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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收敛性思考 |
| 第760期 作者：□文/褚家琦 蒋志辉 时间：2025/9/1 17:09:25 浏览：27次 |
［提要］ 在区域发展不平衡持续存在的背景下，人口流动对地区经济收敛性影响日益凸显。本文构建“人口流动→要素配置重构→经济收敛或发散”理论框架，探讨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双向作用机制。结合我国人口迁移格局与区域发展现状，提出通过完善人口流动政策、提升流出地承载能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建议，促进人口合理配置与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人口流动；经济收敛；区域不平衡；要素配置；制度环境
基金项目：塔里木大学科研创新项目：“南疆地区人口空间互嵌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TDGRI202368）。通讯作者：蒋志辉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3月27日
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平衡性始终是我国宏观调控与国家战略高度关注的核心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攀升，整体国力显著增强。然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并未同步缩小，反而在某些阶段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形成了“东快西慢、南强北弱、中心集聚、边缘流失”的空间发展格局。这种不均衡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差异上，更反映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素流动与发展能力等多维度的系统性差距上。人口作为最基本、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其在空间上的流动性对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产生深刻影响。在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劳动力供需弹性增强以及基础设施日益联通的背景下，人口迁移日益表现出结构性、制度性和空间性特征，不再仅是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行为，而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空间重构和增长极布局调整的关键变量。
近年来，我国呈现出大规模、持续性的跨区域人口迁移趋势，流动方向主要表现为人口由中西部和东北等相对欠发达地区持续向东部沿海地区、核心都市圈和国家级城市群集聚。人口的快速集聚为接收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扩大了内需市场、提高了城市密度与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推动了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趋势在带来正向溢出效应的同时，也对人口流出地区造成了显著冲击，表现为劳动力结构断层、产业链条断裂、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加剧与“人口空心化”风险上升，进而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社会活力重塑。人口迁移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的收敛趋势，是当前亟须厘清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现有文献在这一问题上的结论尚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加快地区收敛，另一部分则指出其可能固化区域差距并弱化政策调节能力。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经济收敛理论回顾。经济收敛理论主要源自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强调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基本逻辑，即在相同的技术水平、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条件下，资本将自高积累区域流向低积累区域，从而推动后者实现更快的增长速度，最终促使不同地区人均收入水平逐步趋同。这一理论引申出β收敛与σ收敛两个重要的判别标准。其中，β收敛强调经济增长率的趋同性，即落后地区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σ收敛则强调地区间经济差距（如收入的标准差或变异系数）的逐渐缩小。在新古典框架基础上引入“条件收敛”概念，认为经济收敛是否发生取决于多种结构性因素的匹配，如制度环境、资本积累、人力资源状况、公共政策有效性等。在这一扩展模型中，不同地区会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而非统一的收敛路径。
（二）人口流动的经济功能与空间效应。人口流动是市场机制作用下实现劳动力要素跨区域优化配置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在劳动力供需结构深度调整、城镇化加速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其经济效应日益显著。从静态角度看，人口迁移直接影响劳动力存量和结构；从动态角度看，它塑造了区域间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与消费能力的重新分布，进而影响区域发展潜力与空间结构重塑。具体而言，其主要经济功能体现在：（1）资源配置优化功能。人口迁移通过将冗余劳动力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地区转移至资源集聚、产业发达的地区，有效提高了单位劳动力产出效率，改善了区域间生产要素的不均衡分布，符合新古典经济学中“要素向边际报酬较高区域流动”的基本规律。（2）人力资本空间再分配功能。在“选择性迁移”特征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受教育程度较高、创新能力较强的劳动力群体更倾向于流向经济机会丰富、知识密集型产业集聚的区域。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接收地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升级动能，同时也加快了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的空间化进程，为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动力。（3）消费结构重构功能。人口流入直接带动了接收地区的消费规模扩张，尤其是在住房、教育、交通、医疗等服务性消费领域。流动人口作为“新增需求”主体，其消费偏好与行为模式的多样性有助于推动本地服务供给结构的多元化与精细化，进而带动区域内需潜力释放和产业链结构优化。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解释。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市场化程度与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区域发展呈现出结构性不平衡的特征。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区域，凭借临海区位优势、外向型经济结构和产业链高端化，长期处于人口与资本净流入状态，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和资源承载能力，加快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程。相较之下，中西部和东北部分地区则受限于区位、基础设施、制度支持与要素吸附能力不足，产业类型多以资源型、初级制造业为主，缺乏对高素质人口与先进生产要素的吸引力，长期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这种人口流动结构不仅反映了发展机会的空间不均，还加剧了区域之间的“起点分化”与“路径依赖”。在此背景下，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呈现阶段性、分区性与结构性并存的特征：在发展初期，人口适度流动有助于提高整体效率，带动人力资本重新配置；而当人口流动与产业发展、服务配套及制度支持脱节时，流出地的要素空心化将削弱其追赶能力，进而使区域差距固化并扩大。
（四）分析框架构建。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现实特征，本文构建了“人口流动→要素配置重构→经济收敛或发散”逻辑分析框架，识别出三条主要的影响路径：
1、劳动力配置路径。人口迁移改变了地区间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影响区域的生产要素结构与边际产出率分布，从而推动或抑制整体产出效率的变化。人口流入地因劳动力充沛可实现规模经济与生产效率提升，而流出地则可能因人口不足导致产业萎缩与效率下降。
2、人力资本传导路径。高质量劳动力的流动与集聚，推动技术扩散、知识传播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人口流动所携带的技能、经验与社会网络可通过学习效应与外溢效应提升接收地创新能力，长期将有助于地区间技术与人力资本的趋同水平。
3、区域联动路径。人口迁移是否同步带动产业链、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配套要素的迁移与重构，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若能实现人口与产业、投资等要素的协同流动，有助于推动区域联动发展与资源均衡配置，从而增强经济收敛效应；反之，则可能强化中心-边缘结构，扩大区域发展断裂带。
二、研究假设与机制分析
（一）人口流动促进经济收敛的正向机制。在制度环境较为健全、区域间资源配置障碍较低的前提下，人口流动可通过优化劳动力配置、促进知识要素溢出和扩大内需市场等机制，发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功能。一方面，人口由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向生产效率较高、产业体系更完善的地区转移，有助于缩小边际产出差异，从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携带的知识与技能通过空间传播机制提升接收地创新能力，同时亦可通过社会网络、返乡创业等路径对流出地形成间接正向反馈。据此提出假设H1：
H1：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地区间的经济收敛
（二）人口流动加剧经济发散的风险机制。尽管人口迁移具有资源配置优化的理论潜力，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若人口流动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与要素承接体系，反而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诱发经济“发散”效应。其一，经济发达地区凭借更优的薪资水平、教育资源与基础设施吸引大量人口聚集，形成显著的“虹吸效应”，进而强化中心区域的增长优势，造成边缘区域要素持续流失与发展能力弱化。其二，人口长期净流出将导致原居地劳动力萎缩、产业空心化和消费市场萎缩，陷入“人口流失-财政紧缩-公共服务恶化-进一步流失”的恶性循环，严重削弱其经济自我修复能力。其三，流动人口在接收地面临公共服务接入壁垒与社会融入难题，影响其人力资本有效发挥，同时也拉大了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配置方面的落差，进而削弱经济收敛的整体基础。据此提出假设H2：
H2：当人口流动超过一定阈值、且未形成有效制度调节机制时，可能加剧区域间的经济发散趋势
（三）区域异质性与阶段性影响。我国区域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吸纳能力、制度供给结构与空间承载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人口迁移对经济收敛的影响呈现出强烈的空间异质性与阶段性特征。在东部沿海及核心都市圈，产业结构高端化、数字基础设施完备、服务资源密集，具备较强的人口吸附能力与产业协同效应，人口流入通常能显著提升区域生产效率并带来持续性正向外部性；而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受限于产业承载能力与制度配套不足，人口流出往往导致发展基础进一步削弱，甚至形成长期路径锁定，难以实现经济追赶。据此提出假设H3：
H3：人口流动对经济收敛的作用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与时间滞后性
三、区域发展格局与人口迁移特征分析
（一）区域发展格局演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整体国民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率快速提升。然而，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的并非区域间的均衡性，反而呈现出阶段性扩大与结构性固化的趋势，构成了“东快西慢、南强北弱、中心集聚、边缘流失”的空间发展格局。特别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为代表的三大城市群，凭借早期开放优势、制度先发红利、外向型产业基础与政策资源聚焦，迅速构建起国家级增长极体系，其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城市功能以及产业创新能力远超中西部及东北等区域。
区域发展不平衡不仅体现在GDP总量、产业层级和财政收入等硬指标上，更体现在教育资源、医疗供给、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民生性发展维度的空间差异，这种多维度的不均衡直接影响到人口的空间决策与家庭迁移意愿。
（二）人口迁移的空间结构特征
1、持续净流入区域集中于东南沿海与都市圈核心区。例如，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长期处于人口净流入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其产业结构较为成熟、就业机会丰富、基础设施完备，以及在户籍制度、居住政策等方面相对宽松。这些地区通过“吸附-集聚-增值”过程形成了强烈的人口集聚效应，并叠加资本、技术和高端服务要素的累积，进一步放大了对中西部和低能级区域的人口虹吸效应。
2、人口净流出主要发生在西部、东北和部分中部省份。例如，黑龙江、吉林、贵州、甘肃、青海等地，长期面临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问题，部分地区呈现出严重的人口“空壳化”现象，导致劳动力市场萎缩、消费能力不足、社会保障负担沉重，进一步削弱区域经济可持续性，陷入“人口流出-发展能力下降-再次流出”的结构性困境。
3、流动人口群体结构不断升级。流动人口的群体结构由早期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技能、低学历蓝领劳动力群体，逐步向高学历、年轻化、服务导向型结构演变。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技术人员和创业者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表明我国人口迁移已由“劳动力转移型”转向“人力资本配置型”，并开始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知识扩散、技术创新和区域竞争力重构。
（三）阶段性变化与发展趋势。中国人口迁移模式并非静态演化，而是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明显的结构转型与动力机制变化，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s～2005年）：以“由乡入城”为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此阶段的人口迁移主要围绕“农转非”目标展开，迁移方向主要由中西部农村流向东部沿海城市，群体结构以初中及以下学历、蓝领劳工为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要吸纳产业。该阶段的人口流动具有集中度高、周期性强、流动稳定性低等特征，是典型的“生存型”迁移。
第二阶段（2006～2015年）：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第三产业扩张，流动人口的群体构成更加多元，服务业岗位、教育流动与创业导向型迁移显著增加，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外流压力进一步上升，部分劳动力已出现“全家迁徙”趋势。此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就业-生活-发展”三重动因并存，人口流动从单向输出逐步向“输出-回流”并存转变，东部地区对人口的虹吸能力显著增强，区域间人口分化趋势加剧。
第三阶段（2016年至今）：在新型城镇化、“双循环”战略以及城市群、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政策引导下，人口流动呈现出“就近迁移、圈层流动、阶段回流”的新特征。一方面，省内流动、城市圈内流动显著增长，出现人口回流中小城市、县域城市的趋势；另一方面，受房地产政策调整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影响，部分新兴产业向中西部二线城市转移，提高了非核心城市对人口的吸附能力，但整体来看，人口资源仍主要集中于高能级区域，人口空间集聚趋势在强化中带有一定内在惯性。
四、理论辨析与政策建议
（一）人口迁移对经济收敛的双重效应再思考。结合前文理论模型与现实格局分析，可以明确：人口迁移对地区经济收敛具有典型的双重效应结构，即在不同制度环境、发展阶段与区域类型下，其作用路径可能相互交错甚至反向演化。从正向效应来看，人口流动有助于实现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使要素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地区向效率更高的区域流动，缩小地区间人均产出差距；同时，流动人口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知识溢出与信息扩散作用也会通过“增长外溢”机制影响其原籍地，形成一定的反哺效应；若在政策引导与制度协调有效配套的条件下，区域间可形成由“单中心聚集”向“多中心联动”的均衡结构，促进中长期经济收敛。
然而，从负向机制来看，人口迁移亦可能带来显著的分化风险。一方面，东部沿海及核心城市在资源、制度、产业、平台和环境等多重优势的叠加作用下，具备更强的吸附能力，形成“虹吸效应”，并不断累积发展势能；另一方面，流出地则面临劳动力短缺、消费不足与产业空心化的系统性问题，造成其发展内生性持续削弱。此外，城乡户籍制度、医疗与教育准入壁垒、土地与社保制度分割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动人口在新居地的融入深度，也削弱了人口自由迁移所应具备的全要素释放能力。因此，人口迁移是否能够有效推动经济收敛，关键取决于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制度调节能力、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产业空间承载机制是否健全高效。
（二）制度调节与政策优化路径
1、构建跨区域人口要素协同配置机制。推动形成统一开放、覆盖城乡、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劳动力流动制度体系，破除行政边界、户籍制度等阻碍人口流动的体制壁垒。建立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财政利益平衡机制，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资源的共享与对接，提升跨区域要素流动的制度协同性。
2、增强人口流出地区的产业承载与发展能力。通过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战略联动，推动高附加值产业、数字经济与绿色制造业在中西部与东北等人口净流出地区的有序布局。支持县域经济振兴、中小城市转型与特色产业发展，提升人口承载能力与就业吸附能力，缓解人口单向迁出压力。
3、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与区域协调治理机制入手，缩小不同区域间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质量与可及性差异。对于人口回流或高流动性的城市圈，应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推动“人随服务走”的制度安排，增强人口稳定性与获得感。
五、研究结论
本文围绕“人口流动与地区经济收敛性”这一核心议题，在系统梳理经济收敛理论与人口要素配置逻辑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格局，构建“人口流动→要素配置重构→经济收敛或发散”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人口迁移对地区经济收敛的双重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既可能通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促进人力资本积聚和扩大市场规模等机制推动区域经济收敛，也可能在制度支持不足、承接能力弱化的情境下加剧发展极化，导致区域发散趋势的强化。目前，我国人口迁移总体呈现出“东部集中-中西部流出-都市圈核心集聚”的结构特征，反映出不同区域在人口吸纳能力、产业支撑体系与制度服务供给方面的显著差异。因此，人口流动对经济收敛的影响效果，实质上取决于区域间制度协调能力、产业空间结构与公共服务均衡水平等多维调节因子的协同效率。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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