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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引领下乡村振兴战略探析 |
| 第764期 作者：□文/宋 浩 胡宝华 时间：2025/11/1 17:26:23 浏览：26次 |
［提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生产力模式已难以支撑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新质生产力”作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正在成为引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结构与逻辑演进的系统梳理，分析其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的契合机制，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通过技术赋能、人才驱动、组织重构等方式，深度重塑农村产业结构、人才生态、治理方式和发展路径。研究表明：以新质生产力引领乡村振兴，不仅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新路径，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点。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数字农业；人才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5月26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升为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旨在破解“三农”问题的深层次矛盾，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核心议题。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高素质劳动者为支撑，以新型组织方式为保障，具有更强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更广的适配场景。它突破了传统要素驱动的增长范式，更强调创新、绿色、协同、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阶段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乡村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应用场景和试验田，具备承接创新成果、释放要素活力、推动体制变革的巨大潜力。因此，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之间的互动逻辑，系统分析其在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与战略路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突出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与发展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概念界定与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提出的全新理论概念，旨在突破传统要素驱动发展模式的局限，探索科技主导、人才赋能和制度创新三位一体的新型生产力体系。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一种高度依赖知识、数据、科技和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现代生产方式，核心特征体现为“高效率、绿色化、智能化、系统性”。从要素结构看，新质生产力由三大要素构成：一是科技创新，其主导地位前所未有，涵盖人工智能、数字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二是高素质劳动者，不仅掌握操作能力，更具创新和系统思维能力，成为创造价值的主力军；三是新型制度与组织形态，包括平台治理、数字化协同、机制灵活的现代组织体系，为生产关系重塑提供制度支撑。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从“要素扩张”向“结构跃迁”的根本转变。
（二）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比较分析。传统生产力模式以土地、资本、劳动力为基础要素，其发展逻辑主要依靠要素堆积与规模扩张，典型特征为高投入、高消耗、边际效益递减。而新质生产力则依托知识、技术与数据作为核心资源，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驱动生产方式变革，实现资源配置的系统优化与效率跃升。从资源配置方式来看，传统模式依赖静态、线性配置，而新质生产力强调动态协同与平台集成；从组织形式来看，传统企业多采用科层式层级结构，而新质生产力下组织趋于扁平化、网络化；从发展目标来看，前者追求产出规模最大化，后者则注重质量、绿色与可持续。这种“旧质-新质”之间的转型不仅是生产工具的技术更替，更深层体现为发展理念、制度逻辑与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重构。
（三）新质生产力演进逻辑与形成机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并非抽象构想，而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国家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系统性产物。其演进可从三条主线理解：一是技术逻辑的跃迁是根本驱动力。以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为代表的通用技术群不断突破原有生产边界，为生产流程智能化、协同化提供技术基础。二是发展阶段的转换是现实动因。中国经济步入由量转质的新阶段，原有要素驱动优势逐步消退，亟须创新驱动注入新动能。三是制度创新与政策引导是外部保障。国家在数据要素确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平台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制度环境。这三个方面合力促成了从“传统生产力结构”向“新质生产力形态”的历史性跃迁。
（四）新质生产力战略意义与现实价值。新质生产力在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深远战略意义。首先，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能够打破传统产业路径依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其次，新质生产力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差距，借助数字技术打通城乡要素流通渠道，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此外，新质生产力还是中国构建全球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支点，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优势的叠加，有望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的跃升。特别是在乡村振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将成为破解农业低效、农村空心化、乡村治理能力不足等难题的关键手段。因此，将新质生产力系统性引入乡村发展战略，不仅具有理论创新价值，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与乡村振兴契合机制
（一）推动农业现代化：从传统生产向智能高效转型。农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也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的应用场景。传统农业生产依赖自然条件与人力劳动，存在信息不对称、效率低下、收益偏低等问题。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智能装备和高效平台的导入，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活力。在生产端，利用物联网、遥感、智能农机等技术实现精细化耕作和精准施肥，提升单位产出效率；在流通端，通过区块链追溯系统和冷链物流建设，优化农产品流通结构；在销售端，借助电商平台与数字营销手段拓宽销售半径，提升品牌影响力。这一系列转型不再局限于“增产”，而是注重“提质、控本、增效”的系统化升级，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是实现产业振兴的关键支点。
（二）赋能农村人才：重塑乡村人力资本体系。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强调高素质劳动者的作用，这与当前乡村普遍存在的人才流失、结构失衡问题形成强烈反差。为此，新质生产力通过教育培训、平台支持和组织机制的创新，构建出一套更契合乡村实际的人才振兴路径。首先，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农技推广和数字素养提升，增强农民的科技适应能力。其次，借助创新创业平台和政策激励，引导大学生、返乡人员、科技工作者投身农业农村发展，实现“能人回村、人才落地”。最后，通过优化用人机制和福利保障，提升乡村人才的获得感与归属感。这一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不仅提升乡村发展的“人本动能”，也为新质生产力在乡村的可持续应用提供重要基础。
（三）强化乡村治理：构建数字化智能化治理体系。治理是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新质生产力所依托的数字化技术和平台思维为乡村治理模式注入新的变革动力。传统乡村治理以人情管理、经验判断为主，存在效率低、透明度差、响应慢等问题。而新质生产力导向下的数字治理平台，能够通过数据整合与流程重构，实现农村事务的可视化、智能化、协同化治理。例如，通过村级信息平台实现政务公开、村务协商、民意反馈；借助智能感知设备进行治安监管、生态监测和公共资源管理；利用数据算法推动政策精准落地和资源动态调配。这种“以数治村”模式不仅提高了治理效率，也增强了村民参与感和基层治理透明度，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有效路径。
（四）推动生态共赢：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底层逻辑，而新质生产力强调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正与此高度契合。通过智能环保技术的应用、生态资源价值化机制的建立，新质生产力为生态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行路径。一方面，推广绿色农业技术，如精准施肥、生态种养、清洁能源利用等，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另一方面，构建生态价值转化机制，如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绿色产品认证，使生态资源成为可计量、可交易、可持续的经济资产。此外，依托数字平台发展生态旅游、康养经济、乡村文创等绿色产业，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这一生态共赢机制，不仅提升了农村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展现了新质生产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系统价值。
三、战略路径与实现机制
（一）数字驱动路径：重塑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数字技术驱动下的全链条再造，推动农业由传统资源依赖型向智能、高效、可持续方向转变。打造智慧农业体系：发展农业物联网、农业遥感、智能农机，建设“数字农田”，实现精准种植与自动化管理。构建全链条数字平台：整合种植、加工、销售、服务全流程，通过区块链实现农产品可追溯、可溯源。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旅游+文创+康养”联动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高附加值。建设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完善5G基站、边缘计算节点、云服务平台，提升农村信息化能力。
（二）人才驱动路径：构建多层次乡村人力支撑体系。高质量发展依赖高素质劳动者。新质生产力强调以人才为第一资源，应通过多维机制推动“引、育、留、用”四环联动。创新本土人才培育机制：依托农广校、职教基地、“线上课堂”，推动职业教育和数字素养普及。健全返乡人才支持体系：提供创业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扶持、住房保障，打造青年回乡创业生态。构建多元化用人机制：鼓励村企共建、产教融合、社会参与，实现多主体协同用人。完善人才服务平台：设立“乡村人才云平台”，提供岗位匹配、培训资源、政策咨询等综合服务。
（三）制度协同路径：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战略落地的制度保障。新质生产力通过平台技术与组织机制结合，为构建高效、透明、参与式乡村治理提供抓手。推进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建立“村务云平台”，推动村级事务数字化、可视化、流程化管理。构建多元共治机制：实现政府、村委、村民、社会组织、企业多元协同，增强治理弹性。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加强村“两委”数字治理培训，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增强服务与执行力。强化信息安全与数据治理：健全数据采集、使用、隐私保护规范，确保农村数据资源有序利用。
（四）绿色发展路径：推动生态振兴与绿色转型融合。生态振兴不仅是环境目标，更是发展路径。新质生产力强调绿色导向，可通过绿色科技与生态产业化路径促进生态经济一体化发展。推广生态农业与绿色种养模式：支持有机农业、循环农业、低碳农业，建设生态功能区。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绿色产品认证机制，提升生态资源经济化水平。培育生态经济新业态：依托数字平台，发展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田园综合体等新型绿色经济。推动绿色技术下沉与共享：构建绿色技术推广平台，推动技术成果本地化、低门槛、高适配应用。
四、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一）基础设施薄弱，制约新质生产力要素落地。在新质生产力推广过程中，数字基础设施的瓶颈成为制约其有效部署的首要问题。尽管国家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但大量中西部与边远农村地区仍存在网络基础差、带宽不足、设施老化等现象，无法满足物联网、智能终端和云平台的运行需求。例如，在农业生产环节，智能灌溉设备、数据感知系统因缺乏稳定信号与电力支持难以持续运行，造成“装得上、用不起、看不懂”的尴尬局面。此外，农村数据孤岛现象普遍，缺乏跨部门、跨系统的数据汇聚与共享平台，不利于形成乡村数字经济生态。
针对上述问题，应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建设展开系统发力。一是加快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5G网络、卫星信号、中低轨物联系统的覆盖；二是推动“数字乡村公共算力中心”建设，支持农业生产信息采集、处理、分析的算力下沉；三是鼓励政企共建智慧农业示范园、数据仓储平台，打通数据壁垒，实现农村信息资源共享、统筹与应用。基础设施提升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前提，必须先行一步、打牢根基。
（二）人才资源短板，阻碍乡村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复合型、高素质劳动者的广泛参与。然而，当前乡村人才体系面临结构性失衡和供给性短缺双重难题。数据显示，农村常住人口中青壮年占比持续下降，主要劳动力多为中老年农民，文化程度较低、数字技能匮乏。与此同时，返乡创业青年面临融资难、政策知晓率低、缺乏成长路径等现实障碍，人才流入后缺乏“留下来”的发展空间，导致人才“引得来但留不住”。
要破解乡村人才困局，必须构建“引育留用”一体化战略。第一，在“引”方面，建立乡村产业发展与高校毕业生定向就业机制，设立“数字乡村人才特岗”；第二，在“育”方面，加快推进“农村技能+数字素养”双融合培训，通过农广校、远程教育等平台打造乡村数字工匠队伍；第三，在“留”方面，完善农村人才配套政策，如提供创业孵化基地、创业贷款绿色通道、社保覆盖与住房支持等；第四，在“用”方面，畅通人才晋升与参与乡村治理的通道，提升其获得感与归属感。只有让人才“愿来、能干、有发展”，新质生产力才能在乡村真正开花结果。
（三）技术脱离场景，导致“先进技术变无用”。近年来，智能农业、数字治理、乡村大数据平台等项目在多地先行试点，但在推广过程中暴露出“技术高冷、农村低适”的矛盾。不少技术方案出自科研单位或企业“闭门造车”，缺乏对农村实际耕作习惯、组织结构和农户技术接受能力的深度考量。例如，一些数字农业终端设计复杂、维护成本高、需要专业操作，导致农民“买得起、用不起”；而基层治理系统功能繁多，但缺乏本地化场景训练，反而增加了村干部负担，出现“治理反技术化”倾向。
对此，应以“实用、适配、可持续”为核心导向，推动技术与农村场景深度融合。首先，倡导“下沉式研发”，鼓励科研院校、企业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共创式产品设计，围绕低成本、高兼容、便操作开发本土化设备与平台；其次，建设农村技术试验田与实训基地，开展试点验证与反馈机制，增强技术应用的针对性与迭代性；最后，配套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推广“技术特派员+农技骨干+平台运营员”的“1+N”模式，实现从引入技术到持续服务的全过程保障。只有解决“用得好”问题，才能真正实现新质生产力的价值转化。
（四）制度机制碎片化，削弱政策整合效应。当前，新质生产力相关政策分散在农业农村、科技、生态、信息化等多个部门，政策之间缺乏协同与统筹，执行链条冗长，基层难以精准把握与落地。例如，一些数字农业项目涉及农机补贴、信息化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多个部门，导致村级组织在申报、管理过程中“各跑各门” “文件难懂”，资源分散、效率低下。更有甚者，一些“上热下冷”政策形成“挂名项目”，项目生命周期短、资金使用效能差，削弱了农民与基层组织的信任基础。
对此，应从制度体系构建和基层能力建设两个层面同步推进。一是加快建立跨部门政策整合机制，推动相关政策向“统一申报、分类管理、协同实施”转变，探索“数字乡村综合政策包”；二是加强村级治理能力与政策执行能力建设，设立“村级数字治理专岗”，提升项目管理、数据报送、技术应用等能力；三是推动绩效导向型政策激励机制，鼓励地方在执行中灵活探索、因地制宜，建立“干得好有奖励、用得好能复制”的政策正反馈机制。制度协同是战略推进的稳定器，必须打通“政策—组织—群众”的传导链条。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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