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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态视角下有组织科研多主体价值共创研究 |
| 第763期 作者：□文/谷 静 时间：2025/10/16 14:01:17 浏览：10次 |
［提要］ 在高校科研领域，多主体价值共创正逐渐成为推动高校科研质量提升和绩效增长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基于价值共创理论，以江苏省高职院校的有组织科研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分析（fsQCA）方法，深入探讨组织内部多主体投入要素驱动价值共创实现路径。通过研究发现，有组织的价值共创实现路径主要呈现三种模式：由第三方服务主体主导的生态型模式、以技术服务为核心的平台型模式以及以多要素集聚的产学研用型模式。在这三种路径中，多要素集聚的产学研用型模式被认为是实现价值共创的最有效路径。有组织的技术服务被认为是价值共创的核心投入要素。此外，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等第三方服务主体的投入要素，对于确保价值共创的实现至关重要。通过优化多主体合作模式和投入要素，可以更有效地促进科研价值的共创和科研绩效的提升，为科研管理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关键词：组态理论；有组织科研；价值共创；多主体协同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新发展格局下高校科研人员价值共创的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22SJYB0857）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4月10日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创新已成为中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十四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关于推动科研组织模式创新的指导意见》《关于推动高校加强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于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2023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宣布中国以69，610件PCT国际专利申请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同时中国SCI论文数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居世界前列。这些成果体现了有组织科研在推动国家科技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
有组织的科研作为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载体，其内部价值共创的实现则是依赖多个关键要素的共享资源、共识需求、共创价值的协同再创过程。现有文献对有组织科研的研究涵盖了概念内涵、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政策支持、成果转化、典型案例、实现路径以及国际比较等多个方面。本研究从组态理论的视角出发，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旨在识别并分析多主体投入要素的最优组合，进而揭示在有组织的科研背景下多主体价值共创的具体实现路径。通过这一研究，进一步揭示有组织科研价值共创的内在机理，为推动有组织科研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一、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价值共创理论是一种强调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价值创造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价值并非由单一主体（如企业）独立创造，而是通过多主体（如消费者、供应商、合作伙伴等）的互动和协作共同实现的。该理论最早由Prahalad和Ramaswamy在2004年提出，并在随后的研究中不断深化与拓展。价值通过多方主体之间的互动、协作和资源共享得以实现，而非单向传递。价值共创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主体需求、技术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演进。
本研究以价值共创理论为理论基础，将有组织科研视为一个动态演化且结构复杂的网络系统。该系统具备实现从价值共创投入向价值共创结果转变过程的关键要素与必要条件。在这一系统中，高校、政府机关以及企业等多元化的价值创造主体，以科研合作为关键枢纽，遵循开放合作的原则，深度参与价值共创过程，并通过持续的内部网络联结与协同互动，推动科研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
（一）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的科研活动作为一个核心平台，对促进多方价值创造主体之间的共生共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围绕特定项目或项目群，构建了面向尖端技术的创新网络。这些创新网络内部或网络之间通过合作或竞争机制，对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关键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实现原始创新的成果。有组织科研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推动知识进步、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等多个领域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凭借其与生俱来的灵活性、卓越的创新能力、高效的研发投入以及丰富的人才服务，已然成为推动价值共创的关键力量。创新能力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它并非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突破，更广泛地体现在商业模式的重塑、产品设计的革新以及用户体验的优化等多个维度。研发投入是企业提升自身创新能力的重要驱动力。在企业研发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专利成果、技术文档以及实验数据等科研成果，被视为知识传播的关键载体。在创新活动中，人才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他们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技能，更拥有创新的思维和强大的能动性。正是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和人才服务这三大要素的协同作用，赋予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价值共创的强大能量。
（三）第三方服务主体。资源依赖理论（简称RDT）提出，组织在运营和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并非完全自给自足，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环境。这些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原材料、信息、人才等关键要素。由于组织内部资源的有限性，它们必须与外部环境中的其他行动者建立联系，以获取所需的资源。因此，本研究集中在有组织科研领域内，能够提供显著价值贡献的第三方服务主体中的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进行深入分析。
1、政府部门。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有组织的科研活动展现出显著的活力和成效。2022年8月，教育部正式发布《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系统性地明确了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关键举措与实施路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提供的财政补贴和研究资助可以降低科研成本，激励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实现科研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从信号传递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政府支持在有组织的科研活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该理论强调了信息在组织之间传递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资源有限和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通过这些方式，政府支持不仅为有组织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还能够有效地吸引和促进其他价值创造主体积极参与到科研价值共创中，共同推动科研活动的深入发展。
2、科研机构。科研机构是指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探索自然规律、解决科学和技术问题，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技术供给环境与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高水准的技术供给不仅能够激励科技创新活动，而且能够实现价值的最大化。科研机构嵌入高校体系，不仅能够促进有组织科研活动的多样化发展，而且能够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一个科研辅助支持的环境。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科研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支持，确保技术资源供给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精准匹配与有效对接，从而加速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的进程。本文采纳了“价值共享（投入）-价值获取（结果）”的理论框架，从价值共创实现的硬件环境、软件环境、创新能力、研发投入、人才服务、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技术平台八大核心要素入手研究，旨在推动和加速价值共创的进程。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本文采取宏观视角，将江苏省高校的有组织科研视为一个整体，以江苏省内高阳院校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聚焦于有组织科研、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第三方服务主体主导的价值共创模式，主要依据经济指标，这些指标数据来源于2023～2024年期间发布的《江苏科技年鉴（2023）》、教育部、国家统计局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权威资料。
（二）方法选取。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最初由社会学家Ragin于1987年率先构建并引入学术研究领域。其核心目的在于，借助对多元案例的系统性比较，深度挖掘条件组态与研究结果之间潜藏的复杂因果关联。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众多分支中，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有机融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双重属性，在面对连续变量的程度变化，或者部分隶属关系这类复杂问题时，展现出强大的处理能力与分析效能。鉴于此，本文在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开展实证检验。
（三）变量测量。结果变量，是由英国统计学家卡尔·皮尔逊用变异系数法衡量数据的相对离散程度。本研究采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技术价值三者的权重。变异系数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技术，通过计算各指标数据的变异系数，以衡量其相对离散程度，进而客观地确定指标权重。经严谨运算，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技术价值的权重分别确定为45.32%、31.47%、23.21%。其中，有组织科研包括硬件环境（he）和软件环境（se）两个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包括创新能力、人才服务及研发投入三个维度，第三方服务主体主要指政策支持（政府部门）及技术平台（科研机构）两个维度。
由于各评价指标在单位和量级上存在差异，致使其具有不可公度性，这将干扰后续的综合评价。为消除这一影响，本文选用极值处理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操作。极值处理法能够将原始数据依据其最大值与最小值，转化为统一尺度范围内的数据，从而确保各指标在同一量纲下进行比较与综合分析。经过上述科学处理，本研究最终成功构建出价值共创指标，为后续深入探究价值共创现象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与量化支撑。
三、数据分析
（一）模糊集校准。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操作过程中，校准案例并赋予其集合隶属度是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为了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符合fsQCA方法的操作标准，本研究采用了直接校准法，该方法涉及将数据点根据其与特定标准的距离进行分类，从而将连续变量有效地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度。在校准过程中，依据数据分布的特征，将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这三个关键校准点，分别对应设定为案例样本数据的上四分位数（75th percentile）、中位数（50th percentile）和下四分位数（25th percentile）。这种方法使得我们能够精确地将连续变量的值映射到模糊集隶属度上，为后续的组态分析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表1）
（二）单变量必要性分析。本文首先借助fsQCA 3.0软件，对各前因条件是否构成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进行了系统检验与分析，相关分析结果详见表2。根据fsQCA方法的判定标准，若某一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指标高于0.9，则表明该条件在组态中具有必要性，可被认定为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从分析数据来看，“有组织科研硬件环境”这一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指标突破了0.9的阈值，从而被明确判定为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而其他前因条件的一致性指标均未能达到0.9，因此不构成价值共创的必要条件。（表2）
（三）组态分析
1、价值共创组态。条件组态的充分性检验是本研究的关键环节。依据杜运周等（2017）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设定：原始一致性阈值被设定为0.8，比例一致性降低（PRI）阈值被设定为0.7，案例频数阈值被设定为1。这些参数的设定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基于这些参数设定，本研究对真值表进行了系统分析，分别得出了简约解、中间解以及复杂解。为了准确识别每个解中的核心条件与边缘条件，本研究采用嵌套关系对比方法对条件进行分类。具体而言，若某一条件同时出现在中间解与简约解中，则将其判定为核心条件；若某一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中，则将其归类为边缘条件。通过这种方法，本研究确保了条件分类的严谨性与科学性，进而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通过组态分析，本研究发现，在促进有组织科研价值实现方面，硬件环境相较于软件环境，具有更显著的积极影响。在识别出的四条价值共创组态路径中，组态B1、B2和C均显示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对价值共创的影响具有一致性。然而，在组态A中，软件环境并未显现其影响，而硬件环境则表现为一个非关键因素，这表明在该组态中硬件环境的重要性相对较低。进一步分析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投入要素对价值共创的积极效应尚未达到显著水平。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视角分析，创新能力、研发投入以及人才服务等要素均未成为价值共创的核心条件，而是作为辅助条件参与价值共创的实现过程。与有组织科研主体及第三方服务主体相比较而言，科技型中小企业参与价值共创的门槛相对较低。在多主体协同的价值共创过程中，第三方服务主体发挥了核心保障作用，并显著增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对价值共创的正向影响。通过对组态A和C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唯有在政府部门政策支持力度较大且高校资金投入处于较高水平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才不会成为制约价值共创实现的瓶颈。这一发现突出了第三方服务主体在协调资源、优化环境方面的关键作用，强调了其在促进价值共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2、组态构型。依据核心条件的差异，四条组态路径可被归纳为三种价值共创模式，分别为由第三方服务主体主导的生态型价值共创模式、以技术服务为核心的平台型价值共创模式、以多要素集聚的产学研用型模式。据此，本研究对有组织科研内部多主体价值共创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三种价值共创模式中，有组织科研的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研发投入以及人才服务，以及在以第三方服务主体主导的生态型价值共创模式中的政策支持与技术平台等投入要素，依据不同主导要素的作用机制，共同构成了多样化且具有差异性的价值共创实现路径。
（1）第三方服务主体主导的生态型价值共创模式（组态A）。在组态A路径中，其存在可能性为0.845，能够解释8.2%的有组织多主体价值共创现象。在该组态路径下，价值共创的实现主要依赖于政府部门提供的政策支持和技术平台，同时辅以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有组织科研在该模式中主要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具体而言，有组织科研致力于打造最佳的技术支持环境，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孵化与成长。同时，作为第三方服务主体主导的生态型价值共创模式的中介，有组织科研所在的高校可帮助识别优质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智库服务和人才支持。通过这种中介功能及价值共创行为，优化资源配置，还增强了各主体间的协同效应。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和高校的技术投入构成了该价值共创路径中的核心条件，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则扮演着辅助条件的角色。这一发现表明，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并提供大量财政补贴，以及高校通过增加科研投资，能够有效地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资源，用于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综上所述，组态A揭示了政府与高校在价值共创中的主导作用，而有组织科研则通过中介功能强化了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最终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价值共创中的积极参与。这一模式凸显了外部资源支持与内部协同机制相结合，为有组织科研内多主体价值共创的实现提供了重要路径。因此，为了促进多主体间的价值共创并推动创新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需要对现有模式进行深入反思和改进。
（2）以科研服务为主导的技术平台型模式（组态B1和B2）展现显著的价值共创特征。组态B1的存在可能性为0.971，能够解释15%的有组织科研多主体价值共创现象；组态B2的存在可能性为0.921，可解释12.8%的价值共创案例。在这两种组态中，有组织科研平台提供的硬件设施、软件服务以及科研机构的技术平台构成了价值共创的核心条件。该模式突出强调了有组织科研平台的硬件资源优势在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源约束方面具有显著作用。通过场地租赁产生的经济收益不仅增强了平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也为多主体价值共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从技术支持维度来看，科研机构的技术平台是价值共创得以实现的核心要素。科研机构依托其深厚的技术积淀与专业化优势，深度嵌入有组织科研体系，为价值共创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支撑。在该模式中，无论是组态B1中的政府部门政策支持，还是组态B2中的高校人、财、物投入，均处于价值共创的次要地位，导致整体资金投入力度不足，难以充分支撑价值共创的实现。此外，组态B1和B2中缺乏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这一核心条件，致使研发创新及其知识溢出效应难以发挥作用，从而无法对价值共创产生实质性影响。
（3）多要素集聚的产学研用型模式（组态C）是一种高效的价值共创模式。其存在的可能性高达0.981，能够解释59.6%的有组织科研多主体价值。该组态路径涵盖了除科技型中小企业人才要素之外的所有关键因素，包括完备的有组织科研服务体系、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研发能力，以及第三方服务主体所提供的政策、资金和技术平台支持。通过这种全方位的要素投入，组态C致力于为价值共创的实现提供坚实的基础，与组态B1和B2不同，组态C以政府部门为核心主导力量。在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下，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价值创造主体的投入要素得以实现高效整合。在这种模式下，科技创新成为推动有组织科研良性运转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成长的核心动力，进而创造出显著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技术价值。
综上所述，多要素集聚的产学研用型模式路径因其全方位、多层次的要素投入和协同效应，成为价值共创的最优路径。它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价值共创的效率，还能为多主体参与的创新生态系统注入持续动力，推动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体验价值的全面实现。
四、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江苏省高职院校有组织科研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整合组织、资源与环境三个层面的八个关键条件，系统探索有组织科研情境下多主体价值共创的实现路径。多要素集聚的产学研用型模式被视为价值共创的最优实现路径。该模式通过系统整合多元化的资源与要素，能够显著提升有组织科研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表明，在有组织科研生态系统中，单一投入要素对价值共创的贡献度相对有限，价值共创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多创新主体间的协同效应与资源互补性。因此，从动态发展的视角来看，有组织科研的价值共创需要依托于各相关主体（包括政府、科研机构、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第三方服务主体主导的生态型价值共创模式等）的深度协同，通过完善要素配置机制，构建全要素集聚模式，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灵活配置，为价值共创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与资源支撑。这一模式不仅能够最大化多主体间的协同效应，还能通过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动态调整，为有组织科研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持续的内生动力。
（作者单位：南京旅游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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