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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编排视角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研究 |
| 第764期 作者:□文/王小静 石瑞丽 时间:2025/11/1 16:35:22 浏览:91次 |
[提要] 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视角,以沪深A股38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5,348条观测值为样本,采用文本挖掘法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运用熵值法测度资源编排能力,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从而揭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数字化-资源-绩效”协同演化内在规律,为制造业制定转型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企业绩效;资源编排
基金项目:2023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重庆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能力测度及提升路径研究”(23SKGH355);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共同富裕视角下农产品电商供应链收益分配机制研究”(KJQN202301512);2024年重庆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资源编排视角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YKJCX2420917)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5月13日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在此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制造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随着全球经济逐渐疲软,国内制造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传统制造业时刻面临着增速放缓、利润率低等严峻挑战。传统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亟须转型升级,抓住数字化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机遇,实现提质增效的目标。但是,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技术升级,其进程伴随显著的组织阵痛与资源重构风险。部分企业因盲目追逐技术前沿,陷入“重技术、轻管理”的误区,导致数字系统与组织流程脱节、短期投入与长期收益失衡。这一矛盾在资本密集、流程复杂的传统制造业中尤为突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协调技术刚性与组织柔性,任何适配滞后都可能引发效率损耗。因此,探究数字化转型的绩效影响机制,尤其是资源编排能力的缓冲作用,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求。
一、文献综述
(一)数字化建设与企业绩效评价相结合的研究
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其一,正向作用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能够从指导企业生产实践、市场和创新绩效等方面助力企业的绩效提升。Bouwman et al(2019)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中小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绩效。其二,负向和曲线作用方面,叶江峰、顾梦如(2023)和Hajli et al(2015)都认为数字化转型在特定的过程中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或倒“U”型曲线的作用,前者认为过度的数字化会导致成本增加、资源错配等情况,从而抑制企业绩效,后者认为在数字化过程耗费的成本过大会导致企业绩效下降。
2、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绩效的机理及路径。现有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新产品开发、区块链技术等方面提升企业绩效,但其效果受制于技术转化效率。刘东慧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初期可能因数字化投资挤占核心业务资源、组织结构僵化等问题导致绩效下滑。而陈旭等(2023)进一步指出,这种负向效应在治理结构复杂的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
3、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构建。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多种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和体系构建,以更全面、科学地反映企业真实绩效情况,如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等;另一方面学术界普遍赞同从财务与非财务两个维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搭建评价体系。如,黄晓(2017)认为企业绩效评价应在传统平衡计分卡基础上,从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传递、价值实现三个维度对传统体系进行改进,更全面地评价企业绩效状况。
(二)资源编排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
1、在数字化转型中资源编排策略选择。现有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许滨鸿(2024)研究发现资源编排能够通过结构化、能力化和杠杆化三个环节有效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张媛(2022)研究发现传统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采取了外部获取加内部积累资源到资源协同共享的结构化方式构建数字资源池。而田震(2023)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战略下分别采取了集聚式、协同式、整合式和赋能式资源编排组合。
2、就资源编排在不同行业中的研究情况。现有研究从制造业、服务业、高校等行业进行了研究。在制造业方面,曹裕(2024)探讨了数字化如何推动制造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出了从绿色结构化到绿色能力化再到绿色杠杆化的转型路径。在服务业方面,柳学信(2024)研究发现网络能力和数字平台能力对其数字化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行业和区域创新环境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高校方面,王萍(2024)发现影响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包括数字感知、数字学习、数字创新、资源构建、资源整合和资源利用,多因素并发是高校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
综合而言,既有成果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双刃剑效应,并初步探讨了资源编排的调节作用。但从资源编排视角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献并不算丰富,导致提出的策略缺乏一定的针对性。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常被视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但其对企业绩效的潜在负面影响却常被忽视。从组织变革视角审视,数字化转型可能通过多重路径削弱企业效能,其核心矛盾源于技术逻辑与组织逻辑的深层冲突。数字化转型往往驱动企业过度配置新兴技术资源,导致战略资源分配失衡。当企业将大量资本与精力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时,传统核心能力的维护与升级可能被忽视。这种资源错配不仅造成短期财务压力,更可能削弱企业在关键业务领域的差异化优势。部分企业对数字技术的非理性追逐甚至引发技术债务累积,反致运营灵活性下降。另外,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要求组织结构、流程与文化进行系统性变革,但既有组织惯性常形成转型阻力。当数字系统与原有管理体系缺乏协同时,可能引发流程混乱与决策效率下降。实践中,技术工具与组织惯例的适配难题常导致“数字形式主义”,即企业虽部署先进系统,但实际业务流程仍沿用传统模式,造成资源浪费与内部摩擦成本上升。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作用
(二)资源编排的中介作用。资源编排是企业通过识别、绑定与重构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其核心在于提升资源-环境-战略的适配性。在数字化转型中,资源编排通过三个路径发挥作用:一是制造业企业会不断推进技术协同,整合数字技术与传统资源,避免系统孤岛与重复投资。二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流程进行深层次优化,将重构组织结构与运营流程,降低转型摩擦成本。三是企业在转型中会不断对自身进行动态调适,以快速响应技术迭代与市场波动,维持竞争优势。理论上,资源编排能力可缓解数字化初期的组织震荡,加速技术红利释放,从而中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长期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资源编排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0~2023年在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并进行了以下处理:(1)剔除ST类及期间退市企业;(2)剔除数据存在严重缺失企业;(3)剔除当年进行IPO企业;(4)采用Winsorize算法对所有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筛选和处理,最终得到382家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5,348条观测值。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同花顺ifind数据库和各上市公司年报。
(二)变量选取及指标定义(表1)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其所拥有资源进行编排组合,形成撬动合力,改变其资源优化配置效率,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净资产收益率(Roe)能够综合反映制造业资本运作效率及股东权益回报水平,能够较好地衡量企业绩效。
2、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程度(Dig)。本研究参考吴非等(2021)的研究方法,基于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相关词汇的出现频率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测度指标。采用词频统计法作为当前主流测度手段,其优势在于能够通过企业公开文本的战略性表述客观反映其数字化进程。具体来说,本研究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及数字技术应用等五个维度筛选了76个关键词,运用Python工具进行自动化词频统计,并以总词频表征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针对数据的右偏分布特征,采用加1取自然对数的方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3、中介变量。为了全面、客观反映资源编排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避免单一指标的片面性,本文参考Sirmon(2011)对资源编排阶段的划分,选取总资产周转率、研发投入金额和专利总申请量、营业利润率作为资源组合、捆绑、利用三个阶段的衡量指标,总资产周转率反映资源组合效率,研发投入与专利申请量体现资源捆绑能力,营业利润率表征资源利用效果,综合得分可全面衡量资源编排的动态过程。Zybp代表综合得分,Wj代表第j个指标的权重,rij代表第i个对象在第j个指标上的标准化值。
Zybp=■Wjrij
4、控制变量。为减少其他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选取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成立年限(Age)、董事会规模(Board)五个维度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由表2可知,企业绩效的均值为0.084,标准差为0.137,验证制造业盈利水平两极分化,部分企业严重亏损;数字化转型的最大值为8.546,高于均值4.245,超过3个标准差,表明少数企业已进入深度数字化阶段;方差为2.002,反映企业间数字化进程存在显著“鸿沟效应”,头部企业(>8)数字化嵌入深度远超行业均值;资源编排能力熵值法综合得分均值为0.646,标准差为0.330,表明多数企业资源管理效率中等偏低,少数高值企业(>3)具备卓越的资源配置柔性;股权集中度、资产负债率等控制变量均呈现合理分布,满足模型控制需求。(表2)
(二)中介效应检验。据表3列(1)可知,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直接负向影响,H1得到印证,即随着数字化程度的增加,短期内企业绩效平均下降0.22个单位,表明数字化转型短期内显著抑制企业绩效,可能源于技术投入成本高、组织架构调整摩擦等短期资源消耗,这印证了数字化转型会给企业带来显著的“阵痛效应”。列(2)进一步揭示,数字化转型对资源编排能力的抑制作用更强,暗示企业可能在技术迭代中面临资源整合脱节、管理惯性加剧等问题,导致短期资源协调效率下降。列(3)中,当同时纳入Dig与Zybp时,Dig对Roe的负面影响减弱至-0.1256,而资源编排呈现显著正向作用,表明资源编排部分中介了数字化转型的绩效效应。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通过削弱资源编排能力产生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43.1%,H2得到验证,说明若企业能克服转型初期的资源管理瓶颈,数字化投入的长期收益或逐步显现。此外,控制变量中,股权集中度与规模持续正向驱动绩效,而高负债的抑制作用在加入中介变量后进一步增强,凸显资源编排能力对财务风险具有调节作用。R2从列(1)的11.97%提升至列(3)的21.54%,验证了资源编排的中介路径重要性。(表3)
(三)稳健性检验。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多重检验策略强化实证分析的稳健性:(1)采用替代性指标法,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变量,替换原有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度量方式。据表4列(1)可知,核心变量Dig系数为-0.2185,方向与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2)实施控制变量拓展策略,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两职合一(Dual)、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等变量,有效缓解遗漏变量偏误。由表4列(2)可知,新增控制变量后,Dig系数稳定在-0.2073,Growth正向显著,Dual微弱负向。(3)运用时间滞后调整法,对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进行滞后一期处理,规避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双向因果关联可能引发的内生性干扰。由表4列(3)可知,滞后指标系数为-0.1987,进一步规避内生性干扰,结论保持稳健。经系列检验发现,所有模型调整后R2均高于0.11,控制变量方向一致,表明研究结论对变量替换、控制变量扩展及时滞效应具有强稳健性。(表4)
五、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框架,系统探讨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与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这一发现与传统研究中强调数字化转型积极效应的观点形成重要补充。理论分析表明,负向效应可能源于多重矛盾:一方面数字技术投入与传统资源维护之间存在短期替代效应,企业在数字化初期倾向于将资源过度配置于新兴技术领域,导致核心能力投入不足;另一方面组织惯性与技术变革的适配滞后,数字化系统与传统管理流程的摩擦可能引发运营效率下降。第二,资源编排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绩效间发挥关键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企业通过“资源组合-资源捆绑-资源利用”的动态过程,能够有效缓解数字化转型的负面效应。具体而言,在资源组合阶段,优化资产配置效率可增强技术投入的协同性。在资源捆绑阶段,强化研发创新与专利转化能力有助于提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价值。在资源利用阶段,改善运营效率则能够将数字化投入转化为实际收益。这一发现印证了资源编排理论在数字化转型场景中的解释力,强调企业需通过系统性的资源管理策略平衡技术投入与组织适配。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第一,突破传统技术决定论视角,揭示数字化转型中资源编排的权变作用,完善了“数字化-资源-绩效”的理论链条。第二,构建包含组合、捆绑、利用的三维资源编排测度体系,推进了动态能力理论的指标化进程。研究局限在于:样本仅涵盖上市公司,对中小制造企业适用性待验证,也未区分行业细分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特征。未来,可拓展研究制造业子行业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并开展跨国比较研究,以深化对数字化转型机理的认识。
研究启示:其一,企业应加快战略层面的动态适配,积极构建“双轨制资源架构”,在传统业务模块中嵌入数字化试错单元,以降低转型摩擦,同时建立内部资源跨模块流通机制,依据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差异化配置资源。其二,政府设计需要基于资源编排效率、技术适配度、市场响应速度等维度精准干预,对中小企业实施分级诊断,并配套差异化的财政补贴。
(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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