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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综述
第756期 作者:□文/马博林 时间:2025/7/2 8:45:29 浏览:130次
  [提要] 民营企业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逆向混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总结梳理,分别从财务动因、战略动因、产权动因和政府推动等四个方面分析企业逆向混改的驱动因素。同时,结合企业融资情况、公司治理和研发创新等,探讨逆向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改革;驱动因素;民营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12月24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主导的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渐成为新的改革趋势和模式,其目的是结合民营经济灵活与高效的优势,以及国有资本资源雄厚的优势和政策支持,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自从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我国开始实施以来,混改的方式多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正向混改,所以与混改相关的研究也都集中于国有企业引入民营资本的所有制改革。相比之下,探讨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逆向混改的研究较为缺乏,相关理论框架并不完善。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从民营企业逆向混改的动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影响绩效的路径这三个方面,相对系统地梳理并总结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逆向混改”动因研究
(一)财务动因。由于信贷歧视、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民营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压力,因此它们迫切希望通过引入国有资本,获得政府的隐性支持。Zhao H(2016)认为民营企业在金融市场上普遍面临信贷歧视,获得的政策性资金更少,运营的成本更高。在这方面,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逐步揭示了政治关联、国有资本引入及融资约束之间的相互关系。Gentzkow M.(2006)指出,有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和利率优惠,引入国有资本建立政治关联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在此基础上,Kenneth(2012)进一步发现,如果企业管理层具有政治背景,企业在获取银行信贷资源方面将面临更少的限制,从而在融资过程中更具优势。杨鹏华(2022)则从企业特征的角度出发,认为民营企业存在融资约束的原因在于一般规模较小、成立时间更短以及更低的信息透明度。从银行贷款的角度来看,罗党论和甄丽明(2008)强调了信贷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他们指出,商业银行通常偏好风险较低的项目,并认为即使国有企业出现坏账,政府也可能会出面解决,因此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
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地深入,更多的学者关注到逆向混改对民营企业降低财务风险和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宋增基(2014)提出,民营企业通过引入国有资本可以提高其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融资约束,并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观点得到了翟淑萍(2023)的实证研究支持,她通过对2013~2020年A股上市民营企业的研究发现,逆向混改不仅给民营企业带来了社会资源和优惠政策,还能提供信誉担保或信用背书,提高了民营企业银行信贷融资的便利性和可获得性,从而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此外,秦海林和赵鑫(2024)进一步研究发现,引入国有资本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特别是在债务融资成本较高的情况下,通过国有股东的参与,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低成本的融资,从而抑制杠杆操纵,降低财务风险。
(二)战略动因。民营企业推动逆向混改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资本通常掌握着重要的稀缺资源,并在获取政府补贴和吸引人才方面具有优势。目前,为了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如创新补贴、税收优惠和设立投资基金等,但这些资源的分配主要由政府主导。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在获取政府资源方面会受到不公平待遇。在此基础上,Boateng Agyenim(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逆向混改有助于民企以较低的价格获取企业生产所需的要素,从而增强竞争力。M Li和C Liu(2019)也发现,通过整合核心能力、生产要素和优质资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可以获得一定提升。
从稀缺资源获取的角度来看,宋增基(2014)认为国有企业能够参股的民企,潜在说明民营企业存在技术优势或者经济实力,是民企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信号,可以产生信号传递效应,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获取更多优质项目,拓宽融资渠道。邓永勤和汪静(2019)通过实证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可以利用国有股权做背书,有助于吸引优秀人才、获取创新资源,国有股东能够提升民营企业创新水平,混合所有股权结构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崔宇晴(2023)认为,逆向混改后民营企业被赋予国企身份有助于资源获取和业务拓展,进而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综上,“逆向混改”能给民营企业在获取政策性帮助、拓宽融资渠道和引进人才等方面带来显著的资源优势。
(三)产权保护。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产权保护是否完善。要释放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能,需要政府加大力度推动更加严格的产权保护政策,同时明确界定各类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归属。闫爱青(2022)认为,民营企业在产权保护方面,面临法律制度不健全、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融资环境收紧等多重困境。因此,保护民营企业产权首先要健全企业内部系统、完善政策、营造尊重产权的法律环境,并塑造创新机制。同时,还需要探索更多创新性且符合市场化特征的方式维护民营企业产权。Kaur Palvinder(2015)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获取政府支持之后,会更加注重运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障策略来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张铄(2016)的研究显示,引入国有股权能够切实增强民营企业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力度,并且这种保障效果显著优于企业家参与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李文贵与余明桂(2017)提出,在产权保护观念淡薄的区域,民营企业往往倾向于推行国有化进程,通过主动将部分产权划归国有资本范畴的手段,以寻求更有效的“产权保护”。
(四)政府推动。Guy和John(2015)通过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引入部分国有资本及国有企业进行局部私有化,能够与中国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模式相匹配。郑国坚和蔡贵龙(2018)则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新时代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Huang等(2021)也提到,地方政府倾向于推动逆向混改,因为这种模式有助于提高当地的就业水平。李秉成和王志涛(2022)指出,国有资本介入民营企业发展可以明显降低民营企业出现税收规避行为的倾向,尤其是在那些国有资本参与程度较高且带有地方属性的民营企业里,这种效应体现得更为突出。
二、关于“逆向混改”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通过整理与总结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民营企业选择引入国有战略投资者的动因主要集中在产业、财务、政治因素及政府推动等四个方面。目前,对于这种逆向混改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观点,主流观点主要分为积极、消极和不确定三种看法。
(一)“逆向混改”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部分学者认为民营企业进行逆向混改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是积极的,并且促进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有助于实现“国民共进”。首先,Guy S.Liu,John Beirne(2015)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并且中国的国有企业规模很大,其研究结论指出混合国有制和私有制是最适合中国企业发展的所有制模式。Yuan,RS和Li,CL(2023)通过研究认为互斥的股权性质具有弥补双方体制不足的特征,而这种互补作用有助于改善公司经营绩效。研究发现,进行混改后中国企业的绩效表现均有相应提升,并且合理的互斥股权比例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这一积极作用。庄子宣(2023)认为逆向混改能够提升企业的声誉,在声誉较低的民营企业,逆向混改可以使民营企业更倾向于聘请熟悉国内企业管理政策的本土管理层,此举能更显著地促进其承担环境社会责任,进而优化民营企业的声誉。冶淋苗(2024)的研究显示,逆向混改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综合财务绩效,在引入国有资本后,民营企业的综合财务绩效评分大幅增加,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均有相应提升。
(二)“逆向混改”对企业绩效有消极影响。部分学者认为民营企业进行逆向混改对绩效的影响是消极的,原因主要在于民营企业在引入国资后或将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并且公司经营效率也有下降的可能性。Huang et al.(2013)认为,从社会层面看,混改有可能会导致优质资源的错配,进而使得企业社会性负担增加。在此基础上,Leng(2016)指出,尽管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源优势,但如果这些资源与企业的实际需求不匹配,或者企业在利用这些资源方面能力不足,那么这些优势资源可能会被浪费,甚至可能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最终降低企业绩效。李文贵(2016)认为,民营企业在引入国资后,可能会从中获得一定的积极效果,但随着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最终这种社会责任可能会对其绩效产生不利影响。例如,聘用了更多的员工,支付更高水平的员工工资福利或者因为社会责任而承接利润较低的项目等。此外,肖正和翟胜宝等(2022)认为随着国有资本参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政府的补贴和优惠,但也会导致职业经理人出现懈怠和懒惰行为,进而增加企业经营风险。
(三)“逆向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确定。王凯和武立冬(2015)指出,由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时间相对较短,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尚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经济效应”和“行政效应”。从制度角度来看,民营企业的股权架构以及高管政治关联方面的差异,或许难以切实化解其融资方面的阻碍,反倒有致使资金外流、企业效益下滑以及融资愈发困难的可能,进而催生出“行政效应”。从另一角度来讲,在企业遭遇经济危机之际,“行政效应”的存在或许能够缓解高管层面在融资方面遭遇的难题,形成“经济效应”,防止企业运营能力持续变差。所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给企业价值带来的影响同双方体制逻辑的适配程度紧密相连,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沈昊和杨梅英(2019)认为,国有控股的治理模式不一定导致低效,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企业与恰当的时机,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三、关于“逆向混改”对绩效影响路径的研究
(一)融资行为。从企业融资角度来说,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是影响企业融资约束水平的主要原因。首先,信息不对称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也存在于企业与债权人之间。民营企业的财务透明度难以消除商业银行的顾虑,因为民营企业与民间借贷、表外融资联系密切,这让债权人很难准确把握民营企业的融资规模与风险情况。邹丽华(2018)认为机构投资者和银行需要对企业进行风险评估后才会决定是否投资和贷款,面对民营企业存在的经营风险,机构投资者和银行甚至会提高贷款利率、降低贷款信用期限。其次,在融资约束问题上代理成本主要体现为第二类代理成本,即企业大股东与小股东间的代理成本。姜付秀和王运通(2017)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公司有着更低的融资约束水平,当控股大股东具备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意图与实力时,不但存在着损害企业财产的可能,还会加剧投资者与债权人所面临的风险,也就是企业所面临的第二类代理成本越突出,其融资受限的程度通常越高。因此,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借助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缓解企业融资压力,进而提高企业绩效表现。
(二)公司治理。基于公司治理的角度,民营企业引入国有性质股权,可以优化企业内部的股权结构,避免出现大股东的利益侵占现象,提高企业治理水平和绩效。董小红和孙文祥(2021)认为引入异质性股权的民营企业不仅能与政府建立更直接的利益关联,还能获得国有资本提供的隐性担保,也会增加企业项目中标的概率,享受更多的政策优惠。同时,异质性资本的参与也有利于民营企业股权结构改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此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公司股权多元化,可以引进宝贵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进而改善公司绩效。潘宗玲(2023)采用 Heckman模型,研究股权结构以及高层治理问题,得出逆向混改有利于提升民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结论。民营企业进行逆向混改,引入国有资本可以优化企业的股权结构、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进而对公司财务绩效产生影响。
(三)研发创新。自从创新理念融入经济领域后,市场竞争力就一直被视作影响公司创新的关键要素。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税收、补贴和信贷融资等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并且Bronwyn Hall和Josh Lerner(2010)认为企业研发创新是一个投入高、不确定性大且周期长的投资活动。这些问题制约了民营企业的规模扩张与研发投入。Mai,A.D(2021)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技术研发、战略制定和降低产品成本这三种机制来提升自身价值。蒲勇健(2020)指出,国有企业参股民营企业为提升我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应尚军和蔡雨欣(2020)通过选取A股622家民营控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国有参股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负,减轻民企投资对现金流的依赖,避免企业因为内部现金流不足而放弃部分创新活动,从而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龚政(2023)认为国有资本参股能通过为民企提供税收优惠、获取政府补贴等方式,为民企提供富裕的创新研发资金,并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四、文献述评
总结发现,民营企业选择逆向混改的动因主要包括财务需求、政治因素、产权保护以及政府推动。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企业在特定环境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逆向混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融资行为、公司治理和研发创新三个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创新能力,逆向混改能够协同提升企业整体绩效。然而,逆向混改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由于混改企业数量庞大,所处行业各异,且企业自身特性不同,学界对其效果的看法存在分歧。多数学者认为,逆向混改对企业的市场经营和财务绩效有积极影响,但也有部分学者指出,过度的社会负担可能威胁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因此,逆向混改的效果应结合具体企业的背景和行业特征进行分析。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对逆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支持与探索,逆向混改在中国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策讨论的热点。但是,目前相关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首先,在案例研究方面,案例企业多集中于大中型企业或特定行业,比如环境保护行业、房地产行业和能源行业,缺乏对小型民企、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企业进行研究,这使得研究结论的普遍性受到一定限制。其次,缺乏多维度的分析,学界往往局限于财务绩效、市场反应等量化指标来评估逆向混改的效果,忽视了企业在实施混改过程中的复杂性,如组织文化、员工激励机制、创新能力等软性因素。最后,在比较研究方面,学界对于逆向混改与传统的正向混改之间的对比研究较少,两种混改模式在改革背景、目标、主体、实施路径以及效果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目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对比分析,这不利于把握逆向混改的特点和价值,也难以从整体上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战略布局和政策设计。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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