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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文本量化分析 |
| 第757期 作者：□文/魏 腾 时间：2025/7/16 9:44:01 浏览：36次 |
［提要］ 本文基于中央及相关部门颁布的关于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12项政策文本构建指标体系，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并提出优化建议。旨在构建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量化评价指标体系，未来研究可扩大数据来源与研究范围，提高政策评价的科学性。
关键词：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PMC指数模型；政策评价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社科重大项目：“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天津高校舆情导控的社会共治研究”（编号：2022JWZD53）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3月4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时代背景下，网络舆情应对是捍卫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在信息化网络技术快速更迭的当下，发达的信息网络给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给高校带来一定的“困扰”，互联网平台孕育了网络舆情的发生。而舆情的非理性、碎片化让高校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挑战。科学、合理、全面的相关治理文本能够更好地指导高校网络舆情治理实践，有利于高效应对网络舆情。
一、相关文献回顾
政策评价作为一项系统活动，主要是对政策价值的判断，其目的是为了掌握政策相关信息，为政策的完善、优化及新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当下学者们对政策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文本、政策过程、政策实施效果等方面。对于政策文本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质性评价研究，如对政策模式、政策逻辑的研究；二是量化评价研究，如通过构建量化评价指标、评价框架对政策进行评价。
学界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研究较为全面，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高校网络舆情的类型、特点，如高校网络舆情的类型、特征研究；二是高校网络舆情的态势感知、发展演化，如基于四方演化博弈的高校网络舆情演化规律研究、高校网络舆情预警系统研究；三是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应对，如高校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研究；四是高校网络舆情与思政教育的相互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如基于思政教育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研究、新时代高校网络舆情的治理策略研究等。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是高校引导网络舆情导向、治理网络空间、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领域。现阶段，对于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文本的研究主要是对于文本内容的研究，学者崔彦琨等立足于政策文本，从实施原因、主体、具体措施等对高校网络舆情政策内容进行规范分析，发现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政策内容还有提升空间。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对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比较单一，且目前鲜有研究采用文本量化分析方法评价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政策。基于此，本文选择采用政策建模一致性指数（简称“PMC指数”）模型对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
PMC指数模型是Ruiz Estrada基于Omnia Mobilis假说提出的政策建模研究一致性指数模型，该假说认为世间万物运动且相互联系，建模时应广泛考虑相关变量；一致性体现为政策内部各要素设置的协调和均衡；PMC指数模型认为各政策变量都同等重要，且其数量应当不受限制，尽可能将所有变量纳入，便于捕捉可能影响因素，使评价结果更加全面。该模型的参数尤其是二级指标主要是通过文本内容挖掘得出，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和避免主观性，进而提升量化评价的精度。PMC指数模型作为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评价的定量研究方法，不仅能够对政策进行量化评价，还能够直观展示政策的优势与不足，对政策进行科学的定量评价方面具有一定优势。目前，PMC指数模型已被广泛用于社会多个领域的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研究，如基于PMC指数模型的社会保障应急政策评价与优化、城市洪涝自然灾害治理政策的特征与效力研究、网络空间内容治理政策评价与优化、总体应急预案的量化评价等。PMC指数模型在公共政策内容评价领域的广泛应用及其自身优势说明将其应用于教育政策评价范畴，具有一定科学性与可行性。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择运用PMC指数模型，通过借鉴参考与文本挖掘，构建了涵盖9个一级指标、25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中央层面出台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政策进行量化评价。根据量化评价结果，分析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的优势与不足，以期为我国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数据与资料收集。高校网络舆情主要是大学生这一群体在互联网平台就高校突发事件的发生、发展而发表的情绪、观点、态度和意见的总和。网络舆情的突发性和多元性促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愈发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网络空间安全，不利于校园和谐稳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信息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本文主要通过“大学生” “思政教育” “教育信息化”等关键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官方网站收集相关政策文本，最后筛选出了2000年以来中央层面出台的12份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政策文本作为研究样本，如表1所示。（表1）
（二）评价体系：基于PMC的指数模型构建。PMC指数模型能够对政策进行多维度的评估与分析，揭示政策文本的优缺点，为政策文本的优化完善提供科学的指导。
1、确定变量并设置参数。变量分类与提取是构建PMC指数模型的关键一环，为避免变量选择的主观性偏好，需扎根于政策文本挖掘。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法提取12项政策中的高频词，并进一步深度挖掘政策文本的核心内容与联系，为变量选取和参数确认提供可靠依据。基于此，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基础与政策文本内容挖掘提取出二级变量，进而提供一级变量的设置依据，最终构建涵盖9个一级变量和25个二级变量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评价变量体系，其中X8参考借鉴学者张永安的变量构建，X9借鉴学者成全等的变量构建，如表2所示。（表2）
2、多投入产出表构建。多投入产出表是一种能够存储大量数据的、可供选择的数据库分析框架。该表由若干个一级变量和不受数量限制的二级变量构成，各个变量权重相等且彼此间独立。为便于数据的存储、计算与分析，本文基于上文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评价变量设置情况，对9个一级变量和25个二级变量设置同等权重，构建出多投入产出表，如表3所示，从而为下文的政策赋值计算提供框架依据。（表3）
3、PMC指数计算与评级。当前学界对PMC指数的计算通常分为以下步骤：先是对二级指标进行赋值，再对同一指标下的二级指标进行求和，得出各一级指标的数值；最后计算出相应政策的PMC指数。本文借鉴张蓓佳学者对于二级变量采用三分法赋值。如果政策文本并未体现二级变量的信息，赋值0；有体现变量信息，但属于较为笼统的描述，赋值为1；而对于能够给出具象化信息的变量，例如定量化的表述、具体的执行方法或步骤等，则赋值为2。
本文先将9个一级变量和25个二级变量带入多投入产出表；接着精读政策文本，采用三分法对25个二级变量进行赋值；将二级变量的值带入公式（1），计算出该政策的各项一级指标值；最后参照公式（2）计算出待评价政策的PMC指数值。
Xt＝■■ （1）
式中：Xt是第t个一级变量；Xtj是第t个一级变量所对应的第j个二级变量；n代表任意一个一级变量下对应的二级变量的总数。
PMC-V=（X1■■+X2■■+X3■■＋X4■■＋X5■■＋X6■■＋X7■■＋X8■■＋X9■■） （2）
式中：X1～X9对应评价指标的9个一级变量，j是一级指标所对应的二级变量。
本文借鉴王蕊等学者的方法，将PMC指数划分为四个等级：若PMC指数在［10，9］区间，表示完美等级；若PMC指数在［8.9，7］区间，表示优秀等级；若PMC指数在［6.9，5］区间，表示良好等级；若PMC指数在［4.9，3］区间，表示可接受等级。
为保证参与政策评价的各指标取值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多投入产出表的所有变量都有同等权重，本文对政策文本赋值后，将各项变量参数填入多投入产出表，再依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12项政策的PMC指数，并根据大小划分政策等级，结果如表4所示。（表4）
三、量化评价结果分析
（一）政策文本的整体评价与分析。12项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的PMC指数平均值为6.74，表明当前我国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文本处于一个“整体良好”的水平。结合上述政策评价标准，可将12项政策划分为3个等级，分别为优秀等级：P9政策；良好等级：P1、P2、P3、P5、P6、P7、P8、P10、P11、P12政策；可接受等级：P4政策。这表明我国在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政策整体处于良好等级，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不同等级政策文本的评价与分析
1、优秀政策。P9政策的PMC指数为8.00，是等级为优秀的政策，表明在政策制定时充分考虑了政策涉及的相关影响因素。具体来看，该政策的9项一级指标得分均大于或等于均值，充分说明该项政策从宏观到微观的制定趋于完善，政策相关内容丰富；该政策作为一项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依据充分、目标明确，重视教育的信息化管理，注重网络安全宣传教育与培训，对网络安全监测预警、网络舆情工作机制都有明确规划，并且具有丰富的资源支持、保障措施。政策内容在监督考核方面的规划略显不足，因此若需改进，该政策需立足于监督考核，主要从媒体监督入手。
2、良好政策。有10个政策的等级为良好，按照其PMC指数，由高到低分别是P10、P12、P11、P8、P5、P7、P1、P2、P6、P3。
P10与P12政策的PMC指数为7.75，表明政策内容较为完整。具体来看，两项政策的政策依据、资源支持、宣传教育、组织领导、治理过程等一级指标得分大于或等于均值，反映出政策内容依法依规、目的性突出，在技术、人员、信息、资金等资源支持方面均较为全面，但两项政策监督考核指标得分低于均值，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P11政策的PMC指数为7.42，相对来说，政策内容较为完整。具体来看，该政策目标明确，宣传教育、支持资源规划全面，在数据分析和态势感知等网络安全监测预测方面考虑较为全面，但对网络舆情引导与处置表述较为模糊；同时，政策内容未对媒体监督做出规划，因此该政策应考虑改进的内容为舆情引导与处置、监督考核。
P8政策的PMC指数为7.08，该政策的资源支持指标考虑较为全面，重视网络工作队伍的建设，职责分工明确；政策内容在治理过程方面存在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表述笼统、网络舆情处置缺失，在监督考核方面存在媒体监督缺失的问题，与均值差距较大。
P5政策的PMC指数为6.92，该政策的组织领导指标考虑较为全面，职责分工明确，政策内容在治理过程方面对网络舆情预警、引导与处置做了详细规划，明确各教育部门与高校之间形成信息共享、联动反应的舆情工作模式，强调回应网上关切与网络舆情应对合力。政策内容在资源支持方面对技术支持表述笼统；在监督考核方面同样存在媒体监督缺失的问题，与均值差距较大。
P7政策的PMC指数为6.83，该政策的政策依据、组织领导、宣传教育指标考虑较为全面。政策内容在治理过程方面对网络舆情预警表述比较笼统；在政策目标方面存在完善政策体系、普及网络空间、完善信息系统缺失的问题；在资源支持方面存在信息资源缺失的问题；在监督考核方面同样存在媒体监督缺失的问题，与均值差距较大。
P1政策的PMC指数为6.67，该政策的政策目标、组织领导、治理过程指标考虑较为全面，对网络舆情预警、引导与处置有具体规划。政策内容在政策目标方面对完善信息系统、提升信息素养表述比较笼统；在宣传教育方面表述不具体；在资源支持方面存在资金支持缺失的问题；在监督考核方面同样存在媒体监督缺失的问题，与均值差距较大。
P2政策的PMC指数为6.54，该政策的组织领导、宣传教育、监督考核指标考虑较为全面，涉及到媒体监督，指出重点新闻网站要增强吸引力，发挥导向作用。政策内容在治理过程方面对网络舆情预警、引导与处置表述不具体；在政策目标方面存在完善政策体系、完善信息系统缺失的问题；在资源支持方面未涉及到信息资源。
P6政策的PMC指数为5.71，该政策的组织领导、监督考核、治理过程指标考虑较为全面，涉及到媒体监督，指出要充分发挥媒体在传播信息、监督舆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政策内容在资源支持方面未涉及到技术支持；在政策目标方面除完善政策体系、完善信息系统等表述笼统外，还存在提升信息素养缺失的问题，与均值差距较大。
P3政策的PMC指数为5.04，该政策的组织领导、监督考核、指标考虑较为全面，政策内容对新闻媒体监督做了具体表述，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对媒体监督做出积极反应。政策内容在宣传教育方面存在培训缺失问题；在治理过程方面未涉及网络舆情预警，对网络舆情引导与处置表述不具体；在政策目标方面仅涉及提升信息素养，与均值差距较大；在资源支持方面仅笼统描述了人员支持，与均值差距较大。
3、可接受政策。P4政策的PMC指数为4.71，是等级为可接受的政策，表明政策内容缺失较多。具体来看，该政策在监督考核方面仅涉及媒体监督，指出要发挥新闻宣传的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在治理过程方面对网络舆情引导与处置表述笼统；在政策目标方面仅涉及完善政策体系；在资源支持方面仅涉及人员支持，与均值差距较大。
四、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我国中央层面颁布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的政策要素中，政策依据、政策目标发挥着导向作用，影响其他要素的规划与布局；资源支持为政策的落实提供完备的资源，涉及人员、资金、技术、信息、设备等方方面面，但各项政策在这一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缺失；组织领导、宣传教育、监督考核为高校网络舆情的治理全过程提供保障，未来应当及时完善，不断提升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可行性。第二，从政策整体来看，12项政策可以分为3个等级，其中1项优秀政策、10项良好政策、1项可接受政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优化空间。除去政策评价、政策类型两个指标，其余一级指标的均值由大到小的顺序为“组织领导＞政策目标＝宣传教育＞治理过程＞资源支持＞政策目标＞监督考核”，政策整体上较为关注组织领导、宣传教育、治理过程等指标，有着具体的措施与指导；有待提高对其余指标的支持力度，其中监督考核指标存在更大完善提升空间。第三，比较各项政策，发现其共性问题在于政策在部分指标上皆存在内容或具体规划的缺漏，例如在政策目标方面存在某一目标缺失、资源支持方面未涉及到资金支持、在监督考核方面缺乏媒体监督等；由于各项政策的侧重点有差异，其针对性与差异性则体现在各项政策的内容缺失方面与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各项政策需要提升，优化的路径也有所不同。
（二）政策启示。结合分析，得出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优化启示：第一，丰富政策内容与政策类型。我国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涉及的政策类型丰富程度不够，通知类、意见类偏多，缺乏针对性强且比较具体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政策；网络舆情频繁发生的时代，未来应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特征、高校网络舆情的发展演化特性、舆情治理过程等，制定出台内容全面、针对性强、措施具体的政策文本，确保可实施性；同时还应当不断丰富我国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政策的类型，例如规划类、方案类、办法类等，并结合网络舆情不同类型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台相应配套政策，从而实现政策价值的最大化。第二，加强舆情监督考核机制。通过分析来看，多项政策在监督考核方面存在媒体监督缺失的问题，舆情的治理不仅仅是舆情的平息，其治理过程的监督考核同样重要，对舆情应对过程中治理进程的监督以及应对经验的总结能够优化治理流程，积累应对经验，从而提高治理能力，因此要不断加强舆情的监督考核；同时，随着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各类媒体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应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官方主流媒体、高影响力的自媒体在舆情分析引导、事实跟踪报道、舆情处置跟踪、社会公众声音反响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应当与时俱进，支持媒体展开监督，与相关部门合作，进一步提升高校网络舆情治理能力。第三，优化补充政策内容细则。基于各项政策在不同方面以及不同程度缺漏的问题，可通过出台相关专项补充政策来完善政策细则，进而提升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的可执行性与其价值。制定补充政策需考虑以下方面：一是要有明确的监督考核，尤其是媒体监督方面，媒体怎样监督、不同性质媒体的监督方式、各相关部门对媒体监督的反应等都要明确。二是要有详细的执行措施，对缺漏内容的补充要有具体的执行措施，如设计舆情治理过程时要重视全过程，且要有具体的应对措施，设计媒体监督时需明确媒体如何更好地进行舆情监督、如何发挥导向作用，并与相关部门合作助力网络舆情治理等措施内容。三是要能实现阶段性的调整，政策内容要根据现实发展有一定的调整，如在设计资源支持要素时，要考虑到信息技术的迭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在网络舆情治理中所使用的网络技术、硬件设施以及需要的人员、采取的方式等都需要不断更新。
综上，本文采用PMC指数模型，基于文本挖掘构建了涵盖9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的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量化评价体系，探究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本文也存在以下局限：研究重点倾向国家级政策文本，对于地市级政策文本关注度不足。未来研究应扩大研究范围，将地市级政策文本纳入研究对象，以期更全面、系统地分析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政策。
（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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