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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 |
| 第757期 作者：□文/吴阳阳 时间：2025/7/16 9:37:21 浏览：22次 |
［提要］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背景下，结合郑州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变化趋势与当前面临的治理困境，基于韧性治理与现代乡村治理“嵌入-融合-实践”的逻辑，从治理机制、协同治理、科技赋能、产业振兴、内生性治理等五个层面重构郑州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更好推动郑州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乡村治理；韧性治理；现代乡村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河南现代城市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韧性治理：衍生逻辑、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项目编号：2025-ZZJH-027）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月15日
一、现代乡村治理与韧性治理的理论耦合
（一）韧性治理特征与现代乡村治理要求高度契合。作为一种应对风险挑战的新型理论形态，韧性治理所包含的机制韧性、社会韧性、技术韧性、经济韧性和文化韧性，与现代乡村治理在治理体制、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基础、治理文化上的要求高度契合。要想实现现代乡村的韧性治理，在治理过程中必须不断完善自身治理机制，加强多元主体间的协同配合，运用高新技术提升治理效果，通过产业振兴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强化内部驱动力，实现乡村内生式增长。
（二）韧性治理对现代乡村治理目标实现具有独特价值。韧性治理注重治理的协同性、内生性，注重治理方式与环境的适应性，属于全过程治理，对于现代乡村资源的整合、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价值。在实现现代乡村治理的目标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利于构建新的治理思路，增强乡村自身弹性。
（三）韧性治理为现代乡村治理提供新思路。现代乡村治理面临着新型、多变的治理环境，迫切需要新的治理理论为之提供新的治理思路。而韧性治理聚焦于治理的全过程，强调协同配合，加强环境的适应能力，试图在治理过程中构建快速响应、有效恢复、自我学习、内生创造等现代化的治理品质，能够不断满足现代乡村治理的要求，加强资源之间的整合，更有利于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二、郑州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变化趋势
（一）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对乡村的重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从传统的依赖革命进行改造，转变为国家、现代性和地方性知识三种历史逻辑共同塑造乡村治理的新局面。国家、现代性与地方性知识，共同参与了对乡村权威、秩序格局以及日常生活情态的塑造。在这场博弈中，地方性知识在国家和现代性革命化的强压下以顽强的韧性彰显着自身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村社会，扮演者社会更替的幕后指导者与推进者，直到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退潮。
（二）乡村向行政细胞化转变，治理重心下移。过去，乡村治理的重心大多放在上层，经层层传达使政策落实，忽视了基层的作用。治理重心的上移使得政府对基层控制能力下降，无法较好实现基层自治。近年来，乡村社区由自治逐渐向行政细胞化转变，国家权力在不断渗透，同时治理的重心也逐渐转移下沉至基层，改变了乡村治理体系原有的独立性，将其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细胞加以管控，“新乡贤”也成为这些行政细胞的管家，有了社区国家化的倾向，使得治理更加高效便捷。乡村从“善政”向“善治”转变，合理有效挖掘、利用基层社会组织资源，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功能。
（三）治理主体由单一权力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当前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居民参与意识不高、参与程度不深。随着社会利益转向多元化，居民的利益诉求也更加多样，自治意识和民主呼声日益强烈，对乡村卫生、体育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标准越来越高。在乡村治理中，问题的解决需要村民的参与和行动，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势。乡村治理主体由单一权力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大政府”的管理模式向“大社会”转变，让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共同来参与、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通过合法途径表达自身诉求，以主体姿态参与乡村治理过程。
三、郑州现代乡村治理现实困境
（一）乡村社会认同危机加剧。一是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乡村基层政权公信力建设是郑州现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赢取乡村民众信任与认同的重要路径。民众对于乡村基层政权的认同，实质上是对基层政权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乡村治理主体之间不能很好地认同多元利益，忽视了主体间的利益关联，从而使基层政权公信力不断下降。村里的财政资金，多数情况下是由乡级政府部门管理，资金控制权被向上回收，使村级组织资金使用受限，乡村民众对于基层自治、基层民主的认同感降低。二是乡村文化秩序失范。乡村文化秩序是基于乡村内源式文化积淀的，随着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乡村与城市在不断融入，与此同时，城镇化的进程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工业文明。随着河南省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更多乡村居民选择外出务工，试图接触以城市文明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受到外居生活的影响以及城市现代文明的冲击，部分乡村民众对于乡村文化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对乡村内生文化产生排斥，内生文化符号日益消逝，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认同危机，使郑州乡村治理的整体质量下降。
（二）乡村民众自治能力不足。一是社会组织内生动力不足。从整体上来看，当前郑州乡村治理的主体主要分为四大类，包括各级党委部门、各级政府、乡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虽然政府一直在推进行政权力的下放，倡导乡村组织的内生发展，但是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依旧扮演着主导角色，社会组织所行使的权力只是当地政府让渡出来的一部分，集中于社会服务领域。而在职能的行使过程中，需要依靠政府来推行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较为浓厚的行政色彩。双重主体的存在制约了乡村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加上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乡村内部的支付支援，没有城市区域的外部投入，导致内生动力不足，阻碍了乡村社会组织的有序发展。二是民众自治意识较弱。党的十九大强调乡村自治，使村民能够享有民主权利。在郑州乡村治理的实践中，村民自治意识还是比较欠缺，无法通过内生动力提升自身自治能力。乡村民众理所当然是乡村自治的主体，但是由于不少民众文化水平较低，自治与民主法制观念淡薄，不能积极参与到乡村管理之中。他们认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是乡村的各级干部，和自身没有关系，无法明确自身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另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合村并村现象普见，改变了村庄原有的社会格局。农民不断向城市涌入，留在乡村的以儿童、妇女、老人为主，参与乡村自治的意识淡薄，无法很好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
（三）乡村政策沟通机制阻塞。乡村社会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能否实现与郑州乡村实际状况相适应的有效治理，和村民的利益紧密相关，其中实现治理政策的良好沟通至关重要。郑州现有的乡村政策沟通机制是以政府为中心，以上传下达为主要途径。当前郑州乡村政策沟通阻塞主要表现为：在信息的自下而上传递方面，村民的实际需求无法有效向上传达至政策制定主体；在信息的自上而下传递方面，信息本身具有适用性缺陷，加之沟通过程中的层层阻碍，无法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政策沟通机制存在阻碍，难以有效接收民众的政策诉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层层阻碍，极大影响了干群关系，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同时也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形成。
（四）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失范。一是多元价值观念冲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乡村文化从故步自封逐渐走向开放，同时受到了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虽然乡村思想文化改变较为迟缓，封建礼仪仍然对人们产生着束缚，但是个人主义等思想对民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产生了较大阻碍。二是乡村文化道德资源离散。乡村文化道德资源对于郑州乡村治理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然而当前乡村文化存在着断裂、碎片化、空心化等危机。首先，在城镇化、现代化不断冲击的过程中，乡村社会面临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理念在冲击下不断消逝，出现了严重的过度失衡问题，传统文化面临解体。其次，随着行政力量的不断下沉，乡村社会的软制度，如乡规民约、道德风俗等在逐步弱化，约束力减弱。再次，乡村道德对于村民的约束逐步减弱，管控范围逐步缩小，化解民众间矛盾的作用也日益缩小。
（五）乡村民众参与能力受到束缚。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显著标志便是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要想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必须让乡村民众参与到乡村管理的日常事务中来。但是目前来看，郑州乡村民众由于整体文化素质的束缚、参政意识的薄弱等，无法有效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真正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另外，在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转向城市，乡村精英不断外流，导致乡村社会的老龄化、空心化现象越发严重，乡村民众参与治理意识日益薄弱，参与能力严重不足。
（六）乡村资源整合机制乏力。一是乡村信息资源分散。郑州乡村信息资源较多，但是资源分散，并没有很好地进行整合。虽然尝试将各种信息资源汇总，但是融合之后无法很好解决信息重复、信息搜集渠道分散等难题，缺乏深度挖掘，对信息的判读和加工不足。乡村的多数数据由乡镇政府掌握，缺乏信息的共享，信息融合较难实现。乡村信息资源的分散增加了额外的治理成本，对于乡村政策的宣传与实施、信息的及时传送与反馈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乡村资金资源闲置。随着郑州乡村振兴进程的不断深入，在乡村经济振兴方面，乡村集体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资源。但是，这些新增加的资金和之前乡村闲置的资金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乡村下发的各种涉农资金，缺少资金的整合思维，在下发过程中出现了资金投入的重复、过度、延迟等问题。各部门关注的乡村问题重点不同，在资金的运用上缺乏整合合力，未能很好实现资金的资本化，缺少资金的统一规划利用，缺少资金整合平台，效率低下、闲置浪费的现象依然严峻。
四、韧性治理视域下郑州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
（一）建立健全治理机制
1、规范责任机制。第一，乡镇政府等基层政府要承担好领导责任，密切关注乡村发展动向，关注党建进程，总体把握全局性问题，形成领导合力，提升整体服务能力与水平。第二，村委会要承担好乡村治理的引导责任，逐步变为乡村治理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不断培育乡村自治力量，带领村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民生建设。第三，乡村社会组织要发挥好协同责任，不断提供和创新服务，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与执行。第四，作为乡村社会的代表与典范，乡村精英要发挥好参与责任。对于村民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主体责任，通过自身学习、参与政务管理等方式不断强化自身民主意识，提高个人修养，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2、培育信任机制。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在郑州现代乡村治理过程中要不断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增强信息的共享性，消除猜忌与质疑，提升主体合作的信心与信念。要依法建立乡村权力清单，公开乡村政务信息，不断细致化公开内容，包括权责范围、处理流程、项目招投标、财务开支等内容。利用数字化技术完善乡村政务公开平台，及时有效地将相关信息传达给村民。
（二）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当前乡村治理主体呈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向，但是治理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会导致乡村治理陷入困局。只有多个治理主体相互合作、沟通协调，才能不断提高合作效率，推动郑州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要构建立体化网络管理体系，充实治理主体的构成与力量，培育与吸纳高校、社会组织、企业、志愿者、村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到郑州现代乡村治理的全过程，从自身优势出发承担不同角色的责任。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增强民众乡村共同体观念，提升治理主体对于乡村的认同与归属，更好地参与乡村事务管理，共享乡村治理成果。同时，要结合郑州农村特色，通过多形式的激励方式，不断激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意愿和动力，促进合作行为的发生。
（三）科技赋能智慧乡村。通过科技化手段赋能乡村治理，将脆弱性向韧性治理转变，使郑州现代乡村实现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与便捷化，畅通政策沟通渠道，搭建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采集精准的信息数据。首先，基层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要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集中力量做好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与网络平台搭建。其次，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村民的利益需求信息，对信息进行细化处理，畅通村民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进一步完善信息反馈机制。最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结合大数据智能分析，将乡村治理的综治工作搬到云端，将不同的问题录入系统，引入公安、法务等机构数据，有效整合与深度挖掘分析乡村治理各环节的数据资源，对矛盾进行动态跟踪反馈。当然，除了要及时发布与实时监管信息，还应该使村民具备信息工具的使用技能。要结合村庄情况对村民适时进行信息技术培训，指导信息工具与信息平台的使用方法，增强村民的信息识别与风险防范意识。
（四）产业振兴激发活力
1、构建多元复合产业链。在郑州乡村，农产品是乡村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本身的固有属性也体现出脆弱性。从农产品的原材料收集到转变成产品的完整制造环节中，各阶段呈现出密切的联系，上下游关系密不可分，形成完整的互联网产业链。产业链的横向和纵向延伸，可以有效增加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促进农民的增收。一方面要提升传统农业生产水平与质量，提高市场合作价值，引入先进的知识、技术、设备，使产品不断增值；另一方面要进行产业延伸与转型，在原有农业种植的基础上，重点开发农产品加工、生态观光、娱乐体验等，从多渠道强化产业链构成，促进农民增收，实现生活富裕，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加强乡村治理的经济韧性。
2、强化产业格局延伸。加大对郑州乡村各个地区农产品产业链走向的研究，对乡村重要的农业优势进行系统化整合，不断寻找产品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同时，在乡村空间范围内积极拓展生态圈，发展乡村农业上游和下游行业关系，一方面加强食品的加工制造，另一方面形成浏览观光区域，在种植、产品加工、生态旅游等行业之间形成空间互动，不断延伸产业格局，加强农地空间与农产品互动，提升产品价值，扩大乡村就业机会，增加农户收入。
（五）激发内生性治理
1、创新人力资源整合。作为乡村治理资源中活跃性高、能动性强的关键要素，人力资源为郑州现代乡村治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将郑州乡村潜在的治理人才，比如退休干部、老党员、返乡农民工、“新乡贤”等群体，吸纳到乡村治理中，保持乡村精英队伍的活力。另外，要强化乡村人才回流机制，优化乡村人才引进制度。同时，基层政府也要加大公共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乡愁乡情为纽带，为乡村精英的回流提供吸引力强、有保障的发展条件，使其安心投入振兴乡村事业。对于乡村自有人才，要不断加大人力资源培训投入，培养高质量的乡村治理人才，不断扩充乡村治理人才队伍。
2、优化乡村文化资源整合。郑州乡村文化源远流长，河洛文化、留余文化、家训文化、乡贤文化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在无形中助推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我们不断加大乡村文化资源整合。凝炼郑州乡村文化精髓，夯实文化整合根基，减少乡村治理成本。既要促进城市文化下乡，也要进一步推动乡村特色文化进城。要加大乡村传统文化的精髓提炼，对于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如地方志、族谱、村史、民俗民风等，要进行深度挖掘，并与现代性相结合，增进乡村的向心力。可以借助乡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历史文化遗产、农业产业园等，吸引城市人群的融入，打造特色小镇、民俗旅游等项目，不断扩大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要推动城乡文化互动，和谐共生。不断树立乡村文化自信，深度挖掘乡村文化中的人文底蕴，形成现代乡村治理的柔性力量。
（作者单位：郑州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之尧，柴子曈.国内韧性治理研究热点与未来展望——基于CSSCI（2015～2022）的可视化分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04）.
［2］谭英俊，蒙晓霜.韧性治理：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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