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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制度优势如何消解西方反ESG风险 |
| 第767期 作者：□文/张子恺 时间：2025/12/16 11:11:03 浏览：10次 |
［提要］ 通过比较西方反ESG运动与中国政策工具箱互动机制，探究分层防御结构在动态环境中的适应效应。研究显示：中国依托战略定力、动态适配能力、规则制衡手段以及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战略规划体系，构建起系统性的风险防御框架；同时，借助政策支持和市场纵深优势，切实维护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竞争力。建议完善ESG强制披露的行业分类标准，强化绿色金融工具的区域辐射能力，依托“制度性开放”推动标准互认，以巩固“政治护城河”的全球治理效能。
关键词：中国制度优势；西方反ESG运动；规则制衡；ESG强制披露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河南省‘土地－技术－政策’相协调的营粮主体绿色生产行为及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025-ZZJH-169）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6月13日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已成为世界各国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长期投资价值的核心指标，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逐渐重视将ESG原则融入经济活动。欧盟颁布法规强化供应链透明度，对企业环境要求与社会问责力度提出更高标准；企业借助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创新提升供应链可追溯性，助力实现风险识别、合规管理及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变化加剧、社会不平等问题凸显与公司治理完善，进一步巩固了ESG原则在企业运营和投资决策中的关键地位。然而，ESG理念在欧美等地区却面临批评与挑战。多数批评者认为过度强调ESG可能损害企业盈利能力和股东回报，且对ESG标准的有效性及潜在经济影响表示担忧，质疑其能否真正带来改变。更有一些政治人物和保守团体将ESG视为“觉醒资本主义”，认为其带有政治偏见并侵犯企业自主权。尽管反ESG运动实际影响力可能有限，但仍可能通过干扰投资决策、增加企业法律风险及损害品牌声誉等途径，对企业产生潜在影响。
在我国，ESG因素的战略价值正在被重新界定，其不仅推动企业治理升级，还与国家现代化战略形成共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为ESG本土化提供了实践平台。具体来看，环境维度上，ESG通过构建绿色金融、碳核算等市场化机制，加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双碳”目标提供长效制度支撑；社会维度上，ESG倡导的利益相关方共治理念与共同富裕战略有机结合，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治理维度上，透明合规要求与深化改革目标高度契合，为企业现代化治理提供操作框架。这种多维协同机制既解决了传统发展模式中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割裂难题，又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内生动力。
一、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ESG表现对企业价值、创新、融资约束及国际投资等多维影响机制方面。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经营效率及增强市场关注度等路径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包括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特别值得关注的是，ESG信息披露机制通过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可持续发展信号，有效减少委托代理问题，这一发现与资源基础观形成理论呼应。需要指出的是，ESG评级对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的正向效应已在实证层面得到验证，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情境下表现出显著调节作用。然而，ESG研究仍面临实践挑战。黄世忠（2021）指出，评级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及“漂绿”行为导致ESG评价可靠性存疑。王凯和张志伟（2021）的研究也表明，国内外ESG评级体系存在显著差异。未来需进一步推动ESG信息披露标准化，完善治理机制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并探索ESG与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深度融合。这些研究为政策制定者完善ESG激励制度、企业优化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国外学者对ESG的反思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回潮，核心命题是揭示资本逻辑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结构性矛盾。股东至上主义学派基于有效市场假说指出，ESG投资可能导致市场效率损耗，其核心原因在于环境与社会责任的外部性内化将扭曲资源配置。然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对此提出双重质疑：既有的成本收益分析范式忽视了ESG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权力不对称，更关键的是，发达国家通过规则输出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合规追随者”的制度从属地位。制度拼凑理论的后续研究进一步揭示，跨国监管套利现象在欧盟碳边境税与WTO规则的系统性冲突中体现得尤为显著。这些批判虽具启发性，却因陷入“制度决定论”窠臼而难以解释新兴经济体的制度创新实践。
尽管西方理论揭示了ESG全球治理的结构性矛盾，但其“制度决定论”视角难以解释新兴经济体的制度创新。中国学者通过本土化理论建构，在三个维度实现对西方范式的突破。首先，政策延续性研究揭示五年规划与ESG目标的动态衔接机制，强调政党引领下政策试验与推广扩散的制度效能，这与西方选举周期导致的政策断裂形成鲜明对照。其次，二元治理理论阐释“国家-市场”关系创新形态，指出绿色金融工具与产业政策协同演进超越了传统“规制-放松”二元叙事。最后，尤为关键的是风险防控研究突破个体理性假设，论证集中式资源动员在应对系统性危机中的比较优势，如“双循环”战略为ESG转型提供的制度冗余空间。这些成果虽深化了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却尚未形成解释制度竞争优势的动态分析框架。一是当制度脱钩成为西方构建ESG壁垒战略工具时，中国制度优势向规则制衡能力的转化机制尚未明晰。二是面对全球ESG规则的技术标准迭代，制度优势的动态适配路径缺乏理论阐释。三是现有文献尚未建立制度护城河治理效能量化评估体系。这些理论缺口的填补，亟须构建融合制度博弈论与动态能力理论的分析框架，这也构成本文“政治护城河”模型的理论创新基点。
二、西方反ESG运动表现及风险
（一）价值观念冲突向实质性制度重构竞争转化。西方反ESG运动本质上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深层矛盾。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资本为重构合法性推出的ESG投资策略，近年来受到传统利益集团的制度性反制。美国传统基金会等智库通过“经济自由指数”等工具，系统性批评ESG标准对企业自主权的影响；欧洲民粹政党以“去监管化”为名，将ESG框架视作“官僚资本主义”的具体威胁。这种反弹既涉及能源巨头、军工集团等传统产业资本的利益维护，也体现金融资本内部不同派系在标准制定权争夺中的制度性套利行为。反ESG运动呈现阶段性演化特征：2015～2019年是理念争鸣期，焦点是ESG评级体系的“政治正确”争议；2020年后进入政策博弈期，美国22个共和党主政州通过《反ESG投资法案》，限制公共养老基金采用ESG标准；2022年后演变为制度对抗期，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法》因核电、天然气条款引发成员国激烈博弈，美国SEC气候披露新规遭遇联邦法院违宪审查。由此可见，反ESG运动已从价值观念冲突转变为实质性的制度重构竞争。
（二）三重机制呈现脱钩战略协同性。其一，市场脱钩机制。西方国家立法机构通过行政命令与地方性法规，切断ESG标准与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关联。例如，佛罗里达州2023年颁布的一项法案，禁止州政府实体投资采用ESG筛选标准的金融机构，导致贝莱德等评级机构损失超20亿美元政府债券业务，此类政策不仅重构了资本市场监管边界，还通过经济惩罚机制迫使企业放弃ESG承诺。其二，标准替代机制。反ESG阵营通过指标重构与价值重载争夺话语定义权，如欧洲基督教民主党主导的《传统企业责任框架》（TERF）强调“家庭友好型工作制”，以此解构ESG进步主义价值观，形成制度性“标准对冲”。其三，司法干预机制。主要通过宪法诉讼削弱ESG监管合法性，如2023年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美国石油协会诉劳工部案”中，裁定ESG退休金投资指引违宪，直接导致全美ESG主题养老金规模缩减。以上机制呈现“三位一体”协同逻辑：立法排斥造成市场断裂，标准重构争夺话语空间，司法干预消解监管权威，共同对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ESG治理范式进行系统性解构。
（三）西方反ESG风潮给中国企业带来的风险。由于西方国家ESG的政治性及ESG预期存在差异，中国企业在市场准入、投资者关系和供应链管理方面面临潜在挑战。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新能源产业链的碳足迹纳入征税范围，使中国光伏企业出口成本增加；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通过本土化补贴条款，迫使宁德时代等企业调整北美投资计划以规避政策风险。此类制度性壁垒表面是反ESG运动的理念争议，实质是市场准入障碍。西方市场仍是中国许多企业的重要市场，这些地区ESG政策和投资者情绪变化会直接影响其运营和财务业绩。
三、中国制度优势主要体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通过制度势能积累与定向传导，为ESG治理提供独特稳定性保障。具体表现为，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战略规划能力，通过“战略-规划-预算”三位一体决策闭环，中国能确立明确的国家优先事项和一致政策方向，为经济发展及碳中和、绿色转型等战略目标营造稳定环境。以国家能源集团为例，该企业在国资委《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与生态环境部专项资金形成政策协同框架下，2023年获得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注资，使库布齐沙漠光伏项目资本成本降低，这种“政策包”支持机制是制度势能传导的典型体现。其确保政策连贯性和对国家目标的长期承诺，即便面临欧盟碳边境税导致的潜在出口损失，仍可通过国家能源局专项应急预案推动技术路线迭代提速，这对应对西方反ESG运动等外部不确定性至关重要。这种“战略韧性”构建，使中国企业能将运营战略与国家优先事项紧密联动，相比于西方“政策钟摆”带来的合规成本波动，我国企业更易在绿色转型中建立可预测性优势。
（二）强大的政策执行能力为绿色技术和ESG相关关键产业及战略举措提供重要财政和政策支持。具体形式包括补贴、税收优惠和有利监管环境等，以促进战略性行业的创新和增长。强大的政府执行力和政策支持是中国重要制度优势，能迅速应对外部挑战，推动符合国家ESG目标的产业发展。这种积极的政府作用通过提供国内支持和明确的战略方向，帮助中国企业克服西方反ESG压力可能带来的劣势。
（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为面临西方国家反ESG情绪风险的中国企业提供重要缓冲。中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活力构成独特制度优势，在应对ESG合规壁垒时展现韧性。比亚迪依据工信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培育的超大规模市场纵深，2023年国内市占率突破30%。同时，比亚迪还通过“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拓展县域市场网络，在欧盟《电池法规》碳足迹追溯要求生效前，完成磷酸铁锂刀片电池技术迭代，降低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强度，这种“战略腹地”效应将外部风险隔离于国门之外。当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试图通过本土化补贴构建绿色技术壁垒时，比亚迪依托国内供应链实现IGBT芯片等核心部件自主替代，降低了单车生产成本，实践印证“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防御效能，降低了对西方市场与ESG相关的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变化的脆弱性。
（四）国有企业经济制度构建“多层防御”体系。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突出地位是独特的制度优势，作用机制表现为“战略执行-标准输出-风险缓释”三位一体功能。这些制度优势组合形成应对西方反ESG风险的“多层防御体系”：战略定力避免政策摇摆导致的合规成本骤增，如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SPIC）在欧盟碳关税压力下，因发改委《能源安全中长期规划》的预算保障，保持核电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政策工具箱提供短期危机对冲工具，2022年SPIC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绿色专项债置换高息贷款，节约了财务费用；市场-产业链协同夯实长期转型基础，SPIC构建的“风光储氢”一体化生态圈带动供应商ESG达标率提升；国企充当规则博弈的战术执行单元，SPIC主导制定的《光伏电站生物多样性保护标准》被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采纳为技术规范，促使西方企业调整ESG认证指标。这种分层防御结构是“政治护城河”抵御制度脱钩冲击的核心机制。
四、中国制度优势消解西方反ESG风险政策建议
（一）强化政策引导与强制性披露制度。需进一步引导企业践行ESG理念，通过“政策解码-技术攻关-标准输出”三位一体的传导机制，将ESG原则转化为产品组件量产工艺规范，消除技术路线选择中的ESG模糊性陷阱。通过积极政策牵引形成“技术突破-成本下降-市场扩张”的良性循环，建立明确的国内指导方针，彰显对ESG的坚定承诺，为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经营环境。
（二）加快绿色金融市场培育，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多层次政策体系迭代创新。中央层面通过“1+N”政策框架实现战略协同，使区域性政策与中央部署形成纵向协同，构建“中央统筹-地方创新”双循环政策网络。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纳入金融支持范畴，提升监管体系创新的动态适配性。加强中国绿色金融市场政策创新、产品供给与制度协同，构建抵御西方ESG风险的内生屏障。未来需在三个方面深化改革：一是推动ESG信息披露标准与“共同富裕” “新质生产力”等国家战略指标融合；二是完善绿色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碳远期、气候衍生工具以对冲外部波动；三是建立“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防范绿色金融套利行为。只有持续强化制度优势，才能在全球绿色博弈中巩固“政治护城河”。
（三）提高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通过价值理性的制度性内化，为ESG治理构建深层意识形态防御机制。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元叙事框架，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形成对短期主义资本的制度约束，这种文化韧性在应对西方反ESG思潮时显现独特优势。文化认同构建的价值共识，不仅巩固国内ESG实践的社会基础，还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转化为国际话语权，从价值认同到规则主导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制度优势已突破传统地缘博弈框架，形成全球ESG治理新范式。
（四）构建国际合作与话语权。中国通过制度性开放与规则共建的双向互动，重塑全球ESG治理格局。推动多边平台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定者的转变，提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规则体系的制度性话语权。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邱牧远，殷红.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企业ESG表现与融资成本［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03）.
［2］徐光华，卓瑶瑶，张艺萌，张佳怡.ESG信息披露会提高企业价值吗？［J］.财会通讯，2022（04）.
［3］王琳璘，廉永辉，董捷.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22（05）.
［4］王波，杨茂佳.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软科学，2022（06）.
［5］高杰英，褚冬晓，廉永辉，郑君.ESG表现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J］.证券市场导报，2021（11）.
［6］周方召，潘婉颖，付辉.上市公司ESG责任表现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科学决策，2020（11）.
［7］黄世忠.ESG报告的“漂绿”与反“漂绿”［J］.财会月刊，2022（01）.
［8］王凯，张志伟.国内外ESG评级现状、比较及展望［J］.财会月刊，2022（02）.
［9］Meckling，W.H.，Jensen，M.C..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1976.03（04）.
［10］王光芬.结合创新发展战略与财务协同，推动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企业发展［J］.当代企业世界，2025（02）.
［11］张凯.私募股权基金践行ESG投资理念的探讨［J］.现代商业，2022（21）.
［12］郑志刚.公司治理实践新动向：从ESG到反ESG［J］.董事会，2024（Z1）.
［13］肖红军.ESG发展20年：回溯与瞻望［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1）.
［14］冯冠霖，邹蓓.国际ESG理念差异与中国企业应对［J］.工程经济，2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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