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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机会”驱动下境外园区发展模式研究 |
| 第749期 作者：□文/王振华1 刘 玉1 许 健2 王海峰3 时间：2025/3/17 16:18:17 浏览：13次 |
［提要］ 境外园区是企业“抱团出海”的重要平台，但当前中国境外园区发展参差不齐。基于此，从境外园区诞生背景、发展定位等角度进行案例分析，对境外园区发展所表现出的差异作出科学解释，提炼出以“战略-机会”为主要驱动要素的园区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境外园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驱动因素不同是导致境外园区发展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基于上述研究内容，为实现中国境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境外园区；战略-机会
基金项目：2024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境外园区赋能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高质量建设的实现机制与路径研究”（编号：2024SJYB1551）；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重点项目：“数字赋能江苏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与机制研究”（编号：2023xjsk001）；2023年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改课题：“高职院校‘五育并举’视域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编号：2023XJJG05）；扬州市绿扬金凤优秀博士项目（编号：YZLYJFJH2023YXBS094）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9月19日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始终肩负着在经济危机时期探寻全球经济增长之道。然而，我国在高质量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面临着国外投资环境复杂和制度体系支撑不足等方面的挑战。境外园区是海外组织发展与升级的重要空间聚集形式，能够促进资源的集聚和利用，并培育新兴产业。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企业抱团出海，应对建设“一带一路”制约因素时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发展好境外园区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我国境外园区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但同为“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发展速度参差不齐，发展模式各不相同，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本研究关注于“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境外园区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差距现象，探究其根本原因所在，并由此提炼出各类型境外园区的发展模式，找到提升境外园区发展质量的有效途径。本研究聚焦于“WHAT”、“WHY”和“HOW”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境外园区类型多样，分布广泛，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采用多案例研究法。
（二）案例选取。本研究根据典型性原则、多样性原则和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并结合研究目的，选取了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东方工业园、西港特区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1、典型性原则。一是区位特殊。本研究选取的三个境外园区均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园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均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相一致。二是园区等级高。三个园区都是通过商务部认证的国家级境外园区，在众多境外园区中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对其他园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指引性。三是园区发展环境各具特色。本研究旨在挖掘影响各类园区发展的关键驱动因素，因此典型诞生背景的不同至关重要。发展环境各具特色与选取的研究视角契合度较高，有利于研究目标的实现。
2、多样性原则。一是园区时间属性多样。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于2018年开工建设，是新建园区；西港特区为首批通过国家商务部、财政部认证；东方工业园为第二批通过认证，三个境外园区在时间属性方面覆盖了我国境外园区建设的主要阶段。二是园区主体投资企业性质多样。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由国有企业江苏海投建设和管理，东方工业园由民营企业永元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西港特区以民营企业红豆集团为主体，联合光明、华泰、益多三家民营企业投资建设。企业性质不同，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对境外园区的发展同样产生不同影响。
3、数据可获得性原则。本研究团队长期从事境外园区的相关研究工作，且与部分园区的主体投资企业长期处于合作关系，能够及时获取园区一手资料。此外，这三个园区为国家级境外园区，信息披露的规范性较好，能够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以及各大媒体报道获取相关信息。
（三）数据分析。本研究将所有访谈笔记、音视频信息转化为文本材料，根据研究框架将所获资料进行分类整理。按照开放编码→轴向编码→选择性编码的分析过程，将三个园区的资料进行梳理对比，最终形成由政策支持、两国合作、“一带一路”等主题整合的战略驱动要素和由资源优势、市场需求等主题整合的机会驱动要素。
二、境外园区发展模式分析
（一）战略驱动。战略驱动是从政府角度出发，为推动某一战略落实，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境外园区成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我国对外产能合作的关键载体。通过对三个园区案例分析发现，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是战略驱动下的典型产物。2015年12月，习近平主席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就中阿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深化“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阿产能合作，启动建设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是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合作项目。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从成立之初，中、阿两国政府高度关注，得到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在阿联酋，园区享受最低的投资成本——土地租赁价格最低，入园企业和个人享受零关税待遇，免征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税费；最强的金融支持——阿联酋是中东金融中心，多家中外金融机构与园区建立战略合作，为入园企业提供全方位、高效率的定制化服务；最好的安全防范——两国政府建立了协调推进机制，妥善处理各类问题，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安全。为此，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在促进两国合作、配套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快发展。
（二）机会驱动。机会驱动是从市场角度出发，重视对市场资源和机会的把握，是基于企业纯粹的市场行为。东方工业园注重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和市场资源的利用，成为机会驱动下的产物。影响境外园区发展的市场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环境稳定性、与园区产业相关的自然资源种类与数量、劳动力数量与成本、区位、市场需求等。这类园区在建设初期往往需要自身投入大量建设资金，面临较为困难的发展环境。2006年其元集团董事长张其元赴埃塞俄比亚考察，了解到该国政治环境稳定，但社会发展水平较差，政府迫切需要外来投资。同时，该国人口较多，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低廉，使张其元下定了在该国投资的决心。虽然东方工业园在2009年就被评为国家级境外园区，但由于东道国缺乏园区建设经验，对东方工业园的发展并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政策支持，各种配套措施难以落实，园区只能依靠自身缓慢发展。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开启了中国与沿线国家跨国合作的黄金时期，埃塞政府在同年邀请中国专家协助该国制定园区发展规划。2014年，埃塞出台《外资产业园促进法》，在税收、土地租赁、补贴等方面给予优惠。2015年通过商务部和财政部考核，获得1亿元的基建补贴，使东方工业园逐步在经济上实现回报。
（三）“战略-机会”驱动。“战略-机会”驱动是指在境外园区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对来自政治稳定、市场需求、资源情况等市场机会的把握，另一方面又充分响应促进两国合作、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需要。这类园区的发展既能够享受到为落实战略需要而出台的各种政策红利，又能够准确把握市场机会，实现经济效益，使境外园区能够得到稳健发展。由红豆集团等四家民营企业投资开发的西港特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工成本低，平均年龄24岁，识字率为92.7%。西港特区位于柬埔寨唯一的国际港口城市，海陆空交通便利，被视为促进中柬合作的重要项目，充分响应了两国战略发展需要，在建设初期得到了两国政府领导人及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柬埔寨首相洪森亲临奠基。2009年西港特区通过商务部、财政部考核，2010年12月，两国政府部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协定》，是唯一一个签订国家间框架合作协议的境外园区。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西港特区被赋予“打造‘一带一路’合作样板”的全新定位。
（四）对比分析。由上述分析可知，三个境外园区在不同环境驱动因素的影响下，发展呈现出“速成型”、“缓慢型”和“稳健型”三种不同特点。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在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发展迅速。这类园区不以经济效益为考量标准，其规划建设思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其布局、定位以及盈利模式更加倾向于长期战略价值的实现，因此其路径设计重点在于注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将境外园区打造成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重要平台，构建产能转移良性循环。园区早期建设阶段，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能够得到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会因资金限制而发展受限。但这类以战略驱动为主的“速成型”园区，难以在短时期内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其发展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在经济上实现循环造血的能力差，无法满足园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长此以往也会对政府形成拖累。如果建设前缺乏详细论证和市场考察，建设后又缺乏危机管理意识和能力，会加剧园区的经营风险。
东方工业园是市场发展下的产物，企业被东道国所涌现的市场机会所吸引。这类园区以经济效益为首要目标，紧密关注东道国市场需求变化，能够灵敏地在海外发掘出潜在市场并把握机会，从而扩大生产形成园区。同时，此类园区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往往面对汇率风险、东道国投资环境动荡等困境时能够因地制宜地选择、实施有效的规避措施，是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对外投资活动的灵活补充。但是，这类园区在前期建设阶段面临资金不足、政策不够等较多困难，生存环境竞争激烈，导致发展较为缓慢。同时，由于过于迎合市场需求的特点，使得此类园区过多关注于短期盈利，发展路径缺乏长期规划。此外，这类园区大多以民营企业为建设主体，政府关注度不够，缺乏全面配套的政策支持，在东道国更容易出现“水土不服”。
相比中阿产能合作示范园和东方工业园，西港特区的发展优势更为明显，其建设情况也优于同期园区。西港特区既充分利用了柬埔寨丰富的劳动力优势和西哈努克市独特的区位优势，又迎合了促进中柬两国合作发展的战略需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西港特区又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要求，成为打造“一带一路”合作样板的重点园区，成功实现了把握市场机会和迎合国家战略“两条腿走路”。相比同期建设的东方工业园，提前6年通过国家商务部和财政部审核，更早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资金和政策支持。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其一，境外园区发展呈现出“战略”和“机会”两种不同驱动因素，战略驱动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浓厚的政治背景，出于维护好两国间双边关系，推动产能国际合作，以及国家发展重大战略的落实。机会驱动是企业前期通过仔细的市场调查和分析，从市场角度全方位提炼出能够促进园区建设的积极因素，包括东道国政治稳定性、发展水平等宏观经营环境和劳动力成本、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等微观要素。其二，驱动因素不同是导致境外园区发展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三个案例园区发展分别呈现出“速成型”、“缓慢型”和“稳健型”三种不同特征，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主导驱动因素不同导致的。其三，“一带一路”倡议在境外园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跨国合作，鼓励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框架和配套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境外园区建设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一带一路”沿线上通过考核的境外园区占总数85%以上。基于此，本文提出“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境外园区发展建议。
（一）固优势，补短板，提升园区综合竞争力。对于“战略”驱动型境外园区，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发挥政府的宏观规划和协调作用，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在发展中后期，不仅与东道国在发展战略上形成对接，也要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有足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以利于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同时创新激励机制，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实现在经济效益方面的改观，摆脱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对于“机会”境外园区，要主动与政府开展有效合作，加强与东道国和母国的政府沟通，相互配合制定优惠政策；促进园区发展与东道国的战略协同，例如阿联酋阿布扎比2030计划、埃塞俄比亚“增长与转型计划”（GTP-II）、柬埔寨“四角战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以获取东道国对园区发展的支持。
（二）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软实力建设。首先，拓展资源渠道和加强资源统筹，“机会”驱动型境外园区首先开拓金融资源来源，进一步加强国内金融机构与东道国金融市场合作深化内保外贷、外保外贷机制创新，借力亚投行、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银行对“一带一路”项目的金融支持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其次，提升国际化人才培育优先级，开发“走出去”人才培训体系并向园区定向推荐，提升园区的专业化水平。“战略”驱动型园区通过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两方面强化园区的经营能力。借力中国世界领先的工程能力，提高园区建设效率和成本控制水平降低建设成本，加强专业化管理水平降低运营成本；结合中国政产协同、开发区模式、公私合营等国内外园区发展经验，树立独特优势快速提升东道国工业化水平。通过搭建多种形式的交流平台，增强园区与当地民众的互动，促进园区本土化提升，熟悉当地习俗，挖掘当地需求，开拓园区市场。
（三）“点-线-面-体”联动布局，建立海外合作生态。中国境外园区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态势，各园区之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合租关系，因此在推进企业“抱团出海”的同时，也要鼓励园区“抱团出海”。“战略”驱动型境外园区和“机会”驱动型境外园区能够具有良好的优势互补性，通过布局境外园区全球战略，从全球范围内统筹园区建设，促进境外园区跨区域合作与交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园区联盟等国内外组织功能发挥，整合各境外园区优势，形成发展合力，从“点-线-面-体”实现产业互补、招商互荐、金融互支、区域互联、技术互享的境外园区全球合作生态，形成一批在全球产业和地域范围内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境外园区。
（四）构建社会责任共同体，推动境外园区“战略型”社会责任建设。“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境外园区要实现在东道国的扎根生长，就要与当地居民建立更为紧密的社会关系。当前，境外园区大多通过盖学校、建医院、修道路、捐物资等传统社会责任形式来维护与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在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动下，难以形成长期效益机制，因此园区应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一是将社会责任与园区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把社会问题纳入园区战略范畴，从社会问题中寻找市场机会，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最终实现商业和社会的双重价值创造。通过利用自身技术、管理、人才、资金、产品和服务优势等，发掘客户、民众、政府、供应商等合作伙伴的痛点和需求，实现社会责任与价值链的紧密结合。二是与利益相关者共建“社会责任共同体”。以园区协同企业为主导，作为社会责任活动的执行者和带动者；政府、社区、地方组织等作为外在推手和保障部门，在市场需求挖掘、物资支持、资金帮扶、社会宣传、舆论监督等方面提供支持，形成内在共生、资源互补、深度协同的价值共创机制。
（作者单位：1.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2.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3.扬州市经济责任审计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1］石钰，王兴平，戴宜顺.“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境外资源型产业园区发展研究［J/OL］.国际城市规划，2024-09-22.
［2］王淑芳，焦翠翠，胡伟，等.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本地嵌入程度及影响因素——以东南亚地区为例［J］.经济地理，2023.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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