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以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基础上，采用Ordered Logit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实证结果发现，居民的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收入；Ordered 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8月1日

一、引言

2016年3月16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共同发布的报告指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是丹麦，而中国在这次评比中仅位列第83位。今年的评比，首次使用幸福感差距来代替收入差距，充分体现了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密切关系。近几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也更多地开始向民生方向倾斜，以真正实现国强民富。在此背景条件下，探究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的提高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二、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描述性统计分析

数据库中共有6，811个有效样本。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值约为2.6，处于“一般”和“幸福”之间，根据样本推断，整体而言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不强。样本中年家庭人均收入最小值约为1，000元，最大值为288，000元，平均值约为12，553元，但是标准差却达到了约13，843，离散程度比较大，这也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比较大。（表1）

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列的角度来说，即纵向看，低收入阶层5，000元以下的群体中，不幸福和一般相加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达到了63%左右；而幸福和非常幸福相加所占的比重是最低的，仅为37%左右。而高收入阶层15，001元以上，不幸福和一般相加所占的比重相比而言就小得多，约占34%左右，比重仅约为低收入阶层的二分之一；但幸福和非常幸福相加所占的比重则要高得多，约为76%，这一比重约为低收入阶层的两倍。从行的角度来说，即横向看，由左向右，即由低收入阶层向高收入阶层，感到不幸福和一般在该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重是逐步降低的。同时，幸福和非常幸福在对应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表2）

从数据统计中我们可以初步推断，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主观上感到幸福所占的比重较高，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主观上感到幸福所占的比重较低，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更容易在主观上感到幸福。

三、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实证分析

本文将年龄和收入等连续变量分段离散化，通过使用stata软件，表3为Ordered Logit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3）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年龄、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为负数；居民平均收入、地区、城乡、性别、婚姻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均为正数。

对于家庭平均收入，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为正，说明随着居民收入增加，主观幸福感是逐步提升的。但加入收入的平方这一变量后，其与主观幸福感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收入的继续增加会降低主观幸福感，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是“倒U”型关系。原因可能在于当其预期未来收入超过一定限度时，则意味着将牺牲更多的休闲时间用于工作，而无法更好地享受生活和家庭的温馨，从而导致其主观幸福感降低。

在分析居民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时，收入差距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造成了不同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正如王鹏（2011）所言，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这一影响体现在量化上是“倒U”型的。国际上关于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4，而收入差距呈现的“倒U”型临界点恰巧也在0.4左右，因此当基尼系数低于国际警戒线时，适当的收入差距是有可能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而当其超过国际警戒线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则会显著降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就目前而言，我国相当大比例省市地区的基尼系数都已经高于国际警戒线，这一客观现实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当基尼系数过高，收入差距过大时，不同个体之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失衡，更不容易感到幸福。

四、政策建议

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注重宏观制度上的设计。公共政策的调控上要特别强调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从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降低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因素。

第一，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收入的绝对数值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立足于当前的国情，发展还是硬道理，在注重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同时，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同步。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居民的收入，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来源，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使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生，实现国强民富；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的倾斜性，注重对困难群体，特别是贫困线以下群体的补助，通过各项津贴的发放逐步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能够得以增加，巩固他们的经济基础并进一步加强。此外，要努力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实现相对的公平，以减少贫富差距对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此之中的作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控，限制过高的收入。真正实现增加居民收入的目标，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同时要发挥再分配调节机制中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三者的协同作用。

第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注重教育和职业培训。在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的高低决定了劳动者可以获取收入的多少，从而获得生活的经济基础。人力资本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对经济发展都将会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人力资本不存在像物质资本一样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其边际效应是不变甚至是递增的。因此，加大教育和岗位的职业培训的投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强化质量。政府应当实行教育先行的方针，完善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并且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真正发挥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另一方面要转变观念。应当在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也应该加大中等职业、技工等教育投入，这样不仅可以使个人获得一技之长，提升个人价值，进而增加收入。此外，提高人力资本有效的途径还可以通过职业岗位培训，使劳动者能够成为熟练技能的掌握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合适的工作，从而提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质量，增强主观幸福感。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王鹏.收入差距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3.

［2］赵新宇，范欣，姜扬.收入、预期与公众主观幸福感［J］.经济学家，2013.9.

［3］官皓.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J］.南开经济研究，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