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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源效率与ESG表现 |
| 第764期 作者：□文/黄 灿 杨思怡 刘家青 陈 阳 时间：2025/11/2 16:01:00 浏览：71次 |
［提要］ 为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考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进一步探索其异质性表现和提升路径。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从作用机制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倒逼企业提升能源效率促进ESG改善；进一步地研究发现，碳排放权政策的影响效应对国有企业、高污染行业及中部地区企业更为显著。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碳排放权政策；能源效率；ESG表现
中图分类号：F832.5；F273.1；X19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5月23日
引言
近年来，全球发展面临百年变局、疫情冲击、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共识。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际治理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积极承担起减碳责任。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致力于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作为市场微观主体，企业的ESG实践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
ESG理念与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化、可量化的框架。然而，当前企业ESG实践面临着动力不足、转型成本高昂等问题。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ETS），在推动企业ESG提升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该政策通过市场化手段能够将碳排放成本内部化，不仅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还倒逼企业优化治理结构、强化社会责任，将ESG理念真正融入企业战略核心，实现ESG转型。
一、文献综述
（一）ESG相关研究。随着全球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深入推进，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能力重要指标的ESG，已成为资本市场、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表明，企业ESG表现受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内部特征主要包括：企业治理结构、数字化转型等；同时政策法规、市场压力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外部环境对企业ESG表现也有显著影响。
（二）ETS相关研究。现有研究围绕ETS，主要探讨政策效果与企业影响两个方面。研究表明，ETS能有效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但是政策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例如，刘传明等通过合成控制法的分析结果表明广东、天津、湖北、重庆等试点省市的碳减排效果较为明显，而上海和北京合成省份的碳排放量与其真实值差距较大。企业影响呈现双重性：一方面通过碳定价激励低碳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可能抑制企业投资。在金融市场层面，ETS既创造新投资机会，又带来波动性风险，亟须强化监管。
（三）ETS和ESG相关研究。首先，现有文献多聚焦ETS与ESG单一维度的关系，而对ETS与ESG整体表现的相关性研究相对不足。在社会维度，ETS通过减少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等渠道强化社会责任履行。在治理维度，ETS显著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完善内部控制机制，最终提高其ESG绩效。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创新得分在企业ESG表现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ESG得分较高的公司中，其重要性更为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情绪和碳监管与ESG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责任履行。这些研究不仅证实了ETS对ESG各维度的差异化影响，更揭示了其通过“环境创新-资源配置-治理优化”的多重传导路径提升企业整体ESG表现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研究与假设
（一）ETS和企业ESG表现。ETS作为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通过配额交易机制对企业的生产决策和ESG表现产生系统性影响。该政策通过价格信号将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发挥作用：在宏观层面，ETS通过“优胜劣汰”机制优化产业结构，促使高排放企业退出市场或转型，从而改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为公司带来更好的ESG表现；在微观层面，根据波特假说，适度的环境规制压力激励企业增加减排技术投入、优化能源结构，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抵消合规成本，在提高企业环境效益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使得企业ESG表现得以提升。此外，由于减排技术投入成本高昂，部分企业可能向绿色低碳行业转移，追求清洁能源或投资生产高质量、高附加值、低碳产品，实现绿色生产，从而实现更好的ESG表现。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ETS的实施将显著促进上市公司的ESG表现
（二）能源效率在ETS影响企业ESG表现关系中的作用。ETS通过提升企业能源效率，进而改善ESG表现。ETS实施促使企业采取减排技术创新、低碳行业转移等应对策略，从宏观上推动生产要素向低碳产业流动，优化能源结构；从微观层面，面对碳价波动，企业在成本-收益权衡下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创新等长期解决方案，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优化要素配置来提升能源效率。较高的能源效率是良好ESG表现的重要基础。一般来说，能源效率的提升伴随着公司减少能源消耗、自然资源浪费等环境负荷，从而有助于企业改善环境绩效，提高绿色经济效率并承担社会责任，从而提高企业ESG表现。同时，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符合中国当前的政策方向，这有助于企业获得免税、财政补贴和财政支持等各种政府政策支持，使企业能够长期获得低碳实践资金，进一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ETS能够通过提高企业能源效率来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显著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为比较ETS实施前后，参与碳交易的管控企业和没有参与碳交易的非管控企业的减排效果，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作为初始样本。时间选定在2011～2022年，考虑北京、上海、湖北等八个试点省市，收集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华证ESG评级数据和彭博ESG数据，在此基础上剔除ST及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对样本数据进行取对数化、标准化处理，最终得到来自875家企业的共6，846个观测值。企业数据信息均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根据上述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本文借鉴已有研究，为检验ETS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ESGit=α+β×ETSit+γ×controls+δi+λt+εit
其中，核心解释变量ESGit是企业i在年份t的ESG得分。解释变量ETSit是一个指示变量，本文根据双重差分模型将ETS定义为政策实施时间（Time）与政策试点地区（Treat）的交乘项，即Time×Treat，用于表示企业i在年份t是否受到ETS的影响。本文控制变量选为综合收益总额（TCL）、速动比率（QR）、固定资产比率（FAR）、资产负债率（FAR）、流动比率（CR）、公司规模（Size）、净资产收益率（Roe）等，δi是企业固定效应，λt是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ETS对企业ESG得分的影响见表1。表1中列（1）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政策净效益估计结果，影响系数为0.014，在1%的水平下显著。列（2）是加入控制变量后，ETS对企业ESG得分产生的政策效果，依旧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系数为0.011。由回归结果可知，ETS实施后，试点地区企业的ESG表现得到显著提升，这对于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环境、社会及治理标准具有重要意义。（表1）
（二）平行趋势检验。在评估ETS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时，平行趋势检验是双重差分（DID）模型有效性的关键前提。本文以2013年为政策冲击年，选择政策启动前2年和后7年进行对比，以捕捉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不同时间点的ESG绩效变化。结果显示，2011～2012年的系数值在零附近波动，说明政策启动前试点企业不存在明显差异。在2013～2014年，政策效果开始显现，可能与试点地区碳市场建设的日益完善有关，企业逐渐适应新政策。在2015～2020年，实验组的系数在95%置信水平下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ETS的施行对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因此，ETS有效性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三）安慰剂检验。为考察ETS是否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进一步验证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首先对ETS进行500次随机抽取进行安慰剂检验，从结果可以看出随机设置政策组的估计系数围绕0成正态分布，且大多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次进行反事实检验。将各试点地区的政策实施时间分别提前1年、2年和3年，分别用Time1、Time2和Time3作为假设中的政策发生时间，将虚假时间构成的解释变量带入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2所示，影响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因此，可以证明结论的稳健性，ETS显著影响企业ESG表现。（表2）
（四）内生性检验。为缓解ETS试点的样本选择偏误，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研究，选择企业所在省市的年平均气温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ETS通过影响温室气体排放与气温变化相关；另一方面，气温由地理气候决定，与企业ESG无直接关联，满足外生性要求。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第一阶段IV系数显著为正。Anderson LM统计量（3.428，p=0.0000）表明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CDW=311.337＞16.38）排除了弱工具变量可能。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一致，ETS对企业ESG的促进效应稳健，且基准回归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五）机制检验。上文的理论分析表明，ETS可以通过促进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来促进企业ESG表现。接下来，本研究将考察ETS影响企业ESG表现的基本机制，相关模型构建如下：
ESGit=α0+α1ETSit+α2LnEEit+α3ETSit×LnEEit+λXit+vi+ut+Cit
其中，LnEE为中介因子，被定义为单位标准消耗煤的产出，将煤炭、燃料油、清洁天然气和其他类型的能源消耗转化为标准煤，用以衡量中国工业企业能源效率。ETSit×LnEEit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能源效率LnEE之间的交互作用。
表1显示了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机制检验结果。列（2）展示的是基准回归结果，列（3）展示的是ETS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其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理论推导结果，这说明ETS的实施能够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清洁生产实践，从而提升能源效率。列（4）展示的是ETS变量和机制变量能源效率加入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其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能源效率机制成立，即ETS能够通过企业能源效率影响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因此，假说2得到支持。
（六）异质性分析
1、企业性质异质性。为检验ETS对企业ESG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研究结果显示，ETS对国有企业ESG的影响较大，估计系数为0.022，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尚未有积极作用。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企业，在资源分配、尤其是财政支持上有很大优势，同时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政策执行力，从而能够有效利用资源提升ESG表现。
2、行业性质异质性。由于行业性质与生产产品的不同，不同行业的碳排放权限额、市场准入标准不同，其受ETS的影响不同。为进一步分析碳交易体系对不同行业企业ESG表现的差异和机制，本文依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将样本划分为高污染行业和轻污染行业进行分组回归。研究结果显示，政策对高污染企业ESG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系数=0.041，p＜0.01），而对轻污染企业影响不显著（系数=0.004）。产生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有：高污染企业需要更多的碳排放额度，减排压力大，高昂的减排成本将倒逼高碳企业进行减排技术投资、降低能源强度、优化能源结构；而轻污染企业可能已经使用较为低碳绿色的生产技术，减排投资需求较低。
3、区域异质性。由于各省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自然资源等方面存在差异，各试点省份的碳减排效果不同，导致企业ESG表现受其影响可能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三组进行回归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其系数为0.005，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其系数为0.036，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其系数为-0.007，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如下：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拥有更先进的低碳技术设备、生产流程，绿色低碳水平已达到了较高水平；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体系不够完善，加之人才流失导致企业转型难，ESG表现提升难度大。而中部地区发展水平处于东西部之间，经济基础较好，绿色转型创新空间更大，因此ETS对ESG表现的影响更为显著。（表3）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减排政策的有效性对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ETS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ETS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并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发现由于ETS造成的环境压力，企业将减少能源消耗，进行低碳转移、绿色转型，从而提高能源效率促进企业ESG表现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ETS对企业ESG的影响在区域发展、行业属性、企业性质表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二）政策建议。第一，在宏观层面积极促进ETS的实施，实现更加严格的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并加强对企业配额交易和减排进展的监督，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市场力量，维护碳权交易市场秩序。第二，针对高碳企业减排技术难度大、转型成本高昂等问题，政府应当制定相关补贴、专项资金等激励政策，增强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践的信心。同时，根据ETS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更灵活、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避免在碳配额分配方面、市场准入门槛等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以缓解碳不平等。第三，基于机理分析，加大力度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推广清洁、低碳能源，通过能源结构调整，提升企业能源效率，最终实现能源利用效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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