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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影响研究 |
第752期 作者:□文/高 璇 时间:2025/5/1 16:45:40 浏览:11次 |
[提要] 从企业履行异质性环境责任的维度审视,主动整合环境发展战略与被动执行节能减排举措源自不同的动机基础,同时环境税所产生的企业外部性效应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具有直接及间接的塑造作用。鉴于此,本研究聚焦于2011~2020年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反应型环境责任,企业采取前瞻型环境责任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更显著;环境税在企业环境责任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不仅从更细致的维度为环境税与企业环境责任的交叉研究开辟新的理论视角,而且在实践层面为企业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策略建议,同时也为政府优化税收制度设计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企业环境责任;可持续发展;环境税
基金项目: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省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4QNJJ07)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10月30日
引言
在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环境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事件频发,已成为制约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人民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一大障碍。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需强化新污染物治理,加速低碳技术研发与推广,并敦促重污染企业加快节能降碳步伐。在此背景下,众多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投身于环境责任实践之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制造业及重污染行业仍深陷于粗放型发展模式之中。鉴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负外部性效应,如何切实履行环境责任已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核心议题。在重污染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企业与民众福祉至关重要。企业若欲实现长远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绿色发展模式,并持续提升环境责任意识。此外,在政府相关补助的激励下,环境税作为一种外部激励机制,能够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机制的形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环境税能否实现经济红利存在争议,而企业环境责任实践在促进环境绩效提升的同时,是否能转化为经济成果,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现有研究在低碳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方面存在空白,同时缺乏从环境税视角探讨异质性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深层次机理分析。鉴于此,探索如何在外部激励因素(如环境税)与内部自主因素(如企业环境责任意识)的协同作用下,将异质性环境责任转化为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为破解企业可持续发展难题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实践路径。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环境责任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环境责任构成了企业通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路径。从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战略视角出发,企业采纳前瞻型环境责任模式,在生产活动启动前即进行前瞻性预判,精心规划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并设计低污染、低能耗的发展战略,这一举措有助于显著降低企业的经济成本。相较于在污染控制方面采取被动应对策略的企业,实施前瞻型环境责任的企业更能将这种前瞻性的环境管理转化为长期的竞争优势。在战略规划阶段,前瞻型环境责任导向的企业会更加主动地关注环境问题,积极采取环保措施,并不断优化环境责任的履行策略,以期实现更佳的经济绩效。为了塑造良好的企业声誉,企业倾向于构建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以此吸引更多对绿色投资感兴趣的客户。
从环境成效的角度来看,前瞻型环境责任的实践促使企业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污染减排和环境保护中,从而在后续的产出阶段为企业赢得显著的环境绩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此外,前瞻型环境责任的有效执行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增强企业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度,从而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企业环境责任能提升经济绩效,相比反应型环境责任,前瞻型环境责任对提升经济绩效的作用更显著
H1b:企业环境责任能提升环境绩效,相比反应型环境责任,前瞻型环境责任对提升环境绩效的作用更显著
(二)企业环境责任、环境税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影响。环境税的征收机制进一步促使企业向生态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转型。一方面,企业若能展现出卓越的环保绩效,即通过有效减少废弃物产生和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将直接减少政府征收的排污费用,这一观点得到了单令彬等(2021)研究的支持。另一方面,李晓红和金正贤(2023)的研究指出,环境税的征收可能会对企业内部的研发投资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然而,当企业认识到环境税不仅能驱动内部低碳技术的革新与污染物减排,还能作为提升竞争力的手段时,它们倾向于采取更为前瞻性的环境战略,明确企业的绿色发展导向,以积极应对日益严格的环保监管要求,从而确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与政府的直接专项补贴相比,环境税作为一种市场机制,能够激励企业将外部的环保压力转化为内部创新的驱动力。对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而言,征收环境税成为了成本效益较高的污染减缓政策之一。这些成本虽然表现为生产经营之外的额外负担,但长远来看,它们有助于减少企业在废物处理和污染控制方面的支出。魏光兴和姚艳玲(2021)的研究表明,环境税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采取一系列环境整改措施,推动生产方式转型,降低能耗,并减少污染物排放,最终实现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重提升。此外,冀胜锋和滕忠路(2024)的研究进一步强调,环境税不仅对企业的环境行为产生直接的约束作用,还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形成了持续的环境管理与社会责任提升的正向循环。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环境税在前瞻型环境责任与经济绩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H2b:环境税在前瞻型环境责任与环境绩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H3a:环境税在反应型环境责任与经济绩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H3b:环境税在反应型环境责任与环境绩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选取中国重污染行业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重污染行业的选择范围,主要包括了含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在内的十六个行业。剔除了金融企业、上市时间少于一年、存在财务异常或为ST、ST*和样本期间大部分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临界值为1%和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共计得到390家上市企业的3,990个平衡面板数据。本文前瞻型环境责任和反应型环境责任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上市企业披露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环境报告等,环境绩效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巨潮资讯网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等,环境税、经济绩效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报表附注等。
(二)变量指标确定及衡量
1、解释变量。异质性环境责任:依托Python软件,运用词频分析的方式对社会责任报告中的内容展开分析。依据已有研究对前瞻型环境责任(PCER)和反应型环境责任(RCER)的含义认定,将数据库中的重点词列出并创建关键词词库,再进入结巴分词等预处理环节。预处理后,以前瞻型和反应型环境责任中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加总为其得分项。企业可持续发展:借鉴已有研究,采用企业经济绩效(CFP)和环境绩效(CEP)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衡量。其中,经济绩效采用企业净利润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环境绩效采用企业环境资本化支出增加额的自然对数衡量。环境税(ET):借鉴甄美荣和江晓壮(2021)的经验,用直接和环保有关的税种刻画环境税,包括了环境税、资源税、矿产资源税及排污费等多个税费总和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2、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企业上市年限(AGE):上市时长;企业成长性(GROWTH):(当年销售金额-前一年销售金额)/前一年销售金额;销售利润率(ROS):营业利润/营业总收入;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总资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FIRST):第一大股东持股/总股本。
(三)模型构建。前瞻型环境责任和反应型环境责任对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的影响,即H1a和H1b可通过模型(1)~模型(4)进行检验。环境税在前瞻型/反应型环境责任和经济/环境绩效之间调节作用即H2a、H2b、H3a、H3b,可通过模型(5)~模型(8)进行验证。其中,i、t表示企业和年份,CONTROLS包括SIZE、AGE、GROWTH、ROS、LEV、FIRST等控制变量。EAR为年度控制变量。
CFPit=β0+β1PCERit+β2CONTROLSit+∑YEAR+εit (1)
CFPit=β0+β1RCERit+β2CONTROLSit+∑YEAR+εit (2)
CEPit=β0+β1PCERit+β2CONTROLSit+∑YEAR+εit (3)
CEPit=β0+β1RCERit+β2CONTROLSit+∑YEAR+εit (4)
CFPit=β0+β1PCERit+β2ETit+β3PCERit×ETit+β4CONTROLSit+∑YEAR+εit (5)
CEPit=β0+β1PCERit+β2ETit+β3PCERit×ETit+β4CONTROLSit+∑YEAR+εit (6)
CFPit=β0+β1RCERit+β2ETit+β3RCERit×ETit+β4CONTROLSit+∑YEAR+εit (7)
CEPit=β0+β1RCERit+β2ETit+β3RCERit×ETit+β4CONTROLSit+∑YEAR+εit (8)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企业环境责任的数据结果表明,前瞻型环境责任的最大值为0.073,均值为0.032;反应型环境责任的最大值为0.080,均值为0.035。可见,重污染企业在环境责任履行时更多的采用反应型环境责任;与此同时,前瞻型环境责任的标准差为0.018,反应型环境责任的标准差为0.020,这表明重污染企业之间的前瞻型环境责任履行水平的参差高于反应型环境责任,说明当前重污染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的意识有待提升。环境税数值的最大值为12.450、最小值为3.748,说明在重污染企业中,每个企业环境治理效果不同,所缴纳的环境税也大相径庭。控制变量的数据结果基本符合相关研究正常水平。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表1)
(二)回归分析。由模型(1)~模型(2)的分析结果可见,前瞻型/反应型环境责任与经济绩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34和0.847(p<0.01),说明企业环境责任能提升经济绩效,相比反应型环境责任,前瞻型环境责任对提升经济绩效的作用更显著,H1a得到验证。由模型(3)~模型(4)的分析结果可知,前瞻型/反应型环境责任与环境绩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841和0.774(p<0.01),说明企业环境责任能提升环境绩效,相比反应型环境责任,前瞻型环境责任对提升环境绩效的作用更显著,H1b得到验证。由模型(5)~模型(6)的分析结果可知,环境税和前瞻型环境责任的交互项系数为0.472(p<0.01),说明环境税在前瞻型环境责任与经济绩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H2a得以验证;环境税和前瞻型环境责任的交互项系数为0.355(p<0.05),说明环境税在前瞻型环境责任与环境绩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H2b得以验证。由模型(7)~模型(8)的回归结果可知,环境税和反应型环境责任的交互项系数为0.428(p<0.01),说明环境税在反应型环境责任与经济绩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H3a得以验证;环境税和反应型环境责任的交互项系数为0.315(p<0.05),说明环境税在反应型环境责任与环境绩效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H3b得以验证。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三)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环境税的测量方式,证实环境税的外部激励作用。将广义环境税的范围缩小,在狭义环境税(NET)中选取资源税和排污费之和代为衡量,并重新进行回归。根据模型(1)~模型(4)的检验结果可知,前瞻型/反应型环境责任与环境税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486、0.373、0.440和0.330(p<0.01),说明环境税和企业环境责任交互项系数的正向显著性水平与主效应回归保持一致,说明实证分析结果是稳健的。二是将环境税衡量指标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减少当期环境税与当期低碳技术创新的反向因果关系。模型(5)~模型(8)检验结果显示,环境税和前瞻型/反应型环境责任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477、0.366、0.432(p<0.01)和0.324(p<0.05),说明当环境税滞后一期时,环境税在企业环境责任和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的关系中依然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与原结论保持一致,具有稳健性。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表3)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异质性环境责任在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展现出积极作用,且相较于反应型环境责任,前瞻型环境责任的履行能够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效应。从外部环境效应来看,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越多,其在环境和经济层面所获得的绩效反馈越积极,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承担环境责任会损害经济绩效的固有认知,使企业认识到主动承担环境责任能够同时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局面。环境税在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中扮演着正向调节的角色。企业环境责任的积极履行能够降低其在环境税方面的支出,通过内外双向激励的协同作用,环境税与企业环境责任共同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在这一良好态势的推动下,企业得以稳步提升经济绩效。同时,企业遵循环境损害最小化的原则,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声誉,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研究启示。对于企业而言,强化其在环境管理领域的主体责任至关重要。企业需在战略规划与日常运营两个维度上深化对环境责任的认识,明确把握环境责任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核心价值。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从长远的战略视角出发,企业在制定环境战略时,应主动将环境责任融入其发展框架之中,以确保环境责任成为企业战略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政府层面而言,强化其在政策支持方面的主导作用同样不可或缺。企业环境责任的选择是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一种内生表现。随着社会经济态势的变迁,政府需紧密结合行业发展特点,精准识别企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有效解决因企业行为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此外,环境税的征收旨在规范企业的环境治理行为,推动企业向低碳发展模式转型。然而,环境税在广义上涵盖范围广泛,且相较于高新技术企业,重污染企业所需缴纳的税额相对较高。因此,政府应全面考虑,依据企业类型的差异,有计划地优化环境税体系,通过合理组合环境税与其他金融支持措施,以增强环境税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未来展望。放眼整个研究内容,在研究跨度上存在一定欠缺。鉴于只考虑了部分变量的当期作用及影响,而未考虑异质性环境责任的滞后效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错期影响,无从得知环境责任是否具有持续性影响。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探讨异质性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错期影响,明确环境责任的长效作用机制。
(作者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Mysková,R.,Hájek,P..Sustain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text of annual reports——the case of the it services industry[J].Sustainability,2018.10(11).
[2]Sascha,K.,Shafique,R.U.,García,F.,et al.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green innov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20(160).
[3]单令彬,李丰杉,丁颖涌.企业承担环境责任能实现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吗?——基于股权资本成本视角[J].投资研究,2021.40(02).
[4]冀胜锋,滕忠路.环保费改税与企业ESG表现[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4.09(06).
[5]解学梅,朱琪玮.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J].管理世界,2021.37(01).
[6]李晓红,金正贤.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经验[J].经济问题,2023(01).
[7]苏芳,梁秀芳,陈绍俭,等.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中国环境管理,2022.14(04).
[8]田虹,王宇菲.企业环境战略对企业三重绩效的影响研究[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9(04).
[9]魏光兴,姚艳玲.基于供应链视角的环境保护税社会分配效应研究[J].运筹与管理,2021.30(12).
[10]吴志祥,李兴.绿色低碳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来自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体制改革,2024(03).
[11]于连超,张卫国,毕茜.环境税会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吗?[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34(02).
[12]张弛,张兆国,包莉丽.企业环境责任与财务绩效的交互跨期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J].管理评论,2020.32(02).
[13]张宏,高璇.企业社会责任、品牌资产和产品市场竞争力关系研究——基于不同战略选择的比较分析[J].中国物价,2021(12).
[14]张晓颖,李红霞,马艳,等.环境保护税、政府创新补助与企业绿色创新[J].财政研究,20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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