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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休闲时间对生产率影响分析 |
| 第756期 作者：□文/徐 鹏 时间：2025/7/2 8:51:15 浏览：40次 |
［提要］ 基于2018～2020年CFPS数据，探究劳动者休闲时间对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经统计分析发现：二者呈倒“U”型关系，适度休闲提升生产率，过度则反之。休闲时间通过身心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等机制间接作用于生产率，“延迟满足类”休闲活动对提升生产率效果更佳。据此，提出优化休闲时间配置、促进此类活动、关注劳动者健康及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休闲时间；生产率；倒“U”型关系；身心健康；人力资本积累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月15日
引言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的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然而，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工作环境，还与其休闲时间的配置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加速，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逐渐延长，休闲时间被压缩，引发了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根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日均休闲时间仅为2.42小时，较2018年减少了25分钟。这一趋势不仅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还可能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深远的影响。休闲时间作为劳动者恢复精力、提升技能和激发创造力的重要途径，研究其配置模式对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休闲时间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休闲时间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影响。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将“过劳”列为健康风险因素，指出其可能导致效率下降和多种健康问题。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休闲时间对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城市层面的研究表明，居民休闲时间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这种效应更为显著。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层面，缺乏对个体劳动者休闲时间配置模式的深入分析，且较少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旨在探讨劳动者休闲时间对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展开实证分析。
一、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休闲时间与生产率的关系可以从多个理论视角解释。基于人力资本理论，休闲时间不仅是劳动者恢复体力和精力的途径，还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活动提升技能和知识储备，从而提高生产率。Becker（1965）指出，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休闲时间的合理配置为劳动者提供了自我提升的机会。基于恢复理论，休闲时间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恢复心理和生理状态，提升工作效率。Sonnentag和Fritz（2007）研究表明，充分的休闲时间能显著降低工作倦怠感，提高工作投入度和创造力。此外，休闲时间通过促进社会互动和家庭关系，增强社会支持网络，间接提升工作表现。基于时间配置理论，劳动者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时间分配决策影响其整体效用和生产率。Gronau（1977）提出，劳动者根据边际效用最大化原则分配时间，休闲时间的增加可以通过提升幸福感和满足感，间接提高工作效率。
休闲时间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实现：（1）身心健康机制：休闲时间有助于缓解压力、改善睡眠、增强免疫力，提升身心健康水平。研究表明，身心健康与生产率呈正相关。（2）人力资本积累机制：休闲时间可用于教育、培训等活动，提升技能和知识储备。例如，职业培训或自学新技能可提高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3）创造力与创新机制：休闲时间为劳动者提供放松和思考的机会，激发创造力和创新思维。Amabile（1996）指出，适度休闲活动能显著提升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基于上述理论和机制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休闲时间与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适度休闲提高生产率，过度休闲则降低生产率
假设2：休闲时间通过身心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创造力提升等机制间接影响生产率
假设3：不同休闲时间配置模式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以“延迟满足类”活动为主的模式对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该调查通过追踪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
本文的核心变量包括休闲时间、生产率及控制变量。休闲时间定义为劳动者在工作之外用于休息、娱乐、学习等活动的时间，采用CFPS问卷中“过去一周平均每天用于休闲活动的时间”作为代理变量，涵盖娱乐、教育、健康及社交活动。生产率以劳动者的年收入为代理变量，并对收入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影响，同时引入“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自评”作为补充指标。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工作特征、家庭特征及地区特征。
数据处理方面，本文筛选了年龄在18～60岁之间、有正式工作的劳动者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了学生、退休人员和无业人员。对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进行了删除，并对收入、休闲时间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以减少极端值的影响。最终，2018年和2020年有效样本分别为8，532个和7，986个。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首先对2018年和2020年CFPS数据中的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表1）
从表1可见，劳动者日均休闲时间为2.45小时（标准差1.12），表明个体间休闲时间差异较大。年收入对数的均值为10.23（标准差1.05），显示收入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样本平均年龄为38.56岁，男性占52%，平均教育年限为12.34年，每周工作45.23小时，家庭收入均值为15.67万元。
（二）模型构建。为了分析休闲时间对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计量经济模型：
Productivityi=β0+β1LeisureTimei+β2LeisureTime2i+γXi+εi
其中，Productivityi表示第i个劳动者的生产率（以年收入的对数衡量），LeisureTimei表示休闲时间，LeisureTime2i为休闲时间的平方项，用于检验休闲时间与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Xi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每周工作时间、家庭收入等。εi为随机误差项。
（三）回归结果分析。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表2）
从表2可见，模型1中休闲时间对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0.12，p＜0.05），表明增加休闲时间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后，休闲时间系数略降至0.10，但仍显著为正，说明其影响具有稳健性。模型3加入休闲时间平方项后，休闲时间系数变为0.15（p＜0.01），平方项系数为-0.02（p＜0.05），表明休闲时间与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即适度休闲提升生产率，过度休闲则导致生产率下降。
（四）稳健性检验。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以下检验：首先，采用“所在地区的平均休闲时间”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与基准模型一致，支持研究结论。其次，按性别、教育程度和地区分组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对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均显著，且倒“U”型关系依然成立。
四、机制检验
为检验休闲时间是否通过提升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水平间接影响生产率，本文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模型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对身心健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身心健康对生产率也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休闲时间通过提升身心健康水平间接提高了生产率，验证了身心健康机制的存在。
为检验休闲时间是否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生产率，本文选取“教育投资”和“技能培训”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对教育投资和技能培训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教育投资和技能培训对生产率也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休闲时间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间接提高了生产率，验证了人力资本积累机制的存在。
为检验休闲时间是否通过提升劳动者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影响生产率，本文选取“创造力自评”和“创新行为”作为代理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休闲时间对创造力自评和创新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创造力自评和创新行为对生产率也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休闲时间通过提升劳动者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间接提高了生产率，验证了创造力与创新机制的存在。
五、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讨了劳动者休闲时间对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休闲时间与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适度休闲显著提升生产率，过度休闲则可能导致下降，表明合理配置休闲时间至关重要。休闲时间通过身心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创造力与创新等机制间接提高生产率。其中，以学习、培训等“延迟满足类”活动为主的休闲模式对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显著，而看电视、玩游戏等“即时满足类”活动影响较弱。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和企业应鼓励合理规划劳动者休闲时间，避免过度工作或休闲，可通过弹性工作制、带薪休假等方式实现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加大对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投入，设立社区学习中心、提供职业培训补贴，激励劳动者参与人力资本积累类活动；企业应重视劳动者身心健康，定期组织体检、设立心理咨询室，缓解工作压力。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鹏飞，魏翔.居民休闲时间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J］.城市问题，2018（10）.
［2］Springer.How Does Leisure Time Affect Production Efficiency？Evidence from China，the US，and Japan［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15.120（02）.
［3］韦佳佳，王琪延.休闲时间对职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J］.北京社会科学，2022（03）.
［4］张卫国，蒋宇斯，连大祥.收入、睡眠与劳动者时间分配［J］.世界经济文汇，2022（02）.
［5］Becker，G.S.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The Economic Journal，1965.75（299）.
［6］Sonnentag，S.，Fritz，C..The Recovery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for Assessing Recuperation and Unwinding from Work［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2007.12（03）.
［7］Gronau，R..Leisure，Home Production，and Work：The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Revisited［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7.85（06）.
［8］Rothbard，N.P..Enriching or Depleting？The Dynamics of Engagement in Work and Family Rol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1.46（04）.
［9］Heckman，J.J..Policies to Foster Human Capital［J］.Research in Economics，2000.54（01）.
［10］Amabile，T.M..Creativity in Context：Update to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M］.Westview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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