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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研究 |
| 第746期 作者：□文/杨 欢1 房秋荣2 李 江1 石彦龙1 时间：2025/2/1 14:53:45 浏览：11次 |
［提要］ 新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共进中面临着特殊的后发挑战。基于2010～2020年新疆14个地州市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以及随机效应Tobit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新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二者协同共进的因素。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应根据新疆各地州市发展实际，补短板锻长板齐头并进，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分区差异化提升路径，走符合地方实际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关键词：新疆；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Tobit面板回归模型
基金项目：2023年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编号：2023ZJFLY35）；2023年度兵团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3YB15）；2022年度新疆政法学院校长基金项目（编号：XZSK2022025）
中图分类号：F292；F32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8月6日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为注重城镇化质量，突出以人为本，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政策的城市偏向使得我国城市发展较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滞后。新时代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党的十九大针对新时代“三农”工作新特点，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缓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支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及2022年《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均强调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统筹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强调补齐“三农”短板、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影响、互为联动、相互促进的关系，新时代城镇与乡村的融合发展可通过“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协同实现。学者们着眼于城乡融合理论对“城乡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早期多从“城乡联系”角度探寻城乡均衡发展的规律及影响因素。党的十九大以来，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体系，对 “城乡融合水平” “城乡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探讨城镇与乡村互补互助关系、协调发展规律及影响因素，认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金融、科技创新、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对外开放、政府能力、城乡收入差距等是影响两大战略耦合协调的重要因素。还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了城乡协同发展的对策、路径，提出地区依托式、吸收式、反哺式和互惠式等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破除城乡要素流动障碍、优化要素在城乡间的配置、统筹城乡产业空间布局、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小镇、构建农村合作社新型发展模式、建设“生态优，环境美”的田园综合体等路径，通过内生力、外援力、交互力共同作用，助推城乡协同发展。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边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共进中既面临特殊的后发挑战，又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模式，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充分掌握新疆各地州市“两大战略”的发展程度，测度其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探析影响其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立足新疆区情，认清现实差距，聚焦短板弱项，因地制宜推动新疆城乡高水平协同发展，多措并举实现新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是当前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研究设计
（一）构建指标体系。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根据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遵循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简洁性原则，充分考虑数据可得性和一致性，以新疆实际发展情况为基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表1）
（二）确定指标权重。本文设立新型城镇化（U）和乡村振兴（R）两个综合系统，采用赋权更为客观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具体步骤为：
1、数据标准化。采用 Min-Max 标准化，将数据统一映射到［0，1］区间上，标准化计算公式分别为：
Xij=■，正向指标Xij=■，负向指标 （1）
其中，Xij表示i地区第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xij表示i地区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值，min（xij）表示第j项指标的最小值，max（xij）表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另外，为使标准化后的指标量值不为0，在标准化后的数值上加0.0001做平移处理。
2、计算i地区第j项指标所占比重：
Pij=■ （2）
3、计算信息熵：
Ej=-（■PijlnPij）lnm （3）
其中，m为观测值个数。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Dj=1-Ej （4）
5、指标权重确定：
Wj=Dj■Dj （5）
至此，计算得出各指标权重，结果见表1。
（三）测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及相对发展度
1、综合发展水平测度。根据公式：
Si＝■Wj×Xij （6）
测算得到两系统综合发展指数f（U）和f（R）。
2、相对发展度测算。设相对发展指数为γ，则：
γi=f（Ui）f（Ri） （7）
当0＜γi≤0.8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当0.8＜γi≤1.2时，表示二者同步发展；当γi＞1.2时，表示乡村振兴发展滞后。
（四）测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由于传统耦合度模型被验证存在效度和信度不够的缺陷，本文参考王淑佳等提出的修正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两系统（Yi，i=1，2）的耦合协调度，修正后的模型能够使耦合度尽可能分布于0～1之间，提升分区度和准确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假定MaxYi为Y2，MinYi为Y1，则：
C=■
＝■ （8）
T＝αf（Ui）+βf（Ri），α+β＝1 （9）
H＝■ （10）
其中，C为耦合度；f（Ui）为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f（Ri）为乡村振兴综合得分；T为协调指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反映两系统发展的相对重要性，本文认为两系统同等重要，故令α＝β＝0.5；H为耦合协调度，其值介于0～1之间，H值越大，说明耦合协调水平越高，反之说明协调水平越低。以0.3、0.4、0.5、0.7和0.8为分界点，将耦合协调度分为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6个类别。（表2）
（五）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影响因素模型
1、变量选取。本文被解释变量为耦合协调度H。参考相关研究，综合考虑新疆实际发展情况，最终确定城乡收入差距、政府能力、工业化水平、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水平5个因素为解释变量，同时加入年份虚拟变量t控制时间效应。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表3）
2、模型构建。鉴于耦合协调度值介于0～1之间，即被解释变量为受限因变量，采用随机效应Tobit面板回归模型，同时加入年份虚拟变量控制时间效应。回归模型均使用了稳健标准误，并且为使数据更加平稳，消除模型的共线性、异方差性，避免伪回归，对各变量做取自然对数处理，取对数后不改变数据的相对关系。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Hit=A0+γ1lnurinit+γ2lngovit+γ3lninduit+γ4lnurveit+γ5lnpgdpit+yt+εit （11）
式中，Hit为耦合协调度，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i表示新疆14个地州市；t表示时间（2010~2020年）；A0表示常数项；γi为相关系数；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此外，为便于比较各个因素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对模型回归结果均进行了标准化，得到可以比较不同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相对大小的标准化系数。
（六）数据来源。本文以2010~2020年新疆14个地州市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来自EPS数据平台、历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及各地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数据基本情况，指标体系中涉及的经济数据均以2010年为基期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可能影响。
二、结果分析
（一）新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新疆各地州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均处于较低水平，2010~2020年各地州市两系统得分有一定程度增长，但多数地州市增速缓慢，且各地州市间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乡村振兴发展呈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特征。根据新疆的地理区域，将14个地州市分为北疆、南疆、东疆地区。具体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得分排名靠前的地州市多分布在北疆，排名末尾的地州市集中在南疆，且南疆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内部差异较大，仅巴州发展水平高于全疆平均水平，说明其在城镇化过程中辐射带动作用还需进一步加强。2010年新型城镇化得分最高的克拉玛依市和得分最低的和田地区相差0.389，2020年差值拉大至0.475，地州市间发展差距逐渐拉大。（表4）
新疆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均值为0.375，北疆地区、南疆地区、东疆地区的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均值分别为0.370、0.405、0.306，除南疆地区，其余两区域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指数均值均低于全疆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南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综合得分排名第一和排名末尾的地区均集中在南疆，且发展差距逐渐拉大，2010年得分最高的喀什地区和得分最低的克州相差0.214，而2020年差值则拉大至0.365。从城乡对比来看，2010~2020年新疆多数地州市乡村振兴明显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建设。
（二）新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空间分异
1、耦合协调分析
（1）耦合协调度时序分析。从时间演变看，如图1所示，2010~2020年新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小幅波动，但是整体稳步上升，由中度失调发展为勉强协调，表明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但水平仍然偏低。分区域而言，同一时期，北疆的耦合协调度高于东疆，东疆高于南疆，且南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低于全疆平均水平。对照表2可知，2010年新疆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处于中度失调阶段，2011~2016年上升至轻度失调阶段，2017~2019年再度上升至勉强协调阶段，说明新疆城乡融合发展稳步向好，逐步实现由失调衰退向协调发展的转变；2020年受经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耦合协调度略有下降，但是仍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北疆、南疆、东疆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步调与新疆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北疆地区在2014年最早由轻度失调步入勉强协调阶段；其次是东疆地区，于2017年跨入勉强协调阶段；最后是南疆地区，于2012年由中度失调步入轻度失调阶段，于2018年进入勉强协调阶段。可见，南疆地区在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上与北疆、东疆地区存在一定的差距。总体而言，得益于国家对新疆支持力度的不断提高，新疆城乡融合发展关系不断优化，但是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图1）
（2）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变。2010~2020年，新疆14个地州市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介于0.28~0.71之间，耦合协调度最高仅达勉强协调等级，处于轻度失调和勉强协调状态的地州市居多，水平整体偏低，城乡发展不平衡，差距明显。从空间分布看，14个地州市两系统耦合协调的区域差异逐步缩小。2010年，14个地州市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至轻度失调范围内。2015年，14个地州市两系统耦合协调类型为中度失调至勉强协调范围，区际差距较2010年略有缩小，呈现向好发展趋势。2020年，北疆和东疆地区各地州市全部进入勉强协调阶段，南疆地区处于勉强协调阶段的有2个，处于轻度失调阶段的有3个。总体看，新疆14个地州市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北疆>东疆>南疆的空间分布规律。（表5）
2、相对发展度分析。新疆两系统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偏低，运用相对发展度模型进一步探讨14个地州市两系统相对发展状况。如表6所示，2010~2020年多数地州市相对发展由新型城镇化滞后向乡村振兴滞后转变，说明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疆对乡村建设的关注不够，未充分挖掘释放乡村发展潜力。同步发展型地州市分布较为稳定，昌吉州与吐鲁番市一直处于同步发展阶段，城乡协调发展势头良好，伊犁州直和塔城地区于2020年转变为同步发展型，进入城乡协调发展新阶段。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地州市明显减少，截至2020年，仅南疆3地表现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北疆和东疆大部分地州市表现为乡村振兴发展滞后，说明新疆大部分地州市发展依然存在重城轻乡现象，新型城镇化虽然得到较快发展，但快速城镇化的规模效应并没有充分惠及农村带动乡村的发展。（表6）
（三）新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
1、基准回归分析。从全疆整体看，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政府能力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适度调节有利于促进新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工业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及以工促农进程，进而对两系统协调发展产生影响，地区工业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城乡互促互生；投资驱动对新疆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显著为负，说明新疆在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加大工业投资力度的同时，需关注民生领域投资及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度，协调好城乡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配比例，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经济发展对新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增长是完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推动城乡共建共享共荣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比较回归结果的标准化系数，发现促进新疆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按影响程度（标准化系数绝对值）排序为：经济发展水平>投资驱动>政府协调>工业化水平。（表7）
2、异质性分析。为考察影响因素的区域异质性，对北疆、南疆、东疆地区分别进行Tobit回归分析。三大区域中各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符号基本没有变化，表明模型回归结果稳健可信。对北疆而言，各因子影响程度为：投资驱动>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政府能力；对南疆而言，影响因子的解释力为：政府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投资驱动>城乡收入差距；对东疆而言，影响程度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 城乡收入差距>投资驱动>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始终在三大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新疆各地州市两系统的协调发展。政府能力是促进南疆和东疆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应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完善收入分配职能，促进两大系统协调发展。投资驱动对北疆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的负向影响最大，需分配好城乡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农村吸引力，促进生产要素回流。（表7）
3、分位数回归分析。为进一步阐明各因素对新疆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展开分位数回归分析，分别按照被解释变量耦合协调度的25%、50%和75%分位数划分样本进行Tobit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针对耦合协调度高的样本，还是协调度低的样本，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好城乡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配比例均是提升耦合协调度的显著因素，且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相对更强（回归系数值更大）。在耦合协调度中等的样本Q50中，政府能力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耦合协调度较高的样本Q75中，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工业化水平能够促进城乡协调，可能由于在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财政保障程度相对完善，政府资金支持和以工促农的效益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表8）
三、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新疆各地州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低，研究期内得分有一定程度增长，但增速缓慢，且空间差异逐渐拉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2）新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平稳上升，但水平偏低，研究期内由中度失调发展为勉强协调的初级阶段，现阶段较难实现耦合协调类型的跃迁，耦合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北疆>东疆>南疆的发展格局，各地州市间差异逐步缩小，地区间均衡发展趋势显现，但水平仍然偏低。（3）新疆多数地州市由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向乡村振兴滞后转变，乡村建设明显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步发展型地州市主要集中在北疆，分布较为稳定。（4）从全疆看，政府能力、工业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投资驱动则不利于两系统协调发展，各因素按影响程度排序为：经济发展水平>投资驱动>政府能力>工业化水平。（5）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对南北东疆两系统协调发展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能力是促进南疆和东疆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北疆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受投资驱动的负向影响最大，城乡收入差距会抑制南疆、东疆地区两系统的协调发展，工业化水平对北疆、南疆地区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
（二）讨论。新疆14个地州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偏低，城镇化建设与乡村发展不同步，多数地州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快于乡村振兴发展但仍处于低位水平，新疆城乡协调发展任重道远。今后应因地制宜，“补短板” “锻长板”齐头并进，一方面要打破束缚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枷锁，激发要素活力，更加突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另一方面要创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以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转型谋求乡村发展，同时加强财政支持，加大乡村公共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吸引劳动人口回流，撬动经济活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针对乡村振兴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州市，要协调好城乡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分配比例，注重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打破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桎梏，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发挥城镇对乡村发展的辐射和引领作用，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城乡关系。针对新型城镇化滞后于乡村振兴发展的地州市，应搭建资源要素跨区域共享平台，主动承接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利用现有制造业优势，延伸产业链，并不断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以“产城一体”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实现优势互补，高水平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对于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州市，应以基础设施均等化加强城乡空间联动，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释放乡村消费潜力，刺激地区经济发展，为新疆两大战略的协同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作者单位：1.新疆政法学院经济管理学院；2.中共克拉玛依区委员会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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