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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发展研究 |
| 第765期 作者：□文/刘 阳1 邹宇轩1 李 科2 时间：2025/11/16 9:46:53 浏览：54次 |
［提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发展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成为基层缓解养老难题的重要探索。本文对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展开实地调研，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运用多案例研究方法系统解析政企合作型、智慧驱动型、医养融合型、网络整合型及社群共生型等多元化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运作模式，并提出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发展路径，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下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养老治理效能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资源依赖理论；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运作模式；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湖南省县域养老服务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B0562）；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基金项目：“数字治理视域下湖南省农村养老服务可及性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SP25YBZ033）；株洲市社会科学成果规划评审委员会项目：“株洲养老助餐配送模式效率比较及提升对策研究”（项目编号:ZZSK2025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部农村积极老龄化水平评估与支持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BGL259）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5月13日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作为衔接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核心枢纽，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承担着整合服务资源与提升养老治理效能的双重使命，但在实践中也面临政府财政依赖度高、社会资源链接不足、服务可持续发展艰难等多重挑战。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本研究以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为对象，通过解构其资源识别、资源依赖程度评估与资源调控策略的互动关系，探索组织在资源约束下的能动性相应逻辑及策略选择。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文献回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和扩展。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来探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路径。一是制度优化。从制度变迁视角来看，养老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制度内部结构失衡的问题，需要通过对社会养老服务非正式制度的正式制度安排来解决，养老服务补贴制度衔接长护险、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协同都能弥合现有制度运行的不足，优化养老服务体系。二是技术赋能。数智技术嵌入到传统养老服务模式中，更新、优化、提升了服务理念、服务结构和服务质量，是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路径。三是多元主体协同。“居家养老社区化”和“机构养老社区化”是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要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全链条。有学者提出了“五位一体”养老服务体系，强调家庭、市场、社会与政府的协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划分责任主体。“时间银行”、医养康养相结合、代际融合等模式都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共同推动社区养老服务的多元化、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已有研究虽从制度优化、技术赋能与多元协同等维度探索了社区养老服务发展路径，但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应突破政策设计或技术赋能的单维视角，关注多元主体间资源依赖关系的动态博弈，系统解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资源困境的内在机制，进而设计适配性调控策略。
当前，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面临资源困境、有效需求未被满足、发展动力不足、质量缺陷等桎梏。资源困境主要体现在：一是主体资源的错配。政府包揽导致社会参与不足，而社会参与不足会导致缺乏稳固的市场基础来支撑养老消费市场的发展。二是空间资源的失衡。在区域上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明显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差异格局，城乡及城市边缘社区养老服务资源都存在非均衡分布态势。三是技术资源的割裂。技术资源割裂是指应用于养老服务的技术资源在开发、应用和整合过程中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既受到平台建设、政策环境、社会认同、数字鸿沟等因素的影响，也面临协同治理方面困难。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在于组织通过战略管理外部关键资源以增强生存能力，并通过约束吸收策略降低资源不对称依赖，这为破解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源困境、重构依赖关系，实现自身可持续运营与高质量服务供给，提供了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操作性的分析工具。
（二）理论框架。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学者Selznick对田纳西流域当局的研究，他们总结出资源依赖理论的四个关键假设，认为所有组织都不得不依赖外部环境或其他组织获取资源，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则取决于其如何控制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包括依赖不对称性和权力动态平衡两大核心内容。在养老服务领域，关键资源涵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与市场资源等。组织间的资源依赖程度取决于资源对于组织生存的重要性、资源拥有者的偏好、资源的可替代性。组织间的权利失衡和相互依赖决定了组织会通过各种行动策略来降低依赖或增加其他组织对自身的资源依赖，从而获取权力，重构依赖关系。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外研究者结合实际建构了各具特色的养老服务资源整合模式。例如，加拿大SIPA模式通过整合医疗、社区资源建立分级依赖网络；美国Honor平台以市场化机制重构护理资源供需关系；瑞典ACTION模式通过远程技术降低家庭护理的专业依赖等。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国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发展带来诸多启示。
为系统研究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如何在复杂资源环境中破解资源约束、重构依赖关系，实现可持续运营与高质量服务供给，本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融合权变理论的环境适配逻辑与动态能力理论的资源编排机制，提出“资源识别-资源依赖程度评估-资源调控策略”的分析框架。结合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发展实践，探析在复杂制度与资源约束下，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如何通过动态识别关键资源、评估依赖风险并设计适配性策略，最终破解资源依赖困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创新基层养老服务治理范式提供可借鉴性参考。（图1）
二、研究设计
（一）方法选择。本研究采用多案例分析法，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解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运作模式与发展路径，主要原因如下：第一，资源依赖理论聚焦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如何活下来”的核心问题，需剖析资源组合与网络协作的动态机制。多案例分析法通过跨案例比较，系统解构不同街道在资源获取、权力博弈中的策略差异，揭示资源依赖的动态机制，弥补单案例研究对动态机制解释的局限性。第二，针对“如何活得好”的制度创新问题，多案例的异质性复制可纵向对比不同资源禀赋下依赖结构的重构逻辑，解析差异化策略的适配条件，增强理论框架对复杂治理情境的解释延展性。第三，回应“如何活得久”的环境适应问题，多案例历时性追踪能解析资源依赖关系与外部环境变化的互动机制，为突破路径依赖提供现实依据。
（二）案例选取。五个案例选自湖南省长株潭地区核心城市长沙市、株洲市。湖南省老龄化率与全国趋同，且长株潭地区作为中部城市群典型代表，兼具城镇化率高、人口流动活跃等特点，其老龄化挑战既反映全国普遍性问题，又体现区域特殊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在湖南省长株潭地区核心城市长沙市的芙蓉区、雨花区选取湘湖街道、砂子塘街道、圭塘街道，株洲市选取荷塘区、天元区的月塘街道、泰山街道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为案例研究对象。样本选择主要遵循标准如下：一是五个街道均为养老服务政策试点或地方创新项目，其发展模式被认可；二是案例样本未因区位条件产生结构性差异，但形成了多元化的资源依赖重构路径，具有研究意义；三是五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发展由于社会资本、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为案例比较提供了可能性。
（三）数据收集。研究材料的获取包括两条途径：一是实地考察结合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进行实地调研，与长沙市、株洲市民政局及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和社区部分老年人进行访谈，探讨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发展过程及治理现状。访谈内容聚焦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如何获取资源促进社区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访谈结束后，继续深入街道、社区及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进行了参与式观察。二是收集相关文献资料。一方面从政府官方网站、新闻报道、街道社区资料、会议记录等渠道搜集数据和相关材料；另一方面查阅相关统计年鉴和政务公开数据，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三、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运作模式分析
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通过外部资源获取与战略性整合来破解资源约束、降低环境不确定性，从而提升自身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关键枢纽以解决“老有所养”为核心目标，在与外部环境互动的实践探索中大多体现为资源识别、资源依赖程度评估以及策略选择的内在逻辑。本文选取湖南省五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运作模式为例，探索其如何通过环境互动和资源整合来降低养老服务资源脆弱性，谋求可持续发展。
（一）政企合作型：制度赋权与弹性契约。株洲市月塘街道作为老龄化程度较高的老城更新区，依托政企资源互补构建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资源识别层面，政府主导原电焊条厂闲置办公楼等低替代性“硬资源”及政策背书、行政协调能力等，养老机构则提供专业化照护技术、市场化运营等“软能力”，形成物理空间与专业服务的结构性互补。资源依赖程度评估显示，政企呈现非对称共生关系，养老机构高度依赖政府低成本场地及政策庇护，政府则需借力专业机构提升服务效能，此依赖结构虽实现了政策资源保障民生底线与市场资源驱动品质提升的价值互补，但存在养老机构服务定价偏离普惠性、财政紧缩冲击合作稳定性等风险，需通过制度调控维系动态平衡。对此，月塘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采取以下策略优化资源配置：一是空间再造与能力嫁接，将原电焊条厂闲置办公楼改造为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引入第三方养老机构注入专业运营能力，既破解设施短缺难题，使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又激活低效资产，实现了空间资源的“去闲置化”。二是契约化分工机制，政府负责场地改造与资产监管，企业运营全托、日托、长者餐厅等多元服务，并开设全市首家阿尔茨海默病老人专门院，覆盖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全场景需求。三是制度赋能长效机制，通过政府背书降低养老机构准入成本，建立季度养老服务需求调研机制并动态更新服务清单，配套监督评估体系以确保政企合作的长期稳定。该模式以政府提供资源、企业输出能力为核心，通过空间激活、契约分工与制度赋权的深度融合，既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财政压力，又借助市场化机制提升服务专业性，为老城区普惠养老提供低成本、高能效的政企合作范式。
（二）智慧驱动型：数据主导与技术多源。长沙市砂子塘街道拥有丰富的科教资源，通过技术多源与数据主导等方式构建智慧驱动型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资源识别层面，政府掌握1.2万老年人健康数据库及智慧平台，企业提供智能设备与运营维护技术，科研机构输出技术适配能力，从而形成功能互补链。资源依赖程度评估显示，数据资源重要性占比较高且不可替代，技术资源因需定制开发呈中度可替代性，政府对技术替代效益形成深度绑定，企业对于政府授权的依赖程度极高，政企形成单向可控依赖。这种依赖结构虽可提升养老服务的响应速度，但存在技术垄断、数字鸿沟及数据泄露的三重风险。对此，砂子塘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实施双重调控策略：一方面，数据主权制度化。明确政府拥有智慧平台数据所有权，整合辖区内老年人健康状态、服务偏好等信息建立全域数据库，通过权限分层管理破除企业数据垄断，同时保护了老年人信息安全。另一方面，技术替代多源化。引入多家智能设备供应商构建竞争生态，在居家养老服务站展示智能化适老产品以供老年人自由选择。据调查，砂子塘街道已连续四年投入财政资金150万元/年开展数智适老化改造，累积改造用户约200余户。运用毫米波雷达等智能设备来替代传统人工巡查，精准识别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以便就近配置服务资源。在服务过程中还运用了高压氧舱、智能助浴等设施，减少了对护理人员的依赖，降低人力成本，起到了技术选项自由与照护效率提升的双重效应。该模式通过数据主权重构确立治理权威，打造多源技术生态破除单一供给依赖，既实现健康数据跨域联通与隐私保护平衡，又将智能设备柔性嵌入以弥合数字鸿沟，为社区智慧养老提供了协同技术赋能发展路径与人本价值。
（三）医养融合型：政策撬动与专业协同。长沙市湘湖街道依托商务区区位优势，集聚高消费力老年群体及周边医疗资源，构建医养融合型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资源识别层面形成政府、医疗机构、社区三方协同架构，政府提供政策及财政支撑，医疗机构拥有全科团队、医疗设备等核心资源，周边社区老年人口的高支付能力与三甲医院辐射效应构成需求供给的双向闭环。资源依赖程度评估显示，医疗机构因技术不可替代性占据主导地位，政府资源重要性权重虽较低但通过政策刚性保障可形成医疗与养老的深度互嵌，这种医疗技术依赖与政策合法性依赖的共生关系能强化跨界资源的整合效率，但也存在医疗功能过度扩张弱化养老属性的结构性风险。对此，湘湖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实施三重调控策略：首先，政策撬动跨域整合。湖湘街道以政策为杠杆破除卫健、民政部门协同的制度壁垒，推动营盘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专业团队入驻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场地、设备共享与初期资源整合，降低医养融合服务成本。其次，专业服务深度嵌入。开设康复、中医护理等专业科室，引入全自动生化仪、彩超等仪器设备开展慢病管理、术后康复等“医养护一体化”服务，提升医疗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降低居家养老的医疗依赖度。最后，社区情感网络赋能。通过打造阅览室、老年乐团等“第二客厅”塑造老年人社区归属感，如李爷爷描述“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加入进来，我们乐团还经常去其他社区义演”，并通过“免费床位+家属义工”的模式激活家庭照护资源，形成专业团队、志愿者、家属的协同网络，节约人力资本的同时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满意度。该模式通过政策杠杆激活医疗资源下沉、专业服务嵌套重塑医养边界、情感连接强化社区认同的三重机制，为城市核心区养老服务探索出医疗资源与养老需求精准适配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四）网络整合型：层级架构与横向联盟。株洲市天元区以产业优势为依托，通过层级治理与横向联盟着力构建养老服务资源整合协同的社区居家养老一体化服务中心。资源识别层面形成三级分层架构，区级政府主导智慧养老平台、“六助”服务标准及财政资源，强化制度设计能力，7个街道发挥空间协调与中转枢纽功能，102个社区配备200余名持证养老专员，联动辖区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社会资源，形成制度刚性与服务柔性互补的纵横交织资源网络。资源依赖程度评估显示，纵向维度中，社区高度依赖区级资金与政策标准，而区级对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响应效率形成反向依赖；横向维度中，政企、政社间存在服务供给与购买持续性双向依赖，共同构成层级结构互补与横向功能性协同的复合依赖关系，虽可以提升基本养老服务覆盖率以及养老增值服务的精准匹配，但也面临街道执行偏差与横向联盟续约率下降的风险。对此，调控策略上采取了双向融合的路径：一是纵向层级网络强化控制力，构建“区中枢-街道枢纽-社区终端”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区级通过智慧平台打通民政、卫健等部门数据，设立“六助”的养老服务标准，近4年累计补助资金223万元，完成773户特殊困难老人的家庭适老化改造，至2025年3月已提供居家养老服务34，963余人次。街道承接指令并创新资源中转模式，如泰山街道以“中央厨房+社区配送”降低助餐成本。社区终端形成“15分钟服务圈”，服务供应方按需提供康复护理、代购、智能化适老改造等上门服务，该中心养老部负责人表示“只要老人有需求，我们的专业服务就能第一时间送到”。二是横向联盟激发协同弹性，以政府购买服务、医养结合等机制联动企业与社会组织，构建“基础-专业-增值”三级服务链，基础层覆盖助餐、助医等刚需服务，专业层提供家庭养老床位及“医康养”整合照护，增值层拓展老年教育、低龄老人就业培训等，并赋权社区动态调配资源，提升养老服务供给精准度。该模式通过层级网络的权威性整合与横向联盟的弹性协作，以“智慧平台+动态适配”实现资源全域调控，既保障基本养老服务公平可及，又激活市场化增值服务潜力，为产业型区域探索标准化与个性化平衡的养老治理方案提供实践范式。
（五）社群共生型：内生赋能与价值共识。长沙市圭塘街道作为典型居住型街道，依托圭塘河域文化积淀，具有居民社区参与意识较强、老年群体多样化的特点。资源识别显示，非正式资源以社区低龄老人人力资本、邻里网络及文化认同为核心，政府提供政策与财政支持，社区拥有场地资源，企业及社会组织补充专业化服务和公益资金。资源依赖程度评估表明，非正式资源虽分散但因培育周期长而可替代性低，政策资源依托政府主导具有试点优势但可替代性一般，市场资源因多主体分项合作而重要性低且可替代性高。社群依赖政策合法性，政府反向依赖人力替代与治理效能，而居民间情感支持与养老服务可及性构成强互惠关系，这种依赖结构虽有助于社区互助网络扩展，但也面临志愿者流动性、政策不确定性及社群规模扩张导致关系稀释的风险。对此，圭塘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通过四维策略升级互助网络：一是非正式资源制度化，将低龄老人自发志愿服务转化为“社区互助志愿者服务”，通过结对帮扶频次标准与积分兑换规则增强可持续性，如志愿者陈阿姨表示“我用空闲时间帮别人，心里很开心”，促使更多老年居民从服务对象转变为传播者与志愿者。二是政策资源杠杆化，以降低孤独感、强化社会信任、节约财政支出等成效为支点，撬动“时间银行试点” “长沙市社区首批老年教育示范点”等政策支持，助推互助网络规模的扩大，促进社群价值再生产。三是社会资源共生化，吸引物业、高校及社会组织等专业化支持，构建“公益伙伴”网络，进一步实现养老服务资源增殖。四是情感共识再生产，借助好人公园、雷锋超市、文化节、共享图书馆等符号载体，将互助实践升华为“圭塘养老社群”集体认同，以文化资本巩固价值共同体。该模式通过激活非正式资源与凝聚价值共识，推动养老服务从单向依赖转向多元共生，为基层社区探索自治型养老服务提供实践范式，彰显了社会治理向关系理性演进的可能性。
（六）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运作模式多维度比较。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需通过资源获取与权力关系重构来实施策略。不同资源禀赋下五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实践过程比较如表1所示。五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运作模式区别在于：一是资源禀赋差异导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外部资源依赖程度不同；二是外部资源依赖程度的差异倒逼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选择不同的资源调控策略及发展路径。（表1）
五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发展的共同点在于均以破解资源约束、重构依赖关系为核心，实现自身可持续运营与高质量服务供给。同时，遵循“资源识别-资源依赖程度评估-资源调控策略”的适应性管理逻辑，主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资源，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发展路径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发展路径需回应资源稀缺性、主体间权力依赖与制度环境约束三重挑战，具体发展路径及策略如下：
（一）精准识别关键资源依赖关系。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依赖外部资源的有效获取，而精准识别关键资源依赖关系是前提。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要通过对医疗资源、财政拨款、场地供给等核心资源及其依赖关系的识别，积极采取跨机构合作、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拓宽供给渠道，降低因单一供给可能引发的中断风险，并且明确资源稀缺性的差异，着力维护与拓展关键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上述案例中的湖湘街道精准识别到“医疗资源”为关键依赖项，主动与营盘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将社区卫生中心设施设备、医疗团队转化为稳定的服务供给资源，极大程度降低了医养结合服务成本。具体而言，首先应识别各类资源供给脆弱性，根据资源重要性、资源拥有者偏好、资源可替代性等维度来评估关键资源依赖程度，量化各类资源中断的可能性；其次绘制资源依赖图谱，锁定关键资源；最后建立资源流动的动态监测与预警系统，提升服务主体的环境适应能力。
（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资源网络。资源依赖理论不仅强调对外部关键资源的识别和获取，更强调对外部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的双重逻辑，组织通过纵向整合或者横向联盟方式均能增强资源获取的稳定性、多样性，通过共同决策等侨联机制控制和协调组织间的活动，从而破解资源碎片化问题，形成多元协同的资源供给生态。在纵向嵌入方面，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要打通“政府-市场-社区”的资源通道，优先申请如长期护理保险、家庭养老床位补贴等试点项目政策资源，再通过公建民营、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同时开发低龄老人与家庭照护能动性来激活社区资源；在横向联盟方面，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要构建“医疗-企业-社会”资源网络，将医疗资源嵌入养老场景，与科技企业合作开发智慧养老平台，并联合教育等社会资源联合培养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等。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包括协同治理结构、利益分配机制、数字治理平台等模块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运行体系。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通过构建多元协同的资源网络，从被动资源接受者转型为主动资源整合者，促进可持续发展。
（三）重构数据主导的依赖结构。组织对关键资源的控制能力决定了其发展的自主性与稳定性，当组织间出现利益冲突时，权力强势方一般会通过对弱势方的压制来解决冲突。数字化时代，数据主权与技术替代已成为重构组织间依赖关系，提升资源控制能力的重要抓手。砂子塘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应用智能设备、明确数据主权归属等都是增强资源控制权的有力手段。数智赋能养老服务资源主导权，一是通过对传感器、人工智能监护等智能设备的应用替代人力密集型的养老服务，减少对传统人力资本的依赖；二是掌握老年人健康数据、服务行为数据等核心数字资产来重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的议价能力，打破对外部技术供应商的垄断性依赖；三是推动适老化设备接口、数据端口、数据格式等技术标准化建设，避免单一技术供应商的技术挟持，形成技术供应商良性竞争格局。
（四）强化政策与社会的双维合法性。资源依赖理论解释了合法性对于组织韧性培养与成长的重要意义。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发展需通过政策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筑牢资源获取根基。其中，政策合法性为养老服务提供法理依据，而社会合法性则通过居民互助、社区认同、品牌口碑等价值共识反哺政策的执行效能。在合法性建设中，首先应当建立政策适配性的评估机制，规避某些街道“为申报而申报”的“政策悬浮”风险，同时要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设计政策合规、社会满意度等方面的指标，将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进行动态考核。
（五）建立资源依赖的动态调适机制。由于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不稳定性和政策导向不确定性，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必须建立动态调适机制来规避资源中断风险，增强资源组合弹性，提升资源转化效率。在调研中，株洲市天元区社区居家养老一体化服务中心推出的“医康养”服务包从初始依赖卫生健康局、民政局、公立医院等政府资源到动态引入民营中医馆、老年养护院等民营资源，形成“公立+民营”医康养服务的双轨供给，大幅提升了服务响应速度。应持续调适街道养老服务资源依赖关系，构建监测-评估-调整的闭环系统，使之更具情境敏感性与动态匹配性。一是要建立资源动态监测与评估体系，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专员组建专班跟踪供给方集中度、服务可获得性、响应性等方面的社区养老服务可及性评价，并根据智慧养老平台采集到的老年人服务使用数据，识别养老服务需求，预测需求迁移趋势。二是要建设弹性养老服务资源池，根据不同资源类型分别设定主供给渠道、备份渠道、应急渠道的多元供给网络，并设计相应的资源置换策略。三是要构建动态响应标准化流程，包括不同预警等级、响应动作、时限要求的响应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快速申请通道、弹性用工、社会应急服务队等多方应急调整工具，等等。基层养老服务体系作为开放系统，通过以上动态调适机制的建立，适时进行资源的动态交换，既维持了养老服务资源有序性，又避免因资源僵化导致功能退化，有利于推进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1.湖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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