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
 |
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社
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21号
邮编：050011
电话：0311-86049879 |
|
|
| 公共/财税 |
| 新市民城市融入研究综述 |
| 第747期 作者：□文/王圆圆 郭汉丁 时间：2025/2/16 15:10:16 浏览：18次 |
［提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新市民已成为城市常住人口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在“共建共治共享”包容性城市发展理念下，促进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构建和谐美好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系统查阅新市民城市融入相关文献，从新市民的界定、新市民城市融入的要素、城市融入的人群分类等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揭示当前研究不足，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新市民；城市融入；群体界定；群体分类；文献综述
基金项目：202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人居满意度视角下新市民社区共治意愿研究”（编号：2023SJYB0614）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8月21日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市民已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新市民群体不仅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还增强了城市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然而，这一群体的涌现也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其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经济压力、信息壁垒、社会排斥、心理不适、身份认同迷失等障碍。在“共建共治共享”的包容性城市发展理念下，促进新市民的城市融入，是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构建和谐美好社会的必然要求。
新市民群体广泛且具有地域性特征，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民工、流动人口等群体，结合其所在地区、城市及其等级、民族、年龄阶段等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然而，多维度的特征差异也间接导致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例如，田靖文通过分析甘肃省14个地州市的调查数据，发现男性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程度较高；魏金鹏则认为在青藏高原的流动人口中，男性的社会融入水平高于女性，未婚人员的社会融入水平高于已婚人员，而经济融入水平和社会融入水平都反映了城市融入的程度，这间接形成了悖论。现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凸显了该领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不一致性可能源于多个方面，包括研究地域、样本选择、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侧重点的差异等。鉴于此，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新市民社会融入的复杂现象，本研究通过系统查阅新市民城市融入的相关文献，从新市民的界定、新市民城市融入的要素、城市融入的人群分类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揭示当前研究不足，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视角。
二、新市民的界定
鉴于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国外鲜少出现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人口以及城市间流动人口所构成的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而对城市人口结构产生较为显著影响的群体主要源自海外移民的迁徙效应。因此，国外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国际移民群体，将移民视为推动全球各地区城市化的主要力量，研究重点则集中在权利保障、社会融合以及政治参与等核心议题上。
在国内，新市民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深化以及社会结构转型而逐渐清晰起来的。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身份标签，更是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人口流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融的复杂现象。广义上来看，新市民在是城镇化发展中由乡城转移人口和城城流动人口所形成的城市新增人口，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新市民群体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多元化群体，包括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高校毕业生留城人员、外来投资创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流动性。新市民跨越地域界限，从流出地到流入地，这种迁徙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更伴随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第二，非户籍性。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背景下，许多新市民虽然长期居住在某地，但并未获得当地户籍，无法与本地人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等资源。第三，融入性与适应性。新市民在迁入地的生活过程中，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文化和社会规则，努力融入当地社会。这种融入过程既包括物质层面的适应，如居住环境、工作方式等，也涉及精神层面的认同，如文化认同、社区归属感等。第四，贡献性与需求性。新市民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城市的经济建设、产业升级、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许多定量研究基于数据调研和分析的可行性，从城市政策的角度出发，为新市民设定了更为具体的界定条件。这些条件通常与是否持有本市住宅类房产证、户籍状态、缴纳社保的时间长度、在本市的居住时长，以及是否具有合法稳定的职业等因素紧密挂钩。例如，张君延根据K市官方文件，将新市民定义为至少满足以下任一条件的非K市籍人员：（1）持有本市住宅类房产证；（2）在本市居住超过一年，有合法稳定职业；（3）在本市居住超过一年，有合法稳定住所。李佳非则认为，新市民是连续居住超六个月但尚未拥有太原市城镇户籍的各类群体。薛瑶瑶则将新市民界定为外地来太原工作8年内、年龄在16～50周岁的群体。
在政策方面，2018年6月，《2017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将新市民定义为新毕业大学生和农村转移人口。2018年国家住建部新市民调研文件规定，新市民是指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外市户籍和本市农村户籍的常住人口。2022年3月4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新市民主要是指子女上学、因本人创业就业、投靠子女等原因来到城镇常住，未获得当地户籍或获得当地户籍不满三年的各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新就业大中专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等。
三、基于城市融入要素的研究
在新市民社会融入的过程及构成要素描述上，许多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和西方社会融合理论，提出了多个理论框架：康雷等认为社会融入包含心理融合、经济融合、环境融合和社区关系融合四个方面；夏伦、沈寒蕾提出了生理适应、经济融入、社会适应、身份认同、心理融入的五维指标；张理政、王洁晶将社会融入划分为经济立足、行为适应、心理融入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孙亚军、赵春雨借鉴列菲伏尔的空间分类方法，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空间分为物质空间、行为空间和情感空间。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新市民的群体过于庞大，存在群体差异性，并且各个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层层递进关系来描述社会融入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市民从原住环境到新的城市环境，在经历属地、生活环境等一系列物理变迁后，其面临着来自生活和社会的各方面适应问题，包括基础的住房、就业、教育问题，也包括更高层面的精神、文化融入。在满足以上生活、物质层面的基础上，最终达到参与社区共治、城市共治的市民化状态。因此，基于以上社会融入过程描述以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本研究将从新市民城市融入的过程“经济融入→情感融入→共治共理”展开综述。
（一）新市民的经济融入研究。经济融入是指新市民在流入地经济结构与经济地位的处境，包括居住状态、就业状态、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从个体特征和政策保障两个层面来分析新市民的经济融入。个体特征主要涉及性别、年龄、户籍类型、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阶层、是否享有城镇医疗保险。基本一致的验证结果为：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是否享有城镇医疗保险、职业阶层、户口类型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政策保障主要为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住房保障、社会保障、教育培训及其他制度方面。其中，户籍限制是影响新市民城市融入的最突出障碍。基础观点是：目前的落户门槛往往倾向于具有高技能、高教育和稳定收入的优势群体，因此不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例如，王蓉、黄桂田基于融入的正向维度发现，落户门槛提升显著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张吉鹏等基于融入的负向维度发现，落户门槛是导致流动人口回流的重要因素。也有研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不同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差异，得出了不同的观点：在超、特大城市中，由于其更加友好和完善的福利政策、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态度等因素，中介了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因此二者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
由于收入低及户籍等制度约束，新市民自有产权住房获取困难，自购住房比例不高，大部分仍依靠社会租房和单位提供住房解决居住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贫困聚集和居住分异，不利于新市民的社会融入。为此，葛腾飞探讨城市特征、社会保障特征、就业特征等影响因素对不同人群、不同地区流动人口购房意愿的异质性影响，提出要差别化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任荣荣、贺志浩研究新市民的区域分布、人口结构以及居住特点，进而提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发展思路。以政府主导住房供给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由于价格低廉，且其居住人口以当地城镇户籍人口为主，有利于新市民与本地人交流，显著提升新市民社会融入。此外，住房公积金提取支付房租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新市民选择租房而居。
（二）新市民的情感融入研究。新市民的情感融入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关乎个体的心理归属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在快速的城市变迁中，新市民不仅经历了物理空间的迁移，更面临着情感层面的重构与融合，是城市融入的高级阶段。这一过程不仅是个人适应新环境的心理调适，也是城市文化多元性与包容性的体现。既有研究中很少有将情感融入直接作为城市融入的要素，而是从居留意愿、文化融入、心理融入、身份认同等角度展开。
居留意愿是流动人口主观上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的体现，而城市融入则是这种主观意愿在客观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居留意愿是社会融入的因，社会融入是居留意愿的进一步结果表现，二者呈因果关系，并且居留意愿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程度最为强烈。
文化融入是新市民城市融入的重要切入点，涉及他们对流入地文化习俗的认同程度，包括婚丧嫁娶、饮食卫生和日常生活等习惯，并主动参与当地社会活动。文化融入的因素包括交往圈扩大、主观意愿强烈、文化教育程度高、城市人观念上的接纳等。吴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文化有更强烈的融入愿望，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城市亚文化。然而，文化困境也给新市民的城市融入带来了阻力。例如，新市民随迁子女在乡村语言体系和城市语言两种语言文化相冲突的状态中身心处于困境。而对于新迁入的市民，仅拥有户籍但对语言和文化了解较少会大大降低其社会融入感。此外，受民族文化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内卷化特征十分明显，制约了其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心理融入是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满意度、归属感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等多种心理感知的互动过程。个人层面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对流动人口心理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城市层面，城市规模较大、医疗服务水平较高的城市，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入。心理融入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参与意愿和主人翁心态，更易积极主动地完成市民化转型。
身份认同是心理融入的关键，它不仅标志着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认可和接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基石。尽管农民工的身躯已经迈入了城市的门槛，但他们在社会身份上的认同感却常常面临缺失。同样，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身份定位亦显露出不确定性。刘钦潼运用城市治理理论、身份认同理论和社会角色理论对“村改居”社区市民身份认同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李蓉蓉研究指出，在城镇化的浪潮中，中国新市民面临着身份迷失的困扰，其认为加快推进针对新市民城市融入的政策制定与制度供给是减轻其身份危机的重要举措。
（三）新市民参与城市治理和社区管理的研究。新市民作为城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积极参与城市或社区治理，是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下的核心目标和最终追求。这一目标旨在实现新市民与城市社会的深度融合与共同发展，推动构建更加和谐、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治理体系。
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参与现状、参与影响因素和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上。李东泉探讨了新市民社区参与与其市民化的关系，提出将社区作为政策工具，以参与社区治理为作为方式，提升新市民的居民素质和社区意识、促进社区融合，最终实现市民化目标。张君延从社区党建视角切入，探究社会工作介入新市民社区参与的相关问题。张墨盈从制度环境、资源配置、需求导向、营造环境四个层面，提出文化建设驱动新市民社区参与的优化路径。
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在探讨城市治理时，大多倾向于将新市民作为治理的客体，即接受政策和被管理的对象，而忽视了他们作为社区治理共同体之一所具备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相较于政策环境、参与途径等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以及个体参与能力等微观层面的考量，如何有效调动新市民居民参与城市治理和社区管理的主观能动性，是后续研究亟待深入探索的方向。
四、基于人群分类的研究
国内学界有关新市民社会融入的另一个重要研究思路，是基于人群细分进行深入探讨。就笔者所见，研究者主要围绕三个特定的相关群体——流动人口群体、农民工群体以及少数民族群体，展开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
（一）流动人口群体。流动人口是一个常用社会术语，指户口不在居住地但已合法居住的人，即“人户分离”人口。流动人口与新市民都具有流动性和居住不稳定性，概念相似，但在城市融入、经济贡献、社会关注、政策支持及文化与心理认同等方面存在差异。新市民多由流动人口转化而来，尤其是长期在城市稳定居住的流动人口。因此，研究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有助于实现人口市民化。
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审视，当前针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研究主要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大方面。定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内涵探讨、现实阻碍分析以及融入路径的探究。例如，朱丽求认为广州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存在社会认同度不高、自身排斥融入、社会参与度低等。为此，提出应增强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意识，确保其平等享有各项公共服务，提升其参与城市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与能力，并加大他们的职业教育培训和就业能力的扶持力度，以期更好地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
而在定量研究方面，多数研究基于CMDS（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数据的相关性分析。例如，朱诗慧运用因子分析法和数据回归分析探究了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夏伦、沈寒蕾构建了生理适应、经济融入、社会适应、身份认同、心理融入五维度指标体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五维度间关联紧密，生理融入是基础，心理融入是最高层次，经济融入是必要条件，能直接影响心理融入，也可通过社会适应或身份认同间接影响。
（二）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是最早作为新市民群体之一引起广泛关注的，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程度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在政治融入、经济融入、文化融入和身份融入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工收入和社会保障机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加强媒体的舆论监督、为农民工城市融入营造良好的软环境等措施是为破解之策。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农民工群体的异质性特征。以“80后” “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上，与“60后” “70后”老一代农民工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田艳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在家庭化与非家庭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石珩歌则从代际分化的角度，系统地比较研究了新老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和特点。
（三）少数民族群体。在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既遵循了普通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具备群体特有属性带来的特定规律。城市融入过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个体经历了外来务工者、城市建设者和新的社会阶层的身份转变；组织形式经历了家庭核心化、行业特色化和社团多样化的逻辑转变；圈层关系践行了信任资本从疏离到聚合、规范资本从失序到均衡、网络资本从单一到拓展的整合逻辑。在少数民族群体城市融入的研究中，经济与社会融入作为核心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就业状况、生活质量和权益保障是其融入城市的基础，尽管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能够在城市中找到工作，但多从事低端产业或民族特色行业，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在心理和文化方面，由于民族间风俗文化差异、少数民族同胞趋向同族交往等原因，该群体呈现出难以融入城市的现象。
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从经济、文化、心理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唐菓从族际交往、经济共赢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法：通过加大对汉族流动人口的少数民族文化宣传力度，同时促进当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思想观念的开放，来促进族际交往和融合。而麦合布拜木·买买提江以兰州市的打馕群体为例，建议重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场经营培训，并积极引导他们参与各类平台经济活动。
五、研究不足及展望
基于上述内容梳理，笔者总结了新市民城市融入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提供更加全面、深入的视角。
（一）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定性研究不足。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新市民群体的关注日益增加，但在深入探讨其城市融入过程、面临的挑战以及融入策略等方面，定性研究的方法和深度仍有待加强。既有研究侧重于定量数据的分析和宏观政策的探讨，而对于新市民个体或群体的主观体验、心理变化、社会互动等微观层面的关注相对较少。因此，后续可加入深度访谈、案例研究等方法，从个体及微观层面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
（二）持续强化人群细分研究，关注代际差异，实施精准化和差异化策略。新市民群体庞大且多元化，其城市融入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复杂且难以简单归因。后续研究应当持续强化人群细分的研究方法，深入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异。例如，可以针对新就业群体、青年流动人口、老年流动人口、女性群体、儿童群体等进行分类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他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独特需求和挑战。通过人群细分研究，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不同群体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从而制定出更加精准化和差异化的融入策略。
（三）缺乏政策效果的评估机制。既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新市民城市融入的现状问题、影响因素、政策建议，而较少提及后续政策效果的评估。由于新市民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城市融入过程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同时政策效果还可能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如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等的变化，导致政策对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后续需建立科学、系统的评估机制，综合考虑政策实施的短期效果和长效机制，以及群体之间的差异和变化，以期更全面、准确地评估新市民城市融入的程度，以及政策对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影响。
（作者单位：三江学院土木工程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田靖文.甘肃省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07）.
［2］魏金鹏，田明.青藏高原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及其影响因素［J］.地理研究，2023.42（12）.
［3］Abu M，Codjoe S N A，Adger W N，et al.Micro-scale transformations in sustainability practices：Insights from new migrant populations in growing urban settlements［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Human and Policy Dimensions，2024.
［4］Colbern，Ramakrishnan.Citizens of California：How the Golden State Went from Worst to First on Immigrant Rights［J］.New Political Science，2018.40（02）.
［5］麦合布拜木·买买提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商业实践与城市融入——以兰州市打馕群体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01）.
［6］张君延.社区党建视阈下社会工作介入新市民社区参与研究［D］.长春：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行政学院），2022.
［7］李佳非.太原市新市民保障性住房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23.
［8］薛瑶瑶.太原市新市民住房选择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23.
［9］秦司君.大庆市新市民住房公积金政策探索［J］.大庆社会科学，2019（03）.
［10］康雷，张文忠，谌丽，等.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的多维度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人文地理，2019.34（03）.
［11］夏伦，沈寒蕾.流动人口真的融入社会了吗？——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J］.人口与发展，2022.28（02）.
［12］张理政，王洁晶.教育程度使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路径呈现差异？——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3.12（04）.
［13］孙亚军，赵春雨.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学，2019.47（15）.
［14］王军鹏，谭诗文.居何地：落户门槛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J］.南方人口，2022.37（04）.
［15］王蓉，黄桂田.城市落户门槛与异质性劳动力居留意愿［J］.上海经济研究，2022（06）.
［16］张吉鹏，黄金，王军辉，等.城市落户门槛与劳动力回流［J］.经济研究，2020.55（07）.
［17］叶茂鑫，丁百仁.不同城市落户门槛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差异——基于CMDS2011和2017的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24（07）.
［18］王子成，郭沐蓉，邓江年.保障性住房能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吗？［J］.经济体制改革，2020（01）.
［19］葛腾飞.流动人口流入地购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10）.
［20］任荣荣，贺志浩.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思路：基于对新市民住房需求特点的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11）.
［21］沈苏燕，陆鑫楠，陈哲.保障性租赁住房对新市民社会融入的影响［J］.就业与保障，2024（01）.
［22］原珊珊.上海市住房公积金对新市民的住房支持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21.
［23］生欢欢，李田田，崔海牛.拉萨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市场，2022（01）.
［24］吴珍，韩久亮.“新市民”文化融入的影响因素调查报告——以合肥市滨湖新区为例［J］.智库时代，2018（19）.
［25］赵翠兰.新市民子女融入城市学校的语言文化困境及教育策略［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17（03）.
［26］杨景骞，黄中意，王杰，等.特大城市新市民社会融入情况及相关因素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24（01）.
［27］刘有安，姜红.浙江省布依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基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视角［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02）.
［28］胡逸群，刘冰洁，赵彦云.中国流动人口心理融入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2.38（01）.
［29］李玲.城镇化背景下河南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1.37（08）.
［30］季乃礼，许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实证与反思［J］.民族研究，2023（06）.
［31］刘钦潼.城市治理视域下“村改居”社区市民身份认同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0.
［32］李蓉蓉，段萌琦.城镇化进程中中国新市民的身份迷失——身份认同危机的类型学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9（03）.
［33］李东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治理促进市民化目标实现的条件、机制与路径［J］.同济大学学报，2021（03）.
［34］张墨盈.文化建设驱动新市民社区参与的优化路径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21.
［35］朱丽求.广州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2（10）.
［36］朱诗慧，苏章杰.方言距离、城市包容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J］.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3.20（01）.
［37］何军.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J］.中国农村经济，2011（06）.
［38］田艳平.家庭化与非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比较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12）.
［39］石珩歌.新老农民工城市融入差异性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
［40］史诗悦.社会资本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基于义乌的考察［J］.回族研究，2021.31（04）.
［41］谢健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困境与对策［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17）.
［42］唐菓.香格里拉建塘镇少数民族与汉族流动人口族际融合的比较研究［J］.大理大学学报，2021.06（07）.
［43］麦合布拜木·买买提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商业实践与城市融入——以兰州市打馕群体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01）.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