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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城乡社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
| 第751期 作者：□文/陈杏头 时间：2025/4/16 11:48:39 浏览：15次 |
［提要］ 本文收集浙江省10个市下属77个区（县、市）2，000多个数据，用fsQCA方法分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结合相关定性研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城乡社区社会信用体系对策建议。
关键词：社会信用体系；营商环境；城乡社区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浙社科联发［2023］33号）：“高质量发展社会信用体系持续优化浙江省城乡社区营商环境的路径研究”（编号：2024B086）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10月11日
一个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不仅能够促进市场秩序的稳定，还能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增强区域竞争力。浙江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城乡社区的营商环境优化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期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能显著地优化营商环境，本次研究的范围是浙江省其余的10个市，以其城乡社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结合专家访谈、案例研究等手段，找出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问题，力求提出科学、实用的策略建议。
一、社会信用体系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一）研究基础
1、指标体系。为研究的延续性及对比性，本研究依然采用前期研究的指标体系，但由于浙江省各市大多没有颁布其信用管理示范企业数，所以本次研究舍弃了“市信用管理示范企业数”这一指标，具体指标设计见表1和表2。（表1、表2）
2、数据收集及处理。由于城乡社区的数据很难获取，零星的数据又不具备系统性、严谨性和客观性，所以本研究以浙江省各市下辖的区（县、市）的数据代替，收集了除杭州市以外10个市77个区（县、市）的2，000多个原始数据，统计计算出1，155个指标数据。所有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的政府网站，部分缺失数据用逻辑推理计算法和均值插补法等填补。除了政务服务效率和政务服务好评率采用的是截至2024年10月1日的数据，为数据获取的完整性及验证前期研究的结论，其余数据使用的是2022年度的数据。
（二）数据分析及结论
1、研究方法及参数设置。延续前期研究，采用极值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运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计算出营商环境指数。组态分析依然使用fsQCA方法，将浙江省除杭州市外的10个市下属77个区（县、市）的营商环境指数作为结果变量，前因变量为对应的各区（县、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指标。所有的参数选择和情形处理，都跟前期研究一致，即采用直接法进行变量校准，三个分位数仍然是95%、50%和5%，对隶属分数为0.5的情形，处理方法还是增加0.001。组态分析中，真值表行初选最小案例频数定为1，保留0.8的原始案例数；将最低可接受的一致性门槛值确定为大于0.8，在进行高营商环境组态分析时，设定PRI≥0.65，低营商环境分析时，设定PRI≥0.75；设置前因变量都为“存在或不存在”。
2、研究结论。组态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显示结果稳健。（表3）
分析表3，对比前期研究成果，得出以下结论：
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前期研究的三个结论：第一，高营商环境组态与前期研究的第二条高营商环境组态几乎一致，而且一致性达到了0.895，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确实显著正向影响营商环境。第二，基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角度，营商环境的优化必须要全面提升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一方面高营商环境组态包含了政府信用中的“依申请予以公开率”指标、“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数”代表的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两个指标；另一方面将0.9作为必要性条件的情况下，分析结果显示，没有单个变量能够单独构成优良营商环境的必要条件。第三，高营商环境组态中，个人信用的两个指标都是核心存在。同时，低营商环境组态显示，不管其他信用指标核心存在与否，个人信用的两个指标核心缺失将导致低营商环境的情况。可见，个人信用对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关键性影响。
得出一个新结论：“行政复议纠错率”和“依申请予以公开率”的核心条件存在、“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数”边缘缺失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核心条件缺失，成为了低营商组态，说明政府信用的缺失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将带来营商环境的恶化。
另外，低营商环境存在2种组态，高营商环境只有1种组态，进一步说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全面完善才能正向促进营商环境优化，某一要素建设不足往往就会恶化营商环境。可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营商环境影响重大。
二、浙江省城乡社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现状
通过资料收集、个别访谈和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定性研究发现，虽然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但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一）信用治理对象比较单一。浙江省已经有很多的城乡社区在进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开展信用治理工作，但大部分信用治理的对象主要为本村村民（本社区居民），较为单一，村级（社区）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村干部（如党员干部、网格员）、各类民间组织、非户籍常住人员、外来务工人员、驻村（社区）市场主体等尚未纳入信用治理范围，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治局面。
（二）信用信息采集不够完善。浙江省有些城乡社区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评价体系和基层治理平台，但治理信息来源较为单一，主要以村级（社区）日常治理信息为主，尚未纳入公共信用信息、上级政府治理信息、第三方信息，无法满足对村级（社区）各类主体进行信用评价和精准画像、实施全方位信用治理的信息需求。
（三）信用治理制度需要加强。整体而言，即使有些地方建立了信用积分治理机制，但信用积分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仍有欠缺，围绕村民（社区）家庭、村级（社区）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村（社区）干部、商家等治理对象的制度建设滞后于信用积分治理实践。
（四）信用文化的力量不够彰显。浙江省有些城乡社区建立了自己的信用文化场馆等硬件设施，但对文化凝练和人文环境塑造不够，深厚的乡村（社区）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文明乡风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家风、家训、村规民约、道德示范等文化底蕴未能得到有效彰显。
（五）信用治理资源整合不足。目前，浙江省各城乡社区的信用体系建设大多各自为政、相互独立。与上一级组织及其他村社（社区）之间、与各类社会力量之间，信用治理资源的整合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整合信用治理的信息资源、金融资源、政策资源、组织资源、社会资源等，培育信用资本，形成建设合力。
三、浙江省城乡社区社会信用体系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一）融通信用信息。加快对不同管理系统和部门数据的融合，杜绝不同层面分头试点智能化建设的弊端，实现基层治理各平台数据信息的对接统一。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政民互动、规范统一的智治体系；加快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包括数据格式、数据接口，为后期实现不同层级、系统的数据信息整合奠定技术基础。进一步推动网格化与联勤联动的融合，构建一体化的综合信用智治体系。
（二）开展信用评价。政务信用层面，开展以诚信为导向的村务（社区）诚信评价，围绕信息公开、廉政勤政、业绩成效、民众认可以及村干部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等，对村务（社区）诚信体系建设绩效进行量化监测和评估；企业信用层面，开展基于信用导向的经营主体信用评价，围绕社会责任、遵规守矩、诚信经营、信用能力等方面，整合公共信用信息，以及消防、环保、税收、食品安全等监管部门信息，融入第三方信用数据，开展信用评价；个人信用层面，开展以诚信为导向的家庭诚信评价，将优秀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围绕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建设，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在信用平台上实现实时动态查询和展示。通过诚信评价，指明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引导相关主体讲诚信。
（三）落实信用价值
1、培育诚信文化。将信用机制和信用文化嵌入乡村（社区）的各种场景，在村（居）民公约制定中纳入信用要素；在信用智治体系建立中明确信用行为指标；完善村（居）民参与共治共享的信用内涵和信用约束；构建邻里之间的信用监督机制，营造良好的邻里互信氛围；加强村级（社区）信用文化建设，利用自身条件将辖区的广场、长廊、小道等以诚信命名，建立诚信文化馆，打造丰富多彩的诚信文化墙绘等，让诚信的元素沁入村（居）民的生活，让村（居）民随时随地受到诚信文化的熏陶，于潜移默化中形成优良的信用文化；组织以信用为主题的村级（社区）活动，开展最美诚信人物、诚信之星等评选活动，对评选出的诚信典型加强宣传表彰；采取专题报道、文体活动、调研走访、知识竞赛等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不断提高诚信宣传的广度与深度。
2、实现政务主体诚信价值。将政务信用评价结果纳入综合考评体系，将村社相关主体信用评级情况与村社年度考核相挂钩，与村（社区）干部的提拔任用、评先评优、考核奖惩等相结合。
3、提升经营主体诚信价值。将经营主体信用评价结果与银行融资、监管执法检查、事务办理等挂钩，根据信用评级高低采取差异化措施。将信用评级作为财政补助、项目资金安排、容缺办理等的重要依据。对信用良好的经营主体，提高授信额度，并给予贷款手续、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等方面的便利和优惠措施；享受政府相关部门业务办理的优先权、流程简化、手续后补等便利；进行行政奖励、荣誉表彰；减少日常监管次数等。信用价值的实现将推动经营主体加强信用管理，提升信用水平，降低经营风险，提其知名度，增强核心竞争力，助力其可持续发展，从而提高其信用能力。
4、拓展家庭诚信价值。将家庭诚信评价结果与基层治理、交通出行、信用免押、先享后付、文化旅游、信易租等应用场景有机结合；与公共图书馆、公共体育场馆、社区养老、公益教育、公共产品定价等公共服务系统对接，让信用高的人享受更优先、更便利、更长期的服务等，如适当减免公共交通票价和场馆使用费、优先预约公共图书馆和公共体育场馆、延长图书出借期限、优享社区养老上门服务和公益教育项目，等等。探索开展“信用承诺+区块链”信用惠民，让村（居）民在实名主动作出信用承诺后即可在公共服务、住房、交通、医疗、休闲娱乐等各类村级（社区）场景中享受各类优惠便利，以新技术提升信用惠民的人本化、数字化水平。将诚信评价与星级家庭、最美人物等荣誉称号评比相挂钩，为诚信家庭、诚信人物提供精神鼓励，引领诚信风尚。
（作者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何艳虎，郭红江，谭倩，等.广东省东江流域显著水问题类型识别［J］.水资源保护，2021.37（05）.
［2］陈杏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营商环境影响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4（21）.
［3］罗培新.以高质量信用体系建设营造高水平营商环境［J］.中国信用，2022（05）.
［4］叶战备，郭啸.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的组态及其演进——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决策科学，2022（02）.
［5］孙良泉，孙莹，张娅.基于大数据的济南市社会信用指标体系建设研究［J］.中国标准化，2019（07）.
［6］皮颖鑫.广东省城市信用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应用［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9.
［7］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2019.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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