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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中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现状分析 |
| 第767期 作者：□文/王雪娥 时间：2025/12/16 10:27:21 浏览：56次 |
［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20年数据，采用Alkire & Foster（AF）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方法，对中老年群体进行贫困程度测量，发现我国中老年人存在单维度浅贫困与多维度深贫困并存的问题，并且中部、东部、西部贫困特征各不相同。因此，建议整体上采取普惠式脱贫措施，同时精准施策、重点救助深度贫困群体，构建医疗兜底与综合救助体系，并分地区施策，重点关注西部中老年群体多维贫困问题。
关键词：多维相对贫困；中老年人；后贫困时代
中图分类号：R197.1；C913.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6月24日
2020年，中国在脱贫攻坚的壮丽征程中实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全面消除绝对贫困，书写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然而，当绝对贫困的堡垒被攻克，贫困问题的内涵与外延发生深刻转变，相对贫困的多维性与复杂性逐渐凸显，成为后脱贫时代亟待破解的新命题。而多维贫困理论的引入为剖析贫困的本质与根源提供全新范式。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强调，贫困不仅是收入匮乏，更是可行能力的剥夺，为多维相对贫困概念奠定理论基础。世界银行倡导的多维贫困指数（MPI）将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维度纳入考量，为多维相对贫困提供极具借鉴意义的指标体系，“双阈值法”AF法则为测量多维贫困提供可行办法，为理解中国后脱贫时代的贫困形态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在经济增速换挡、社会结构转型与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发展背景下，关注中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基础。
一、AF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方法及国内应用
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是经济学与哲学交叉领域的重要理论，为贫困研究与社会发展评价提供了全新视角。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可行能力”，即个体能够实现的各种功能性活动的组合，是个体在社会中能够做什么、成为什么的真实自由。与传统以收入、消费为核心的贫困衡量标准不同，可行能力理论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导致的物质匮乏，本质上是人的可行能力被剥夺。即使一个人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标准，但如果缺乏受教育机会、健康保障不足，无法参与社会活动，其可行能力受限，依然处于贫困状态。
自Sen提出“可行能力”这一概念以来，众多学者在测度维度、权重设定、门槛标准设置、指数加总与分解方法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他们主张，应该对每一个贫困维度设置不同的贫困标准，凡是没有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标准的，都应该被视为贫困，并探索将不同的贫困阈值和贫困缺口合并为多维贫困指数的测度方法。
AF多维相对贫困测量方法是由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双界限方法”，用于识别与测度多维贫困。它先确定各维度如收入、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贫困线，计算个体或家庭在不同维度的剥夺情况，若加权剥夺和≥设定贫困剥夺点，就判定为多维贫困。该方法能展现贫困强度，区分不同贫困群体的剥夺程度差异，还可按地区、民族等分解，监测贫困及构成随时间的变化，反映直接、即时的剥夺变动，是分析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工具，在贫困治理研究中广泛应用，助力识别贫困群体、制定精准政策。
而后A-F方法广泛应用于全球多维贫困测量实践并逐渐成为众多国家和研究机构认可采纳的方法。邹薇首次将该方法引入动态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发现，相较于单一收入贫困，多维贫困程度更严重且波动性更大，尤其是教育贫困，而农村多维贫困对全国的贡献度超80%，这一结论为后续区域差异研究奠定了基础。沿着区域差异的脉络，汪三贵进一步将A-F框架与相对贫困标准制定结合，基于2018年住户调查数据证实，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多维贫困最为突出，且农村、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更显著。他特别指出，就业困难是多维贫困的首要致因，这与冯贺霞的发现形成呼应。后者通过A-F方法与Logit模型验证，收入贫困仅能覆盖30.62%的多维贫困群体，近70%的贫困缺口正源于健康、教育等非收入维度的缺失，这直接推动了贫困标准从单一收入向多维互补的转型。在群体细分层面，郝晓薇和马瑜分别聚焦农村与老年群体。郝晓薇以K=2维度测算农村多维贫困指数，发现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赋能型”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显著优于基础设施，这为乡村振兴中的服务资源配置提供了依据；马瑜则从健康、经济保障等四维度构建老年MPI，证实社区环境与家庭结构对老年多维贫困的显著影响，填补了特殊群体研究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龚新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首次发现数字经济与农村多维贫困的倒“U”型关系——初期因数字鸿沟扩大贫困，后期通过创业机会与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缓解贫困，这一结论为数字化时代的贫困治理提供了新视角。A-F以可行能力为依托，并且在国内已经有较为广泛的应用，因此本文将基于A-F法，进行中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测度。
二、多维相对贫困体系构建及分解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本文多维相对贫困指标的设定基于MPI，同时考虑到我国绝对贫困消除的现状，借鉴王小林关于2020年后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的研究，以及邓婷鹤关于老年群体的研究，并考虑数据可得性设计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表1）
（二）数据来源及指标选择。本课题拟选取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集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的家庭和个体的微观数据，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卫生条件、医疗保险的使用情况、医疗保障、收入、消费等。本研究旨在探讨后贫困时代，我国中老年群体多维相对贫困的研究，因此只选取2020年调查数据。
邓鹤婷的研究指出，老年人经济收入来源具有不确定性且难以测量，不宜用固定的人均收入指标衡量。并且，代际经济支持从传统“利他”性更多转为“互惠”性，因此收入指标的衡量选择是否有医疗保险以及是否有养老保险来衡量。医疗支出在老年人消费结构中占比较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能有效降低支出风险，间接保障收入稳定性。提供稳定的养老金收入，是老年人退休后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可弥补劳动收入中断的缺口，保障基本生活水平。指标的选择具备合理性。健康维度，包括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指标，从生理、心理角度衡量老年人健康维度贫困，此做法已较为成熟。考虑到中老年人群体受教育时期教育资源匮乏，普遍教育程度较低，因此教育维度以小学6年作为临界值。主观福利以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标准亦是比较成熟的做法，不做阐述。
三、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结果
（一）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贡献率分析。在k取值1/3时，从贫困发生率看，不同维度差异显著。健康自评的贫困发生率高达70.88%，超七成中老年人在此维度陷入相对贫困。并且健康自评以41.22%的贡献率居首，说明健康问题是中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核心诱因，身体不佳会联动影响经济活动、心理状态与生活质量，形成贫困循环。这反映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仍旧突出。虽然健康贫困在自评健康指标上更为严重，但发生率为31.29%的心理健康指标不容忽视，心理健康往往更具有隐蔽性和难以治愈性，会加剧生理健康，从而对个人身体状况造成不良影响。教育维度贫困发生率为67.48%，同时对贫困的贡献率为39.50%。说明中老年人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在知识获取、社会适应等方面存在劣势。而这也许会限制就业与收入积累，也将影响健康知识获取、养老规划能力，长期作用下会加剧贫困风险。养老保险贫困发生率达37.38%，意味着超三成中老年人缺乏稳定养老金支撑，经济来源的可持续性与充足性存疑，22.38%的贡献率表明这种缺乏状态会直接削弱经济基础，使中老年人难以应对生活成本与突发支出。医疗保障贫困发生率最低5.02%，得益于医保政策普及，但仍有5%左右中老年人医保覆盖不足，未参保群体反映出的是其自身可行能力的高度剥夺，是社会弱势群体，更需要我们关注。生活满意度贫困发生率为29.04%，这本质上反映了部分中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并未得到满足。（表2）
（二）不同门槛下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析。本文对不同k值下中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H）、平均剥夺份额（A）和MRPA指数（M）进行分析，是有助于识别“轻度穷”和“重度穷”，让我们知道哪部分群体该“普惠帮”，哪部分群体该“重点救”。（表3）
k=0.2是“低门槛”，仅需满足20%维度贫困即认定，此时H高达78.77%，说明大量中老年人因“少数维度短板”被纳入贫困，比如仅健康差、仅养老金低。这类贫困易缓解，补足其缺失的单一维度就能有效改善，政策可侧重“普惠性基础保障”，如扩大医保覆盖、提高基础养老金。k=0.8是“高门槛”，需满足80%维度贫困才认定，此时H仅为2.12%，但A极高，为84.14%，说明尽管少数中老年人陷入贫困，但这部分群体的贫困是“多维度深度缺失”，即健康、经济、教育、社会参与全面崩盘，这类贫困人群需“综合救助并长期赋能”，是政策必须“重点攻坚”的对象，否则会陷入贫病交加→彻底失能的恶性循环。
（三）分地区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分析。表4呈现了中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的地区差异。从指标看，东部、中部、西部在医疗保障维度贫困率均较低，东部5.38%、中部4.54%、西部5.08%，反映出医保政策的普及性。养老保险维度，健康自评、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这几个指标西部贫困发生率均为最高。这也许是因为西部经济基础弱、资源分配不均，社保覆盖与服务、医疗教育资源及养老支持不足。健康维度，无论是心理健康还是自评健康，东部中老年人贫困发生率都为最低。生活满意度维度三地差距小，均在28%～30%区间。整体而言，中老年人多维相对贫困的地区表现不同。（表4）
由表5可知，贫困发生率、平均剥夺份额、多维贫困指数均呈“西部＞中部＞东部”梯度。反映出西部中老年人多维贫困最突出，在贫困广度、深度及综合强度上，均高于中部、东部。体现了区域发展不均衡下，西部中老年人面临更重的多维贫困压力，需针对性强化保障与服务，缩小区域差距。（表5）
四、政策展望
本文研究发现，后脱贫时代我国存在单浅贫困与多维度深贫困共存现状，同时地区差异仍旧明显。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首先，针对因单一或少数维度陷入贫困的中老年人，采取普惠式脱贫措施。通过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面，为未参保中老年人提供一次性补缴补贴、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推行医保代缴政策，提升慢性病门诊报销比例，扩大老年常见病药品目录。建设城乡老年食堂、免费发放生活物资，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开展免费体检、健康档案动态管理，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依托社区建设老年活动中心，组织文化活动，丰富精神生活，确保政策覆盖全体贫困中老年群体，切实提升其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其次，对少数多维度深度贫困的中老年人，要精准施策、重点救助。构建医疗兜底与综合救助体系。建立基础医保免缴、大病保险提标、重病救助基金兜底的三重保障网。生活保障上，为失智、三无、独居等无劳动能力老人提供上门护理、长期照护补贴，针对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致贫者，开通医疗救助绿色通道。联动社会力量进行物资捐赠，全方位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最后，针对东中西部贫困差异，建议加强西部基层医疗设施与人才配置，优化医保跨省结算，降低西部中老年医疗负担。扩大西部养老保险覆盖面，探索适老金融产品，提升养老保障水平。开展西部老年健康管理服务、知识技能培训。同时，东部、中部也需关注区域内薄弱环节，如东部心理健康、中部教育水平等，协同推进减贫，缩小地区差距。
（作者单位：华北理工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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