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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研究 |
| 第761期 作者：□文/王傲君 李菁昭 时间：2025/9/16 10:21:52 浏览：29次 |
［提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充分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是构建美丽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选取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以便为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政策制定实施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经验及启示。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绿色转型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研处项目：“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发展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B2022502）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4月3日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应加快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金融支持产业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实践证明，获得绿色金融专项支持的企业通常能够获得更多资金、政策和资源优势，有助于降低企业绿色转型成本与风险，增强绿色发展的信心，从而更加倾向于实施绿色转型战略。然而，当前各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存在标准不一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获取更多的绿色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其绿色金融发展状况不仅关系到生态保护，更与企业的绿色转型息息相关。2024年8月，我国八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长江经济带产业梯度转移，助力产业绿色发展。在此背景下，探讨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运用到生产管理与成本控制中，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共赢。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工具，绿色金融通过系列金融政策和产品体系，不仅能够引导社会资本流向节能减排、清洁能源、生态修复等领域，还能推动企业在生产方式、技术创新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实现绿色转型。具体来看，一是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当企业为了符合相关环境部门的环境要求而花费更高的生产成本时，即能够产生正外部性，市场供给必然会因为生产成本的提升而有所降低，此时绿色金融为这类企业提供资金，有助于实现市场的供需平衡；二是绿色金融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增加创新收益的同时降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的成本；三是绿色金融的兴起促进了资本市场对绿色项目的关注，在竞争压力下企业绿色转型意识将得到提升。据此，提出以下基本假说：
假设1：绿色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企业高昂的资金成本会降低其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当企业面临较大融资约束时，难以顺利开展绿色生产活动，削弱了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最终限制企业绿色发展。绿色金融能够通过多条路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一是金融机构和市场能够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方式，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投资、碳交易等，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产业领域。企业不仅能够缓解短期的资金压力，还能在绿色转型过程中获得持续的资本支持，降低资金成本和风险。二是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有助于通过市场规范和信用评级机制，提升企业的社会信誉和市场认可度，为企业进一步融资提供有利条件。据此，提出以下基本假说：
假设2：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企业管理层是企业资源的决策者和调配者，如果管理层重视绿色发展，就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环保技术研发、清洁生产等领域，从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一方面，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绿色金融政策为企业管理层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投融资工具，有助于促进管理层做出更多绿色发展决策。另一方面，绿色金融发展带来的激励措施有利于调动企业管理层的绿色发展积极性，使其将企业可持续发展纳入到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如碳交易市场能够为企业减排行为提供更多的经济利益回报，绿色信贷政策能够给予企业利率优惠，绿色保险能够降低企业环境风险成本等。最后，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外部绿色发展需求带来的转型压力和社会期望，会促使管理层进一步提高对绿色发展的重视程度。据此，提出以下基本假说：
假设3：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意识进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与估计方法。为考察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合现有文献做法，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GTit＝β0+β1Gfinit+β2Controlit+μi+γt+εit （1）
其中，i表示企业在t年度的绿色转型程度；Gfinit表示i企业所在省份在t年度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Control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特征；μi和γt分别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于企业个体层面。
（二）变量说明
1、企业绿色转型。企业绿色转型包括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通过调整生产方式、优化资源配置、采用绿色技术等方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当前，学术界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内涵尚未达成一致，也未建立起一套全面且系统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企业的绿色转型水平。现有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三种：一是通过整理关键词构建文本词典，运用文本分析法测度企业绿色转型程度；二是从绿色创新的角度考察企业绿色转型程度；三是从多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测度企业绿色转型指数。基于此，本文参考龚建骄等（2024）的做法，从绿色创新、经营水平、绿色生产以及绿色声誉四个维度构建企业绿色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企业绿色转型水平，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表1）
2、绿色金融发展。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获得资金难易度和成本，从而影响其绿色转型的速度和效果。然而，我国绿色金融缺少地级市层面的统计，大多停留在国家或省际层面。因此，本文选取全国主要银行绿色信贷贷款余额乘以银行营业网点机构个数占比来衡量长江经济带各省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3、控制变量。结合现有文献的做法，本文从企业层面和区域层面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因素。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净资产收益率（Roe）、流动比率（Current）、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股权集中度（Top1）、独董比例（Indep）、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区域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和产业结构水平（Structure）。表2对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具体说明。（表2）
（三）数据说明。以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的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绿色金融发展如何影响企业绿色转型进行分析。其中，企业和区域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CNRDS数据库，并借鉴已有文献做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剔除金融类企业；剔除ST、*ST、PT等特殊样本及财务数据；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1，776个企业年度样本。表3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最大值为1.2833，最小值为0.0699，均值为0.4983；企业绿色转型水平的最大值为0.4609，最小值为0.0105，均值为0.1384，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企业间绿色转型水平差异较大。其他变量均在合理范围以内。（表3）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为检验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是否存在影响，利用式（1）构建的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表4）
如表4列（2）所示，Gfin的系数为0.0281，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1。这是因为长江经济带承载着中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使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区域之一，已经出台了系列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为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和动力。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不同会引起结果的差异，本文借鉴张济平和李增福（2024）的思路，从绿色创新视角重新选取绿色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以企业当年获得的绿色专利授权数加1取对数（GI）衡量。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上述研究结论稳健可靠。（表5）
2、剔除特殊样本。由于样本中直辖市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其他地区存在一定差距，为排除该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剔除注册地为直辖市的样本，并进行重新估计。如表5列（2）所示，实证结论仍保持不变，即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显著。
（三）内生性检验。本文采取的企业绿色转型指数为企业层面数据，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为省际层面数据，反向因果的影响较小。考虑到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可能是由区域环境规制等非随机因素引致，因此本文选用环境规制强度作为工具变量，引入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重新估计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借鉴叶红雨和王圣浩（2017）的方法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测度，公式为：
ER＝■×■ （2）
其中，IVN、IND、GDP分别为企业所在省份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工业总产值以及地区生产总值。结果如表5列（3）所示，Gfin的回归系数为0.1407，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KP-LM统计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原假设，且KP-Wald F统计值在10%显著性水平上均大于Stock-Yogo临界值，即工具变量通过了可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意味着工具变量选取是适宜有效的。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实证结果稳健。
（四）异质性分析
1、产权性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动机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源于其治理结构、资源配置能力以及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等，因此产权性质是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探讨不同产权性质是否影响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列（1）和列（2）所示，绿色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在5%水平上显著，对国有企业的推动作用不显著。可能源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考核指标往往偏向于短期财务表现或政治任务的完成，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采取保守的发展战略以规避与创新转型相关的高成本和高风险，这种保守倾向可能导致绿色转型推进缓慢。而非国有企业更加关注绿色转型对企业竞争力和市场表现的直接影响，在市场竞争压力和创新驱动下更愿意采取积极的绿色发展战略。因此，绿色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显著。（表6）
2、行业属性。高科技企业通常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竞争力，其绿色转型过程可能更多依赖于绿色金融对创新研发的支持。为探讨不同属性行业是否影响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将样本分为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关于高科技行业分类，借鉴彭红星和毛新述（2017）的做法，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相关文件以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对企业进行分类。结果如表6列（3）和列（4）所示，绿色金融发展对高科技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推动作用在5%水平上显著，对非高科技企业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这是因为高科技企业能够有效利用绿色金融资源，在推动绿色技术研发、优化生产工艺、推动清洁生产和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而非高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能力和绿色项目储备方面相对较弱，无法充分利用绿色金融发展所带来的资金支持，因而导致绿色金融发展对其绿色转型的促进效果不如高科技企业明显。
（五）机制检验。对企业而言，融资约束是制约绿色转型的重要障碍。企业开展绿色项目和绿色活动通常具有投资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不确定性高等特点，对资金的需求尤为迫切。为探讨企业融资约束是否是绿色金融发展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变量，本文选取WW指数表征企业融资约束（WW），该指数越大，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将绿色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以及两者交互项引入方程，结果如表7第（1）列所示，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系数为-0.0127，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财务改善效应，验证了假设2。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缓解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融资压力，提升企业开展绿色活动的积极性，进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表7）
同时，企业管理层的绿色意识和行动直接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实现绿色转型，而绿色金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探讨企业绿色发展意识是否是绿色金融发展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变量，本文选取董事会关于公司披露环保理念、环境方针、环境管理组织结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等方面的监督情况表征企业绿色发展意识，若披露则赋值为1，否则为0。将绿色金融发展、企业绿色发展意识以及两者交互项引入方程，结果如表7第（2）列所示，绿色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系数为0.0098，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发展意识进而推动企业绿色转型，验证了假设3。
四、研究结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而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根本依赖于生态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和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和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实现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22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深入探究了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异质性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受到产权性质异质性和行业属性异质性的影响，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从影响机制来看，绿色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调整资源配置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管理层绿色意识，从而推动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上述研究结论能够为有效发挥绿色金融作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有益启示。第一，政府大力支持绿色金融产品多元化。完善的政策环境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进入绿色领域，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区域，长江经济带区域各级地方政府更应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金融创新，探索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绿色金融产品，以满足不同企业的融资需求，如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保险和碳排放交易等。此外，相关部门可以对绿色转型过程中表现优异的企业给予奖励和资源倾斜，激励其他企业学习和模仿，通过示范效应带动长江经济带其他企业提升绿色转型意识和积极性。第二，金融机构加强绿色金融服务质量。随着绿色金融不断发展，企业对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服务需求也越来越多。此时，金融机构应提升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风险评估能力，建立更加全面的绿色风险评估体系，进而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同时积极应对“绿天鹅”风险。第三，企业积极主动参与绿色转型。企业应在自身实践中积极探索绿色转型的路径，通过绿色技术的研发与使用、生产流程的改进以及绿色产品的推广等，实现绿色转型。借助绿色金融工具进行绿色转型，企业不仅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直接收益，还可以提升社会声誉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其在行业中的地位。
（作者单位：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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