社区文化不明的数字货币在本文的第二章部分曾探讨过，它们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虽然在未来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数字货币的创造者，但是拥有意识形态属性或者说意识形态化的数字货币必定是由信誉强大、可提供保障的发行主体开发的。
2、安全合法性和流通稳定性。从政治学的视角，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取决于它是否获得被统治者们的普遍认同，与承诺、同意、默许等概念相关。对于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数字货币来讲，合法性是关键，而数字货币的底层关键技术已经给予了数字货币合法的硬性条件——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区块链技术和机器人技术。合法性不仅维护了交易者的权益，还确保了他们受到严格的监督和充分的信息公开。同时，安全合法性也是流通稳定性的基础，流通稳定性无疑是更高阶的要求。所以，意识形态化的数字货币要想进一步发展扩大使用群体和使用范围，将其所携带的意识形态进行传播并产生影响，就必须保证其安全合法性和流通稳定性。
3、创新性和发展性。当今世界有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在经济、金融和货币创新方面走在前列的国家，也在其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数字货币的创新不仅代表发行者拥有强大的科技水平，也代表其文化文明的璀璨和社会机制的健全稳定。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规律指明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够不落后于时代。在这一对关系当中，创新性是发展性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发展性则是更高的要求和目标。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数字货币只有不断创新，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才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累计和树立货币信誉，从而扩大自身的使用群体基数、优化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理念，如此才能发挥作用并更好地维护其所保护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因此，创新性和发展性也是意识形态视域下数字货币不可或缺的特性。
四、数字货币意识形态辨证解读及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线上经济全球领先，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线上办公、线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医疗蓬勃发展并同线下经济深度交融。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积极参与数字货币、数字税等国际规则制定，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因而，围绕数字货币而进行的意识形态属性辨析绝对不能以“原罪论”来下结论，一定要找到数字货币意识形态化背后的根本逻辑并结合不同的社会制度进行分析，从而找到数字货币的发展进路，探索实现数字货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良性互动的方式方法。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引领数字货币发展。数字资本与数字货币之间的结合增强了资本逻辑的主导地位，并通过意识形态的手段将货币使用者的思维和行动纳入资本增长的过程中；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数字货币的“柔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变得难以抵挡，因为它总是把片面的进步看作是全面的发展，用货币的发展来掩盖资本的危机。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数字货币沦为了“帮凶”，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数字货币完全是为了人民和社会的发展而生。因此，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数字货币发展的引领是促进数字货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
其一，以实践创新引领理论批判。要想打破数字资本主义对于大众营造的种种假象，就要以实际发展和经济成果作为底气，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才能让更多国家、地区和民众听到中国的声音。在此过程中，要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货币理论和宝贵经验，做到为我所用，用以提高我国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经济贡献才能更加突出社会主义的优势。
其二，以指导思想填补价值缺失。数字资本主义极大地发展了工具理性，它不仅模糊了人与物之间的界限，更模糊了人与智能工具之间的界限。如若要揭穿数字资本主义的虚假民主和丑恶嘴脸，就要切实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以数字货币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始终坚持群众史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就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的货币发展理念，仅有资本主义所规定物的普遍规则消失后，人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求关系才能真正显现，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其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嵌入数字货币发展全过程。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化的数字货币宣传着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和文明形态，不断蚕食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联系中华民族的纽带，也是最深层的文化认同，只有将其融入数字货币的发展过程，才能在增加数字人民币认同的同时，抵制西方资本主义以数字货币为媒介的文化文明入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实业救国、义利合一都可以为数字货币的发展提供营养，应当将数字技术和数字货币作为工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将中国文化和中国实践融入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数字货币的进步中，以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二）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数字货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原创性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化结合，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也具有体现中国国情的特征，是党的一项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和追求，不同于西方经济体制。因此，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规范数字货币的发展是促进数字货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良性互动的必要之举和实践路径。与此同时，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也可以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强劲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其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护和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一方面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经济体制最显著的差别，数字货币的发展应当保护公有制和国有制经济；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繁荣，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数字货币的发展要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数字人民币要减少对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冲击，采用“两层”的办法，从中国人民银行与商业银行两个方向同时进行改革，实现互利共赢。除此之外，数字人民币的发展要规范并正确对待第三方支付平台，解决因第三方平台而导致银行交易数据流失的问题，扩大第三方平台的互操作性，从而更好地调节供求关系、优化资源配置，面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二，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共同发展。马克思最早提出了虚拟资本的概念，他认为没有现实资本就没有虚拟资本。因此，也可以用“派生”的思路来看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并不是冲突和矛盾的两种经济，而是相辅相成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也会失去根基，同时，二者的发展不总是同频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可能会存在虚拟经济胜于实体经济的情况，但这并不代表应该放任不管。把握好“虚”与“实”的辩证关系，才能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数字人民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数字货币可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带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这对于实体经济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除此之外，数字人民币的发展应加强体制建设和制度建设，以新型货币政策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探索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新发展模式，不断完善数字货币体系体制，从而使政府掌握资金流动信息和相关业务执行进度，全方位提升政府效能，为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使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三）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构建国际数字货币新格局。近年来，美国利用全球对于美元的依赖，将全球金融体系转变为强硬的控制机制，去中心化技术使得美元地位被削弱，没有清算和结算的数字货币会使得美国无法再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网络传播其软实力。美国不仅意识到数字货币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意识到其他国家都想摆脱当前的一系列货币制度的束缚，美国比任何国家都清楚货币的力量以及其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美国试图重建数字货币霸权体系，目前对数字美元的态度由消极转向积极，已逐步开始研究相关方案，但其内部充斥着商业利益冲突和全球货币体系霸权等核心考量。美西方都在争夺新一轮数字货币的霸权地位，一场“货币冷战”已经开启。然而，随着全球经济重心的转变，数字货币的发展路径可能与早期的先驱者们所设想的截然不同。
中国的数字货币正在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形成了一个平行的生态系统，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并驾齐驱，所有这些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而中国并不同于美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中国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并不代表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北京宣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只有同其他国家携手合作，才能与全球共同激活数字经济的活力、构筑国际数字货币的新格局，使数字文明能够惠及全球各地的人民，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体现了中国的责任担当，在未来，中国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对抗数字资本主义的货币霸权角逐，只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国际数字货币新格局才能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那时，数字货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将更加深远持久。
千百年前，中国是法定货币的发源地，回看今朝，中国依旧是数字货币的先行者。中国将数字货币的发展融入世界大环境之中，以数字货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经济和货币的发展走向，也为如何解决国际数字货币体制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不仅基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更体现对全人类的关怀。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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