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简介 最新目录 过往期刊 在线投稿 欢迎订阅 访客留言 联系我们
新版网站改版了,欢迎提出建议。
访客留言
邮箱:
留言:
  
联系我们

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社

地址: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21号

邮编:050011

电话:0311-86049879
友情链接
·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
·北京超星 ·重庆维普
经济/产业
环境问题经济学分析
第757期 作者:□文/郭梦威 时间:2025/7/16 10:39:19 浏览:44次
  [提要] 环境问题导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对环境问题加以规制。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入手,梳理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基础,通过稀缺性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分析,探究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原因;回顾我国当前环境政策研究进展、环境政策工具类型,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环境规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最后针对我国相关环境政策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环境问题;庇古税;科斯定理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4年12月27日
环境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桥梁纽带。自工业革命以来,为了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人们对资源的开采速度迅速提升,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高污染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地球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这也使得人类的工业文明遭到反噬。当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水污染与空气污染等问题频繁出现,严重影响人类的健康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且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许多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都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同时,作为个体的个人和企业来说,为了实现效用和利润最大化,也会不合理地使用环境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环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如何合理地利用和配置环境资源,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进行环境规制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自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后,世界各国开始正视环境的重要性,相继在环境保护方面实施了若干措施。近年来,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核心议题。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阶段,由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解决好环境问题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据《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有超过40%的城市空气污染指数严重超标。这不仅会使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水平下降,更会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我国已将环境问题提升至国家重要战略计划,“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环境规制已成为重要的发展问题。
一、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稀缺性理论。稀缺性是经济学存在的基础,经济学意义上稀缺是指人们无限的资源需求与相对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由此导致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征。环境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和日常生产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具备稀缺性特征。伴随人口增长和经济持续发展,人们对环境资源的使用量也在不断增大,但环境资源的使用量超过其承载力时,环境稀缺性就会显现出来。约翰·穆勒率先探讨了人类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界限的关系,认为国家的财富、人口及自然环境应维持在稳定状态,防止资源与环境达到不可持续的极限,由此,环境稀缺性问题正式被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二)外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之一。外部性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马歇尔与庇古提出。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两种类型。正外部性指某一市场主体的活动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好处,但这种好处未被补偿,导致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超过社会成本。负外部性则意味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对社会其他成员造成了不利影响,但不用赔偿,市场行为主体的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由于具有这样的特征,人们会尽可能地避免去做正外部性的工作,而倾向于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这样就会使得正外部性的资源配置不足,负外部性的资源过剩。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只要外部性存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三)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由休谟提出,随后萨缪尔森等对其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无法依赖市场机制进行有效配置。非竞争性是指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下,增加消费,并不会增加成本,同时也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效用;非排他性是指只要存在公共物品,就不能把不付费的群体排除在外,由此导致“搭便车”的行为产生。
环境物品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环境物品的非竞争性体现在环境的产权是非常模糊的。斯考特等(2006)从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环境的公共属性,发现环境质量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人们不用付费地享受空气等环境资源,由此也会导致人们滥用环境资源,市场无法合理配置这些资源,产生“公地悲剧”的后果。在没有政府监管的情况下,人们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而把产生的成本强加给社会和他人。人们会毫无节制地使用这种资源,由此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问题。
环境物品也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奥尔森认为环境的非排他性导致人们不用付费地使用环境资源,由此产生“搭便车”行为,使得环境资源逐渐匮乏,市场无法运用自身的机制进行配置,同时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也无法得到,由此导致资源的低效率使用。环境的公共物品特征会导致环境外部不经济行为,使得环境资源被过度使用和浪费,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进行环境规制是必要且必需的,这是环境规制的直接理论基础。
(四)庇古税与科斯定理。由于环境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并会由此导致外部不经济的现象,因此需要解决外部性,使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解决环境外部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庇古税和科斯定理。
1、庇古税。庇古税是指由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要对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征收相应比例的税。用来补偿因为污染而造成的社会和他人的福利损失。庇古税旨在解决由于企业的生产污染所导致的环境外部不经济问题,也可将外部问题内部化。
2、科斯定理。科斯认为,经济行为主体不能或不愿意通过市场交易来解决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产权没有明确界定;二是交易费用过高。如果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外部性就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得到有效解决。这一观点催生了科斯定理,该定理指出,只要产权清晰,交易成本接近于零或较低,最初产权分配给谁并不影响市场交易的最终结果。科斯主张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
二、有关环境政策研究进展与思考
(一)研究进展。近年来,有关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层出不穷。在早期国外学者的研究中,Grossman和Krueger(1995)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通过对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两者呈现出倒“U”型关联。之后,大量学者通过实证检验,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有学者发现两者为“N”型关系,也有学者发现二者存在倒“N”型关系。在我国,有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也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如,袁鹏、程施(2011)认为我国净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张成、朱乾龙(2011)指出由于指标的选取不同,曲线具有多种形态。于斌斌等(2019)认为我国情况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我国早期的环境政策主要是制定相适应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末端治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的环境政策标准逐步向国际靠拢并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保法律逐步出台。21世纪后,我国的环境规制力度进一步加强,治理模式也从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治理,并逐步完善环境规制体系。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污染水平也逐步提高。为此,我国提出了更加坚定有力的治理措施,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在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压力下,生态文明建设逐步开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治理成为重要的发展战略目标,生态文明建设被列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同时,要积极落实,政府要高效执行,要分类分区域专门治理,针对不同污染问题,采取不同措施,推行环境监察机制,做到高效环境治理。
我国环境政策的实施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命令型;二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激励型;三是经济主体自觉性的自愿保护型。其中,政府为主导的政策中,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相关环境法规的实施与环境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市场为主导的政策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通过征收环境税,补贴环保企业,进行排污权交易等来实施。经济主体自觉采取措施是指人们有较强的环保意识,能自主地进行环境保护。政策工具搭配使用,共同服务于环境治理。
(二)环境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环境政策的实施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这会抑制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效率,甚至抑制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从长期看,环境规制的不利影响会逐步消失,并且随着环境治理实践的不断推进,会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环境规制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环境规制会减少污染排放。
环境政策对我国中观产业的影响主要有促进产业转移升级,同时环境规制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诱发绿色技术创新;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并未形成统一结论,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但对“两控区”的生产率起到了抑制作用。
环境政策会提高微观企业的生产成本,迫使企业改善生产经营模式,提升环境质量,同时市场化的环境规制手段也会促使企业提升环保投资力度。
(三)相关思考
1、重视经济理论基础。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研究仍较为分散,要正确运用经济学理论基础构建完善的环境规制分析方法与实践措施。
2、建立健全环境政策差异化机制。由于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地理特征与经济发展状况,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具有较大差异。因此,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当地发展需求的环境政策。
3、搭配使用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工具。由于单一的环境政策工具有其局限性,搭配使用不同类型的环境治理手段,注重政策的协调性。
4、强化相关配套措施支撑。环境政策不是单一的,需要与其他政策搭配组合,因此要形成各个政策配套使用的政策环境,共同服务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5、进行前瞻性制度构建。环境问题会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政策也要与时俱进,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十分必要。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曹利军.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及其规制[J].生产力研究,2008.173(12).
[2]赵敏.环境规制的经济学理论根源探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369(04).
[3]范庆泉,储成君,高佳宁.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6).
[4]余长林,高宏建.环境管制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隐性经济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5.328(07).
[5]曾贤刚,虞慧怡,谢芳.生态产品的概念、分类及其市场化供给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07).
[6]米日尼沙·艾则孜.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思考[J].中国商贸,2013.575(14).
[7]唐跃军,黎德福.环境资本、负外部性与碳金融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0.267(06).
[8]李世涌,朱东恺,陈兆开.外部性理论及其内部化研究综述[J].中国市场,2007.438(31).
[9]向昀,任健.西方经济学界外部性理论研究介评[J].经济评论,2002(03).
[10]沈满洪,何灵巧.外部性的分类及外部性理论的演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1).
[11]张建鹏,陈诗一.金融发展、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转型[J].财经研究,2021.47(11).
[12]李新安.环境规制、政府补贴与区域绿色技术创新[J].经济经纬,2021.38(03).
[13]上官绪明,葛斌华.科技创新、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6).
[14]陆凤芝,杨浩昌.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生态环境污染[J].产业经济研究,2019.101(04).
[15]贺俊,刘亮亮,张玉娟.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中国环境污染[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04).
[16]余泳泽,孙鹏博,宣烨.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是否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2020.55(08).
[17]张小筠,刘戒骄.新中国70年环境规制政策变迁与取向观察[J].改革,2019(10).
[18]杜龙政,赵云辉,陶克涛,林伟芬.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基于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10).
[19]沈坤荣,金刚.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基于“河长制”演进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8(05).
[20]韩超,张伟广,冯展斌.环境规制如何“去”资源错配——基于中国首次约束性污染控制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7(04).
[21]李树,陈刚.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增长——以APPCL2000的修订为例[J].经济研究,2013.48(01).
[22]涂正革,肖耿.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增长模式研究[J].世界经济,2009.32(11).
[23]陈刚.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对中国式分权的反思[J].世界经济研究,2009(06).
[24]袁鹏,程施.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1(02).
[25]张成,朱乾龙,于同申.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J].统计研究,2011(01).
[26]于斌斌,金刚,程中华.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J].统计研究,2019(02).
[27]杨志军,耿旭,王若雪.环境治理政策的工具偏好与路径优化——基于43个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03).
[28]陈仪,姚奕,孙祁祥.经济增长路径中的最优环境政策设计[J].财贸经济,2017.38(03).
[29]王红梅,王振杰.环境治理政策工具比较和选择——以北京PM2.5治理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6(08).
[30]汪明月,刘宇,杨文珂.环境规制下区域合作减排演化博弈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9.27(02).
[31]肖雁飞,廖双红.绿色创新还是污染转移:环境规制效应文献综述与协同减排理论展望[J].世界地理研究,2017.26(04).
[32]祁毓,卢洪友,张宁川.环境规制能实现“降污”和“增效”的双赢吗——来自环保重点城市“达标”与“非达标”准实验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6(09).
[33]李小平,卢现祥,陶小琴.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J].世界经济,2012(04).
[34]王岭,刘相锋,熊艳.中央环保督察与空气污染治理——基于地级城市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9(10).
[35]齐绍洲,林屾,崔静波.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8(12).
[36]盛丹,张国峰.两控区环境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管理世界,2019(02).
[37]问文,胡应得,蔡荣.排污权交易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战略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15(11).
[38]李永友,沈坤荣.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8(07).
 
版权所有:合作经济与科技杂志社 备案号:冀ICP备12020543号
您是本站第 4225158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