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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考 |
| 第766期 作者：□文/刘锦琦 贾海波 时间：2025/12/1 13:53:40 浏览：19次 |
［提要］ 市场竞争类北京市属国企是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国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型，实现竞争力提升与创新活力激发的双重突破，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战略支撑。北京市属国企在混改中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具体在混改进程中存在着交易主体适配欠佳、资源整合配置低效和股权激励推进缓慢等问题。本文深度剖析问题成因，并提出优化路径，旨在破解改革梗阻，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服务首都发展大局提供参考。
关键词：市场竞争类；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深化北京市属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可行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JCC103）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6月9日
作为首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市场竞争类北京市属国有企业混改不仅关乎企业竞争力提升，更承载支撑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优化“四个服务”功能布局的使命。通过混改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国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型，既增强市场竞争力，又激发创新活力，助力北京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北京智造”国际名片，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彰显首都国企担当。
一、混改中存在的问题
在市场竞争类北京市属国企积极推进混改进程中，尽管改革举措不断落地，但实际推进过程中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混改的进程与质量，更制约了市场竞争类北京市属国企在市场竞争中活力与竞争力的提升。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推动混改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交易主体适配欠佳。交易主体适配欠佳是市场竞争类市属国企混改面临的首要难题，表现为民营企业参与意愿不足，合作达成困难，国企难以找到合适合作伙伴。例如，北控集团某能源板块混改时，民企投资者提出3年退出机制要求，与国企的10年技术升级规划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合作未能达成。深入剖析这一问题，其背后隐藏着资本属性差异、利益诉求冲突以及信息渠道不畅等多重因素。
1、资本属性冲突削弱合作根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关键支撑，肩负社会稳定与公共服务等重要职责，决策时需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资源配置要平衡各方利益。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活跃力量，以逐利为根本目标，投资决策主要围绕股东回报。参与混改时，民营企业更看重项目回报率与现金流，对接手国企社会责任缺乏热情。这种资本属性差异致使双方在合作目标、资源投入方向上冲突明显，影响合作稳定与持续。
2、利益诉求冲突制约合作深化。国有企业基于其特殊的行业地位、政策导向以及肩负的社会责任等自身定位，期望牢牢维持对战略方向的把控权，以确保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发展方向不偏离国家宏观规划与既定战略轨道，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更注重追求管理话语权，渴望将自身独特且灵活的经营理念融入企业管理，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财务目标层面，国有企业倾向于进行长期战略布局，着眼于长远发展，但部分财务投资者却以短期收益为导向，这种目标错位无疑直接制约了双方合作的深化推进。
3、信息渠道不畅阻碍资源匹配。一方面，市属国企之间尚未构建起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信息流通不畅使得各企业在资源整合与协同方面面临重重困难，难以充分发挥资源的集聚效应，资源协同效能较为低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闲置与浪费。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对国企混改政策存在显著认知偏差。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超过60%的民营企业家将混改简单地等同于“国有资产流失”。这种误解不仅直接削弱了民营企业参与混改的意愿与动力，还导致资源匹配受阻，使得国企与民企难以在混改中实现优势互补，进而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混改的深入开展。
（二）资源整合配置低效。在混改进程中，部分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后资源整合效率依旧低下，企业间缺乏有效协同，资源闲置浪费，出现“整而不合”。如，京投发展与北京轨道公司旗下物业板块在轨道交通车辆基地开发业务重叠，致部分项目前期投资冗余。虽重组目标为“打造轨交领域龙头企业”，但业务条线整合耗时18个月，新增政府项目投资效率下降12%。深入探究资源整合配置低效根源，技术系统割裂、研发信任危机以及供应链协同缺失等问题成为制约混改成效的关键因素。
1、技术系统割裂掣肘运营效率。数据、系统与技术债务层面的三重问题相互交织，形成阻碍改革深化的结构性瓶颈。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各部门数据各自为政，导致信息壁垒高筑。企业为获取完整信息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沟通协调，成本大幅上升。系统不兼容问题凸显，不同部门或业务模块的系统间技术衔接出现断层，客户在跨系统操作时体验割裂，影响企业服务品质与市场竞争力。技术债务持续累积，占用了大量数字化投入资源，使得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步伐迟缓、转型滞后。这三重问题叠加，形成低效循环，亟待突破。
2、研发信任危机阻碍合作进程。非国有资本担心核心技术共享后自身竞争优势荡然无存，合作时对技术交流保守且有所保留；国有企业则因担忧自身技术安全及合作能否达成预期效果，对非国有资本的技术实力与创新能力持怀疑态度，觉得其难以在技术合作中提供有力支持。这种彼此不信任的状况致使双方在技术合作上难以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与技术探讨，联合研发等深度合作更难以推进，进而限制了技术合作领域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3、供应链协同缺失推高交易成本。目前，国有企业与非国有资本依旧保留着各自相对独立的供应链体系，未能及时构建统一管理平台以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采购环节因缺乏整体规划出现重复采购，致使采购成本大幅增加；物流配送环节统筹不足、运输路线规划不合理、迂回运输、空驶等低效现象频发，物流效率大打折扣。这些问题相互叠加进一步抬高整体运营成本，既压缩了企业合作的经济效益，又削弱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成为制约企业合作深化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三）股权激励推进缓慢。在27家市场竞争类北京市属国企中，已确认12家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包括首钢集团、北京能源集团、北汽集团等，占比不到45%。尽管北京市属国企在股权激励方面已有部分企业先行试点，但整体推进缓慢、激励力度与覆盖面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深入探究发现，政策理解与执行偏差、内部沟通机制弱化以及激励机制设计僵化是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
1、政策理解与执行偏差制约激励推进。政策文件对股权激励的条件、比例、行权规则等核心要素有明确规定，意在规范该行为以保障各方权益。但部分国企管理层制订股权激励方案时态度保守，既因严格把控风险，担忧激进方案引发国有资产流失、利益分配不均等潜在问题，又因对政策理解不够深入，未充分领会政策意图与激励导向。在此情况下，管理层多遵循“最小合规原则”，仅按政策底线设计方案，致使最终激励方案吸引力不足，无法有效调动员工积极性，对国企人才激励与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内部沟通机制弱化激励效果。在大型国企复杂的管理结构下，信息传递存在显著的“漏斗效应”。股权激励方案从制订之初到传达至基层员工，需历经多级管理层传递。在此过程中，每一层级出于自身立场、理解水平及管理重点等因素，对信息进行不同程度过滤与解读，导致基层员工接收到的信息与方案原意存在较大偏差。此外，企业内部长期形成的“重管理轻沟通”文化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这种文化使得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缺乏有效互动，员工难以全面理解股权激励的意义。在其眼中，持股更多被视为一种福利待遇，而非与企业长期发展深度绑定的激励机制，这无疑严重削弱股权激励方案的预期效果。
3、激励机制设计僵化降低激励效能。在市属国有企业推进股权激励方案的过程中，行业特性与激励方案“水土不服”的问题较为突出。部分企业在设计激励方案时，缺乏对自身所处行业特性的深入分析与精准把握，只是简单照搬通用模板，未能结合企业实际情况进行个性化定制。例如，重资产国企与轻资产科技公司在资产结构、盈利模式、发展周期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却采用相同的考核标准，这显然不合理；劳动密集型企业与资本密集型企业在成本构成、利润来源、风险特征等方面各不相同，却使用相同的分成比例，也使得激励方案难以与实际经营状况相契合。这种方案与实际经营脱节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股权激励效果，亟待企业加以改进。
二、建议
针对上述混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亟须构建一套系统性解决方案。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策略实施，将现存问题转化为混改发展的新契机，从而推动市场竞争类北京市属国企混改工作迈向新台阶，实现国企与民营资本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
（一）提升交易对手协同适配。依托多维度机制架构，将市场竞争类北京市属国企混改过程中的信息阻滞与伙伴适配困境转化为合作突破口，在保障各方利益基础上，形成国企混改的协同创新与持续发展机制。
1、构筑信息共享平台。由北京市国资委牵头，建立全市国企混改项目信息共享平台，实时发布混改项目需求、进展及潜在合作方信息。平台需具备智能匹配功能，根据企业资本属性、行业特点、战略诉求等维度，为国企精准推荐潜在民营合作伙伴，降低信息不对称。
2、精进伙伴遴选机制。建立“战略契合度评估模型”，系统性考量潜在民营合作伙伴，覆盖资本属性、战略目标、社会责任等核心维度。此外，增设反向审查机制，要求民营资本参与混改前须通过国企对其社会责任履行能力的量化标准考核，重点核查公益投入、环保措施、员工权益等关键指标，确保双方在战略方向与社会责任领域达成深度共识。
3、设计弹性合作条款。在混改协议中设置“动态调整条款”，基于市场环境演变与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特征，对控制权配置、投资周期等核心条款建立协商修订通道。以新加坡交易所的SPAC制度为例，其要求发起人在挂牌后24个月内完成标的资产收购，若未达成目标，可延长12个月窗口期，并授权发起人根据市场情况对收购标的进行调整。
（二）提升资源整合配置效能。凭借多元化策略实施，把市场竞争类北京市属国企在混改中面临的技术系统割裂、研发信任危机以及供应链协同缺失转化为发展新契机，构建国企混改的创新协同与长效发展体系。
1、推进技术架构整合。设立“技术融合专项基金”，为混改企业提供资金助力，推动其开展数据接口标准化、系统兼容性改造等技术整合事宜。同时，开展“技术债务清零计划”，全面梳理混改企业历史技术债务，优先化解影响核心业务的关键技术债务。
2、创设技资互惠机制。允许非国有资本以专利作价入股并设置动态评估机制，技术贡献度与股权比例每年调整，确保贡献与收益匹配。可设立“联合研发风险共担基金”，对双方参与的联合研发项目，按投资比例共同承担研发风险，提升合作信任度。
3、构建供应链集成系统。开发“智慧供应链平台”，整合国企与民企的采购、物流、仓储等资源，实现采购需求自动匹配、物流路线智能规划。同时，对供应商实施分级管理，实施“战略+杠杆+瓶颈+一般”四级分类，对战略供应商开放长期订单，杠杆类引入竞标机制，瓶颈类联合培养，一般类全市场比价。
（三）推进股权激励有效落地。借助多层次机制搭建，将市场竞争类北京市属国企混改股权激励中政策理解与执行偏差、内部沟通机制弱化以及激励机制设计僵化等问题转化为发展突破点，在保障各方权益基础上，构建股权激励的协同发展与长效激励机制。
1、政策合规双轨制。建立“政策-实践”双轨机制，组织管理层参与专项培训，邀请政策制定者解读文件精神，同步引入外部咨询机构设计合规方案。同时，参考行业标杆企业激励水平，设置“弹性激励包”，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动态调整持股比例与行权条件。
2、三级沟通数字化。构建“董事会-管理层-员工”三级沟通体系，设立股权激励专线确保信息直达基层。同步开发数字化激励平台，实时展示持股收益与职业发展关联。另外，可建立“员工成长账户”，将激励额度与个人绩效、创新贡献挂钩，形成可视化长期收益预期。
3、动态定制激励包。组建行业对标小组，按重资产/轻资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分类设计差异化考核标准。同时，引入动态调节机制，对周期性行业设置“平滑考核期”，对科技型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专利质量等长期指标权重。兼顾开发“定制化激励工具包”，包含限制性股票、项目收益分红、递延奖金等多种组合选项。■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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