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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产业 |
| 数字化、消费结构升级与农业绿色发展实证研究 |
| 第756期 作者：□文/郭嘉璐 时间：2025/7/2 9:14:18 浏览：68次 |
［提要］ 基于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面板数据，构建中介与门槛模型探讨农业数字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业数字化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化，但消费升级的遮掩效应削弱其正向作用；东部与中部地区、高收入地区的影响显著，西部不显著；消费升级存在单一门槛值（0.660），超过后数字化促进作用减弱。建议差异化政策以推动二者协同发展。
关键词：农业数字化；农业绿色发展；消费升级；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3月23日
引言
在数字经济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的背景下，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揭示农业数字化影响绿色发展的内在机制，尤其是消费结构升级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及非线性关系的存在性，亟须系统性实证检验。
当前研究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多数文献局限于线性关系分析，未能揭示农业数字化与绿色化间的复杂非线性特征；其二，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及其与数字化的交互机制尚未厘清，尤其缺乏地域与收入异质性的实证支持；其三，政策设计多基于“一刀切”假设，忽视消费升级阶段对政策效果的动态影响。上述缺口导致现有理论难以有效指导差异化政策实践。例如，在东部发达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完善与高消费水平并存，可能形成不同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作用路径；而高收入群体的绿色消费需求与资源消耗并存的双重性，也可能导致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关系发生转折。
基于此，本文以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模型，旨在解决以下问题：（1）农业数字化是否通过消费升级影响农业绿色化？（2）这种影响是否存在地域与收入异质性？（3）消费升级是否引致数字化作用的非线性变化？本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论层面，揭示消费升级在数字化与绿色化间的遮掩效应与门槛机制，弥补现有文献对中介路径及非线性关系的分析不足；实践层面，为制定差异化政策（如东部强化技术渗透、西部优先基建投入）提供依据，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动态适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业数字化通过技术创新与要素重构推动农业绿色化，而消费升级则可能通过需求牵引与资源约束的双重路径调节这一过程。本文基于现有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研究假说。
（一）通过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对农业数字化发展产生影响。孙红雨和钟青（2025）指出数字技术使得农业生产过程更加智能化、精准化，有助于实现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进而推动农业绿色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农村居民对于高质量、环保型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消费升级对农业绿色化产生了间接影响，它通过市场需求的变化拉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纪阳阳等（2024）的研究表明，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消费水平和结构，这与数字化技术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减少环境影响方面的应用密切相关。居民对绿色农产品的偏好增加，促使农业生产者采用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以满足市场需求。由此提出假说1：
假说1：农业数字化通过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从而间接提升农业绿色化水平
（二）居民消费升级的门槛效应。在研究农业数字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时，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及其可能存在的临界点效应尤为关键。居民消费升级可能通过市场需求的变化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绿色化转型。然而，这种影响并非线性，而是存在一个门槛值，超过该值后，消费升级对农业绿色化的推动作用可能会发生变化。庞瑞芝等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这表明在农业数字化推动农业绿色化的进程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升级的关系可能存在类似的非线性门槛效应。
根据消费行为理论，消费升级增加了对绿色、环保农产品的需求，应通过市场需求的变化拉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促使农业生产者采用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然而，当居民消费升级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出现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这可能会对农业绿色化产生不利影响。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假说2：
假说2：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门槛效应，导致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1、中介效应模型。为了深入探讨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本文首先基于现有理论分析构建了以下基准回归模型，并检验可能的中介效应：
Greenit＝α0+α1Digitit+α2Zit+ui+δt+εit （1）
Consit＝β0+β1Digitit+β2Zit+ui+δt+εit （2）
Greenit＝γ0+γ1Digitit+γ2Consit+γ3Zit+ui+δt+εit （3）
其中，Greenit表示农业绿色化发展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Digitit表示省份i在时期t的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Zit为控制变量集合；ui和δt分别表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假设其满足经典线性回归模型中的独立同分布假设。
根据温忠麟等（2022）的方法，模型（1）检验主效应，考察农业数字化Digitit对农业绿色发展Greenit的直接影响。此外，通过控制变量Zit的估计结果，进一步分析其他因素对农村绿色发展的相对重要性；模型（2）检验中介变量的影响，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Consit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检验系数λ1是否显著；模型（3）检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将中介变量农村居民消费升级Consit纳入农村绿色发展的回归方程中，并检验系数γ2是否显著。
2、门槛效应模型。为了深入探讨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本文根据Hansen（1990）的研究，采用经典的面板门槛模型。门槛模型是一种非线性模型，能够捕捉农业数字化的发展水平可能在居民消费升级不同阶段对绿色发展产生不同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的面板门槛模型如下：
Greenit＝η0＋η1Digitit×I（Consit，it≤θ）＋η2Digit×I（Consit，it＞θ）＋η3Xit＋ui+δt+εit （4）
其中，农村居民消费升级Consit为门槛变量，消费升级不仅直接影响农村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压力，还通过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间接影响农业绿色发展。θ为门槛值，是模型中用于划分不同阶段的关键参数。I（·）为示性函数，模型将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农业绿色化发展”指标体系紧密围绕农业绿色发展的三个核心阶段：去污、提质和增效。根据“十四五”规划等国家系列文件指示，参照李旭辉等（2024）的做法，选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高效三个维度，并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计算得到数字经济的综合发展指数。具体变量设计详见表1。（表1）
2、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本文的农业数字化指标体系借鉴了朱红根和陈晖（2023）提出的四个维度：数字资金投入、数字产业发展、数字信息基础和数字服务水平。此外，还参考了慕娟和马立平（2021）对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内涵和形成要素的分析，以及他们建立的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变量设计详见表2。（表2）
此外，根据温涛和陈一明（2020）的研究，本文增加两个创新性指标——“企业参加电子商务活跃度”和“农业生产电气化”。这两个指标不仅体现了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情况，也展示了数字技术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方面的潜力。
整体而言，这一体系不仅涵盖了农业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了人才、资金、技术应用等多个关键因素，为农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全面、系统的评估框架，同时确保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代表性和可得性，与现有文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紧密相连。
3、中介变量：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在本研究中，为了衡量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升级程度，我们引入了居民消费升级率这一指标。该指标的计算方法借鉴了徐敏和姜勇（2015）的研究思路。具体而言，居民消费升级率Cons的计算公式如下：
Consij=1×Survivalij+2×Developij+3×Enjoyij （5）
其中，Survivalij表示生存型消费占比，赋予其权重为1；Developij表示发展型消费占比，赋予其权重为2；Enjoyij表示享受型消费占比，主要涵盖旅游、文化娱乐、高档耐用品等能够提升生活品质和满足精神需求的消费项目，赋予其权重为3。通过这种赋权方式，不同消费层级的权重逐渐递增，即消费层次越高，赋权数值越大。
4、控制变量。在本研究中，为了克服遗漏变量可能引致的估计偏误，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并明确了其具体的衡量方法：泰尔指数TheilId，用于衡量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程度；城镇化率Urban，用于衡量各省份的城市化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Edu，以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农村人口占比RPR，用于衡量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外贸依存度Open，用于衡量一个地区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第一产业占GDP比重PI_GDP，通过计算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来得到。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使用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权威年鉴，缺失值采用均值插补法处理。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表3显示了农业数字化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估计结果。模型（1）的结果显示，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2）中，农业数字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不显著，t值为1.585。这表明农业数字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直接影响较弱，暗示农业数字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可能需要通过其他机制来实现。在模型（3）中，当同时考虑农业数字化和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时，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的影响系数增加到0.563，t值为6.139，依然是显著正向的。同时，居民消费升级对农业绿色化的直接影响是显著负向的，系数为-0.864。这一结果表明，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本身具有较强的直接促进作用，但居民消费升级对农业绿色化的间接负向影响削弱了农业数字化本身的促进性，导致模型（1）中的总效应变小。囿于模型（2）中数字化对居民消费升级无显著影响，故该模式表现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在农业数字化与农业绿色发展之间的遮掩效应。这种遮掩效应可能表明，尽管居民消费升级对农业绿色化的直接影响是负向的，但它实际上揭示了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的潜在正向影响。这种遮掩效应的存在表明，居民消费升级可能并非直接推动农业绿色化的因素，而是通过与农业数字化的相互作用，间接地增强了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假说1得以验证。（表3）
综上所述，本部分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消费升级在农业数字化与农业绿色化之间起到了遮掩效应，并且可能通过与农业数字化的相互作用，间接地增强了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强调了在推动农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农村消费升级的复杂作用，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优化这一过程。
（二）稳健性检验。为确保研究稳健性，本研究剔除了直辖市样本并采用双向缩尾方法进行检验。直辖市因特殊地位和政策优势，在农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方面与其他地区差异较大，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剔除直辖市后，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模型1中系数为0.389，显著性水平1%），且在加入居民消费升级因素后，结论不变。双向缩尾处理后，农业数字化的正向作用依然稳健，居民消费升级的负向影响也显著。（表4）
（三）门槛效应分析。门槛模型能够捕捉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尤其是在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在不同水平下存在差异时。我们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作为门槛变量，通过门槛模型来识别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影响的转折点。为了深入探讨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影响的非线性特征，本研究引入了门槛效应分析方法。（表5）
根据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我们发现单一门槛模型显著，门槛值为0.660，F统计量为27.480，P值为0.013，这表明门槛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意味着，当居民消费升级水平达到或超过这一门槛值时，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的影响会出现显著变化。具体地来说，门槛效应的存在表明在消费升级的某个特定阶段，农业数字化对绿色化的推动作用可能会加强或减弱，这种变化是之前未被线性模型所捕捉到的。因此，门槛效应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细致的视角来理解农业数字化与农业绿色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揭示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转折点。这一发现强调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居民消费升级的实际水平，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引导消费升级与农业数字化的协同发展，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农业绿色化进程。
根据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当居民消费升级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系数为0.843。然而，当居民消费升级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化的正向影响减弱，系数降低至0.620，尽管依然显著，但是相比低于消费升级水平低于门槛值时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随着消费升级的过渡，对农业绿色化促进作用可能有所减弱，揭示消费升级在农业绿色化进程中的复杂作用。（表6）
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农业数字化对绿色化的推动作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消费升级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具体而言，消费升级初期可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来促进绿色化，但当消费升级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因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对绿色化产生不利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选取2012～2020年我国30个省份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深入探讨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首先检验农业数字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发现农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化水平。进一步地，引入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作为中介变量，检验其在农业数字化与农业绿色化之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认为应采取以下政策措施：（一）政府应加大对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农村互联网普及、智能农业设备的推广和应用等。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数字化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绿色化转型。对于东中部地区，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和升级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而在西部地区，优先解决网络覆盖不足、设备短缺等基础问题，逐步完善农业数字化基础设施，为农业绿色化发展奠定基础。（二）政府和相关机构应加强对农村居民绿色消费观念的宣传教育，通过开展绿色消费主题活动、发布绿色消费指南等方式，引导农村居民形成绿色、环保的消费习惯。同时，鼓励企业开发和推广绿色农产品，完善绿色农产品的认证和标识体系，提高绿色农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和竞争力，从而通过市场需求拉动农业绿色化发展。（三）政策制定者应动态监测居民消费升级的阶段和趋势，根据不同阶段调整农业数字化政策。在消费升级初期，重点推动农业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当消费升级达到一定水平后，应更加注重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农产品的供给能力，避免因消费升级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确保农业数字化能够持续有效地促进农业绿色化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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