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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津冀制造业分工位置测度 |
| 第763期 作者：□文/焦莉莉1，2 于雪晗3 周佳琪3 时间：2025/10/16 14:53:27 浏览：35次 |
［提要］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利用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发布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制造业三类产业层面和细分产业层面分别测算京津冀制造业部门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指数和参与度水平及其动态演变趋势。研究发现：在国内外经济深度调整和我国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之际，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无疑是京津冀制造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和战略方向。
关键词：京津冀；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位置；参与度
基金项目：2023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增加值视角下京津冀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特征与产业竞争力研究”（项目编号：S202310077006）；2023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增加值视角下京津冀区域价值链特征与产业竞争力研究”（项目编号：HB23YJ012）；2024年河北地质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双重价值链嵌入下京津冀区域价值链特征及其动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Q2024090）；2023年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和旅游研究重点项目：“京津冀文旅业区域价值链多维测度与产业竞争力提升策略”（项目编号：HB23-ZD018）。通讯作者：于雪晗
中图分类号：F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4月8日
2020年我国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经济已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制造业作为供给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内需的满足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技术水平和增值能力，体现出不同的分工位置和竞争能力。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经济区域之一，其强大制造业供给体系为其竞争优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但同时其制造业发展仍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传统制造业比较优势弱化，价值链“低端锁定”等突出问题。那么，当前京津冀制造业及其细分产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究竟如何？其参与国内价值链的程度如何？如何在强约束中培育新动能，为京津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塑比较优势，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方面，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Hummels（2001）等以垂直专业化指数为基础讨论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两种方式。Koopman（2010）等在Hummels的研究基础上，引入总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型，并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标（GVC_Position）和参与度指标，用以衡量国别——产业层面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和参与程度，解释了某产业部门嵌入价值链的位置和深度。在此基础上，王直等（2022）从前向产业关联视角，构建了基于出口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NRCA）和分工位置指数用以衡量一国产业的全球分工位置和国际竞争力水平。Horner和Gereffi（2018）认为某些国家或地区在GVC中的“嵌入度”更高，意味着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更为重要，能够获得更多的增加值。
国内研究方面，李跟强和潘文卿（2016）首次将国内价值链和国外价值链整合到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下，为分析增加值视角下中国各省区嵌入双重价值链特征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方法。戴翔和李洲（2017）基于Koopman分工位置指数，从整体和细分产业层面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再评估。黎峰（2021）等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测度，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演变趋势，认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仍面临“低端锁定”的风险。为了提升分工位置，中国制造业需要加大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何冬梅（2024）在全球价值链（GVC）重构背景下构建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制造业分工地位指数”来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及其动态变化。
国内外学者对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研究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其一，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背景下，大多数文献关注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参与度，对区域价值链特别是京津冀这一重要经济区域的制造业分工位置和参与度的深入研究则相对较少；其二，现有研究受限于数据的滞后性，未能揭示2012年后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及参与度的发展趋势，鉴于价值链分工领域的快速演进，数据需及时更新才能及时反映其变化。本文借助中国碳排放数据库发布的2012年、2015年和2017年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相关研究，以期反映京津冀制造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和参与程度的最新发展动态。
二、理论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理论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综合考虑分工环节和价值增值能力两个方面因素可以有效评估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李跟强、潘文卿（2016）借鉴了Koopman（2012）和Wang等（2014）的分解方法，将一省区总流出分解为五部分，分别为本区域增加值流出（IVA）、先流出再返回本区域的增加值（RIV）、国内其他区域增加值（OVA）、国外成分（FC）和纯重复统计项（PDC）。本文借鉴了其对于国内价值链增加值的分解思路和方法，将国内各省区制造业增加值总流出分解为42项，并根据Koopman（2010）构建GVC指标的方法构建适合测算国内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参与度指标的计算方法，使用matlab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指标的测算。中国各省区——产业层面测度国内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和参与程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可表述为：
NVC_Positionir＝lnl+■-lnl+■ （1）
NVC_Participationir＝■＋■ （2）
其中，NVC_Positionir表示r省市i行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位置，IVAir为r省区i行业通过中间产品流出而隐含在第三省区总流出中的增加值；OVAir为r省市i行业总流出中隐含的来自国内其他省区的增加值；NEir表示r省区i行业的国内总流出（包括国内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之和）。NVC_Position指数大于零，表明该省市处于国内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且具有相对更强的本区域增加值创造能力；反之，则表明该省市处于国内价值链的下游且本区域增加值创造能力相对较弱。NVC_Position指数越大，说明一省区在国内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越居于上游，该省区更多出口中间产品而较少使用来自其他省区的中间产品用于其总流出，反之亦然。
NVC_Participation表示一国r省区在国内价值链中通过前向联系（即通过流出中间产品用于第三省区间接出口的价值占其国内总流出的比例）与通过后向联系（即通过使用来自本国其他省区流入的中间产品用于本省区国内流出的中间产品价值占其国内总流出的比例）之和来表示其参与国内价值链的程度。该数值越大，表明r省区嵌入国内价值链的程度越高，深度越深，越容易受到国内价值链分工变动的影响；反之亦然。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省区在一个特定产业部门可以具有相同的NVC_Position分工位置指数，但其国内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可以不同。对于两个NVC_Position指数相同的省区，参与度指数越高，在全国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因此，位置指数必须与参与程度指数一起使用，才能更全面地刻画区域——产业细分层面的价值链分工情况。
（二）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碳排放数据库2012年、2015年、2017年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其中涵盖了31个省市、42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42个行业代码中，S06～S22共17个行业为制造业产业部门，具体产业名称如下：食品和烟草（S06），纺织品（S07），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S08），木材加工和家具（S09）、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S10），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S11），化学产品（S12），非金属矿物制品（S13），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S14），金属制品（S15），通用设备（S16），专用设备（S17），交通运输设备（S18），电气机械和器材（S19），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S20），仪器仪表（S21），其他制造产品（S22）。同时，根据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按照要素密集特征可以划分为三个组别：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包括S06、S07、S08、S09、S10、S15、S22七个行业，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包括C11、S12、S13、S14四个行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包括S16、S17、S18、S19、S20、S21六个行业。
三、测算结果及实证分析
下文将分别从京津冀制造业三类产业层面和细分产业层面对2012年、2015年和2017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省区国内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和参与度指标进行测度，并对其特征、变化趋势和背后可能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京津冀制造业三类产业层面。将京津冀制造业按照要素密集度划分为三个组别，即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分年度分类型进行分工位置指标分析。（图1）
从区域整体层面看，三个年度内京津冀三省市的分工位置指数均呈现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高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态势。说明京津冀三省市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品总流出大于产品总流入的程度最高，处于价值链相对更上游的地位。对于同类制造业产业国内价值链相对位置而言，京津冀三省市中河北省最高，其次是天津市和北京市。具体而言，北京市三类制造业分工位置指数均为负值，处于国内价值链的相对下游位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市制造业发展目标主要围绕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和绿色化发展及提升产业能级，因此其制造业各类产业在京津冀区域均居末尾。天津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整体在-0.1左右波动，表明其在价值链中处于较低端的位置，这与天津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关；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指数大于零，表明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位于价值链上游环节。天津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位置指数均小于零，说明其处于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如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医药虽有所发展，但整体规模较小，未能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限制了其在价值链中的提升空间。河北省相较于其他两个地区，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国内价值链中处于相对较上游位置，这与河北省制造业存在传统优势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有关。其中，河北省的技术密集制造业国内位置指数均小于零且总体上高于北京、天津两地。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河北省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开发和市场应用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优势，正在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水平。
（二）京津冀制造业细分产业层面。为了更深入分析京津冀制造业各细分产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和参与度特征，就京津冀制造业各细分产业的国内分工位置指数和国内参与度指数分年度、分指标进行分析。（表1，数据来源于2012年、2015年、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2012年、2015年和2017年北京市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位置普遍向上游移动（分工位置指数负值变小），可能的原因是北京市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集群效应。参与度方面，除木材加工（S09）行业较稳定外，其他行业如食品和烟草（S06）、造纸印刷（S10）、金属制品（S15）等行业的参与度呈现下降趋势。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分工位置提升，说明它们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也向上游移动，表明这类产业总流出中本地中间产品流出逐渐高于国内其他区域的中间品流入。参与度的大幅下降表明低端加工环节正在迁出北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整体表现出较低的分工位置指数（均为负值），但变化趋势较为稳定。除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C20）外，专用设备（C17）、交通运输设备（C18）、电气机械和器材（C19）等行业分工位置指数均呈现提升趋势，同时参与度指数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北京市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上升，但参与国内价值链程度逐渐减弱。
天津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工位置指数相比北京更高，部分行业甚至接近零或转为正值。这说明天津劳动密集型产业居上游环节。参与度方面，食品和烟草（C06）行业在2017年的参与度上升至37.56%，表明其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较高，而纺织品（C07）行业在2017年下降至24.87%，说明部分行业参与国内价值链的程度在减弱，可能正在经历产业转移和外迁，与国内其他省区的产业联系减弱。天津市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整体位置指数远高于北京，特别是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C11），化学产品（C12），非金属矿物制品（C13）行业长期位于国内价值链上游环节。参与度方面，这些行业的国内联系普遍较强，凸显其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关键地位。天津市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整体分工位置指数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变化较小。
河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工位置指数大多为正值，说明在国内产业链中处于上游位置。参与度方面，多数行业在2017年有所提升，如木材加工品和家具（C09）从2012年的29.36%提升至35.19%，表明河北部分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仍有一定的竞争力，国内价值链嵌入度较高。河北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分工位置指数在三年间基本稳定，处于价值链的上游。参与度方面，非金属矿物制品（C13）的参与度从2012年的28.90%增长至2017年的37.98%，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C11）也从32.22%上升至37.19%，表明河北省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国内价值链的参与度在逐步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工位置指数整体较低，基本维持在负值范围，说明其在国内价值链中的位置处于下游环节。但参与度方面，仪器仪表（C21）行业，从2012年的25.23%上升到2017年的33.74%，表明河北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有所提升，表明其与国内其他省区的分工与合作逐渐增强。
综上，2012～2017年京津冀三省市制造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北京市制造业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转型升级态势明显，正在向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中心迈进。天津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内价值链中普遍处于上游位置，其参与度较高，凸显了其在国内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工位置较低，竞争力不强。河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产业链中普遍处于上游位置。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分工位置相对稳定，参与度逐渐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工位置普遍较低，但参与度有所提升，与国内其他省份的分工合作正在不断加深。
四、政策建议
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共同提升其制造业的国内外竞争力水平，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优化产业链分工。首先，根据三地功能定位，北京需聚焦技术密集型产业，强化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力，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天津发挥港口和制造业基础优势，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石化、装备制造），同时加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创新能力。河北省则需通过承接京津产业转移，淘汰落后产能，巩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同时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培育和升级。京津冀三地应共同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并构建区域产业链协同机制，充分利用国内统一大市场，强化与国内其他省区间的合作。
（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突破“低端锁定”困境。根据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北京市应继续发挥科技创新中心作用，加大对核心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天津和河北应加强与北京的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技术创新平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建立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支持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天津和河北落地。建立更加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企业创新积极性。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开放式创新体系，吸引国际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合作，增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还可依托京津冀自贸区，探索建设高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引导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突破“低端锁定”困境，使京津冀制造业向国内价值链上游攀升。
（三）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提升京津冀区域竞争力。首先，尽快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制定针对京津冀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专项政策，支持产业链优化和技术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提升其在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其次，需要进一步深化区域合作，推动京津冀制造业与国内其他区域的合作，扩大中间品贸易，增强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影响力。鼓励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提升对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未来，京津冀应继续深化协同发展战略，优化产业链布局，增强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影响力，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单位：1.河北地质大学法政学院；2.河北地质大学区域制度研究中心；3.河北地质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何冬梅.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测度及国际比较［J］.中国商论，2024.33（15）.
［2］武杰，李丹.全球价值链数字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J］.国际商务研究，2024.45（01）.
［3］李晓，刘宝琦.中国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测度——基于三种GDP分解的比较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24（01）.
［4］张建华，赵英，刘慧玲.国内国际双循环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3（09）.
［5］李跟强，潘文卿.双循环与经济增加值解构：基于价值链的视角［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3.43（11）.
［6］黎峰.国内国际双循环：理论框架与中国实践［J］.财经研究，2021.47（04）.
［7］戴翔，李洲.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再评估——基于Koopman分工地位指数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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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潘文卿，李跟强.垂直专业化、贸易增加值、贸易增加值核算——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基于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方法综述［J］.经济学报，2014.0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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