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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第760期 作者：□文/王晓通1 汪欣悦2 时间：2025/9/1 17:37:10 浏览：76次 |
［提要］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一环。基于河北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正相关关系。政府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应采取措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数字经济；城乡收入差距；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3月25日
一、问题提出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自改革开放后，我国虽然摆脱了贫穷，向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依然存在，如城乡差距、地区差异等。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共同富裕的进程，成为当前社会无法回避的难题。理论界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研究丰富全面。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具备新的时代特征，相关研究也需与时俱进。
数字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它深刻地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当前数字经济的地位和功能日益凸显，数字信息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深刻地变革社会经济的结构，也影响收入分配结构。因此，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顺应时代发展，抓住数字革命机遇，形成包容性、共享性发展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值得深入探讨。
河北省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紧跟时代潮流，快速布局。2020年，河北省发布《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年）》，旨在引导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以促进河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此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是否会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是当前迫切需要厘清的问题，也是解决河北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前提和抓手。
二、文献综述
相关文献包括数字经济、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
（一）数字经济相关研究
1、数字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泰普斯科特在1996年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此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Bo Carlsson（2004）认为，数字经济代表了一种通用技术形式，其特点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张新红（2016）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它建立在信息数字化基础上，并且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涉及数字化内容生产、数字化产业运营、数字化交易等多个领域，可视为信息经济的一种重要体现。
2、数字经济的测度。在国家层面上，我国于2006年正式颁布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指标》，为我国的信息化发展程度与过程的测度制定了相应的规范，并对各个省份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说明。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包括：（1）核心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2）活跃的IPv6使用者数量；（3）千兆位宽带用户；（４）互联网平台渗透率。
国内研究人员在参考现有的各指数系统的基础上，从多个视角来测度分类数据，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估模型。张雪玲和焦月霞（2017）分别从基础设施、科技应用、企业与产业三个层次建立了绩效评估指标，并将其作为研究的焦点，然后利用指标法计算了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刘军（2021）通过对30个省份2015～2018年度的相关资料，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贸易发展三个维度对其进行评价。赵涛（2020）以互联网发展程度和普惠金融为视角，对中国整体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度量。在网络发展方面，选取100名人口中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城镇就业人口中的电脑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比例、人均电信业务收入、百人手机用户数等四个方面，得出“数字经济全面发展指数”。张霁月（2023）利用熵值法，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数字技术对地区创新的推动作用四个方面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赵涛（2020）所建立的各项指标，对河北省的有关资料进行分类，并采用PCA方法对其进行计算。
（二）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研究。在测算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时，常用的计量手段有三种：基尼系数法、比值法和泰尔指数法。基尼系数法中较为常用的是Dagum提出的基尼系数法。通过该方法，将中国小康水平的整体基尼系数分为各省基尼系数、省际间基尼系数，各省基尼系数较大表示各省间贫富差距较大。李玉辉（2017）和张霁月（2023）采用比值法测算城乡收入差距。即用各地区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王悦（2021）利用26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法测量城乡收入差距。计算方法是根据各个个体（如家庭、个人等）的收入或财富，按照一定的比例划分成不同的组别，然后计算这些组别之间的差异。具体来说，泰尔指数是通过计算平方根均方误差来衡量观察值与其均值之间的差异，从而反映不平等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个人水平的有限性，本文采用比值法计算城乡收入差距。
（三）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关于“数字经济”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联系，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第一，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将逐步缩小。祝志勇等（2022）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农收入等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外，南方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优于北方地区。金殿臣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增收效果方面，农村居民要强于城镇居民。
第二，在数字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异将会越来越大。贺娅萍和徐康宁（2019）的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对网络的使用程度存在差异，城市居民能更有效地使用网络，利用网络获取的收益高于农村居民，农村与城镇间的收入差异因此拉大。张磊（2022）提出，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相关技能和知识，因此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与人们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有很大关系，从而对农村居民产生不利影响。
第三，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正“U”型关系。张丽君、梁怡萱（2023）的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伴随着“数字化”的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呈现出先缩小后增大的趋势。在数字化的初始阶段，电商可以有效地减少区域之间的交易费用，从而减少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而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居民对信息技术利用水平的差异更加显著，从而造成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不断加大。熊云飚等（2022）从财政支出偏向的角度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财政支出偏向会导致资源大多数分配给城镇地区，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数字经济的作用在于削弱财政支出偏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四，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关系。李豫新、李枝轩（2022）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创新活力以及推动城镇化进程三种方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这三者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这三者水平较高时，则反之。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多方位的，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存在不利的一面。但在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影响中，何种影响更加显著尚存在争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两种影响的程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域的不同发生变化。因此，以某一省份的数据为例，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更具现实意义。
三、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如下三种机制：
（一）数字鸿沟。虽然数字经济可以降低致富门槛，提高生产效率，带来发展红利，但同时也会造成“数字鸿沟”问题，即城镇群体与农村群体在数字技术的使用水平和互联网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居民更容易获得和运用这些技术，而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这会导致部分农村居民无法参与数字经济，分享其带来的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因数字鸿沟而加剧。
（二）技能需求差异。数字经济会推动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演化，这些产业通常需要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力。城市居民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从数字经济中获得高收入的工作机会；而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较为落后，农村居民可能缺乏这些技能，这会限制农村劳动力向信息技术行业流动，因此他们可能会被边缘化，这导致农村和城市在信息技术等高薪行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数字金融红利差异。数字金融的使用程度会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深入，对于农村地区而言，数字金融渗透率和使用率显著低于城市地区。虽然投资、信贷等数字金融业务能带来红利，但使用门槛较高，数字金融业务的红利主要由城镇居民享有，这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四）研究假设。虽然数字经济能够打破城乡界限，降低城乡间交易成本，促进城乡之间信息传播以及人员物资产品的流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技能需求差异和数字金融红利差异，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将超过其有利的一面。由此提出如下假设：数字经济发展将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四、数据说明与模型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基于河北省11个城市2015～2023年数据，分析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数据以《河北统计年鉴》和各城市历年统计公报为主，人工搜集获得相关缺失数据。
（二）数字经济指标测算。参考现有文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网络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角度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在网络发展中，以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人员从业情况、相关产出情况等四个维度作为衡量标准。这些指标包括：每百人中的移动电话用户数、人均电信业务总量、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每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以上各项指标初始资料可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查阅。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本文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该指标是北大数字财务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联合开发的。（表1）
在SPSS中，对上述5项指标进行规范化和降维，得出表2所示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表2）
由表2可知，各地市数字经济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城市发展水平不同，主要与各地经济发展政策不同有关。比如，省会城市石家庄，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较高水平；邯郸市发展主要靠工业，数字经济水平较低。所得数据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
（三）变量设置。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采用前文所述的比值法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测算；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本文使用上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综合指数对各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度量。基于现有的实证经验总结，选择如下5个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科研投入及教育投入。（表3）
（四）模型设定。构建如下线性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gapit=α+β0digit+β1openit+β2urbit+β3gdpit+β4sciit+β5eduit+μi+νt+εit
其中，gap是城乡收入差距；dig是数字经济发展指数；open是对外开放程度；urb是城镇化水平；gdp是经济发展水平；sci是科研投入；edu是教育投入；α是常数项，μ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ν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表示误差项，下标i和t分别表示河北省不同的城市和年份。
五、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由表4可知，“数字经济指数”的最大值为3.7420，最小值为0.4545。这表明，各个城市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并不平衡，部分城市的数字经济普及和发展情况缓慢。城乡收入之比gap最大值为1.91，最小值为1.02，说明各市间城乡收入差距不均衡，部分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表4）
（二）模型选择。首先，采用F检验验证是否存在个体效应。表5是F检验的结果。F（10，82）=421.901＞1.948（P=0.00），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存在个体效应。（表5）
其次，利用豪斯曼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抑或是随机效应模型。表6是豪斯曼检验结果。由于P=0.00，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参考相关文献，本文最终选择个体和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表6）
（三）基准回归分析。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混合回归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对gap进行回归分析，其估计值见表7。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后，这三个回归结果中的dig的系数均为正数，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由于数字经济前的系数为正，说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表7）
（四）稳健性检验。剔除异常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2020年和2021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远程办公、数字课堂等应用更为广泛，使得数字经济指数存在异常波动，因此剔除了2020年和2021年数据。利用剔除后的数据回归，其结果如表8列（1）所示，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基本一致，都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表8）
利用滞后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利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滞后变量为工具变量，以排除内生性问题。模型回归如表8列（2）所示，其结果与标准回归分析的结论相吻合，且通过了稳定性检验。
六、结论及建议
（一）主要结论。本文以河北省11个城市2015～2023年面板数据为依据，选用个体和时间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中数字经济的衡量指标是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的测算结果。研究发现，在控制了5个变量（即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科研投入和教育投入）影响后，数字经济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存在着显著正向关联，即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随后稳健性检验支持这一结论。
（二）相关建议。数字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却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如何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切实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解决思路在于缩小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快农村数字基建步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信息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加快新基建到农村的步伐，推动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乡村信息服务，为农民增加更多参与数字经济的机遇，让数字经济的成果在城乡间共享，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鸿沟。
2、数字金融服务普及化。数字金融服务普及化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同时，还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使金融服务的效率持续改善，加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使金融服务质量得到充分提高。在农村推广移动支付和在线银行等数字化金融服务，可以提高农村人口的金融包容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贫困区域的发展。
3、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力度，推动农村教育数字化转型。国家应该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资，在农村教育方面进行投资，在高速互联网覆盖、计算机设备以及数字化教学平台等方面进行投资。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教育的效率与层次，减少农村学生进入数字产业的障碍。
4、加大数字农业科技推广。以农业数字为中心，推动农村产业的数字发展，重点是提升农业的效率与效益，实现绿色农业的数字化。数字化发展是“数字农村”的核心，在此过程中，要构建绿色、智能、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生态，不断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和生产活力，持续将数字科技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推动现代农业体系、生产体系、管理体系的构建。
（作者单位：1.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2.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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