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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民营企业家精神培育探讨 |
| 第767期 作者：□文/黄彩云1 罗 哲2 时间：2025/12/16 11:19:37 浏览：60次 |
［提要］ 民营企业作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浙商精神”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培养是重中之重。本文分析传统浙商企业家精神的特点以及新形势下企业家精神培育面临的挑战，并从政府侧、企业侧视角分别提出对策建议，以助推浙江民营经济在新的时代潮流中继续引领发展。
关键词：浙江；数字化；民营企业；企业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6月18日
引言
民营企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根据有关数据显示，2024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7.4%，全省规上工业民营企业数量达5.5万家，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92.7%；实现增加值16，258亿元，占规上工业民营企业经济增加值的比重达72.4%，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79.4%；全年进出口总额42，557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比重为80.8%，同比增长8.3%，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6.7个百分点，占全省进出口比重同比提高0.7个百分点。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民营经济金名片进一步擦亮”，要坚持大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家推动企业发展壮大的内在驱动力，在企业成长壮大、转型升级、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如何提高浙江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这一决定企业能否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十分重要。浙江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将更好地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挑战，也将成为释放浙江整个市场的活力、带动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企业创新力也在不断增强。2024年，我国数字产业完成业务收入35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行业新兴领域的投融资热度居高不下，数字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数字技术模糊了企业经营活动的时空范围，淡化了企业家个人的重要性，只有发扬光大员工集体智慧和集体表现，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基于此，在整个企业组织中挖掘和普及企业家精神，才能让企业更好地抓住潜在的机会，激发内在的创新性，在发展中占领制高点。对于很多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自身并没有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并且更注重眼前的利益，对数字时代也缺少危机意识和应变意识，很难去应对数字时代的新变化、新突破、新改革。因此，如何向浙江民营企业传授企业家精神，来帮助他们打破数字经济的影响，并抓住发展机遇、不断创新，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本文以数字化时代为背景、浙江省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不仅可以从理论上丰富数字化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还可以从实践上为浙江省的民营企业稳定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培育上的指导。同时，也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实现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并在此过程中进行合理的管理和战略变革。
一、“浙商”精神的特色
（一）“四千精神”向“新四千精神”的转变。浙江省的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在全国排名是倒数第一，这种“零资源”的状态直接促使了浙商的创业。整个浙江的产业结构和发展动能依靠的是以“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历经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为核心的创业精神，依靠的是在极端自然资源匮乏之下的创新能力。浙商的“四千精神”是在如此严苛环境下的产物，所有的成就都来源于自身的努力和奋斗，而不仅仅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种精神使得浙商在面临潜在机会和风险抉择时，倾向于去突破自身，寻求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让浙商从“四千精神”慢慢转变到了“新四千精神”，即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从这个转变可以看出，浙商不再拘泥于单纯的“奋斗精神”，而是更加关注于生产经营，尝试通过新技术新方法提升竞争力。
（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务实谨慎的政治立场。浙商总能够在面对众多不确定和风险时，表现出敢于创新的行为特征。比如，1980年温州章华妹拿到了编号为10101的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1984年苍南方培林创办了首个经工商登记注册的私人钱庄——方兴钱庄；1991年苍南王均瑶承包了长沙到温州的包机航线；1994年萧山鲁冠球创办的万向钱潮上市；2001年海宁人潘广通创办的天通股成为自然人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2004年温州8家行业龙头企业均分股权设立的中瑞财团，领到第一张国家工商局财团类法人执照；2004年新昌人胡柏藩创办的新和成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2006年萧山人孙德良创办的A股第一家纯互联网上市公司网盛科技上市。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浙商“敢为人先”的特质。另外，与商场上的创新不同，在政治立场上，浙商时刻保持“不过激，不过火”的原则，稳健前进，不会为了一时利益而抛弃党性。浙江民营企业的党建工作一直以来都处于全国前列；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一直保持着和谐融洽、相互支持的关系，极少在政治问题上出现极端事件。总体而言，浙商非常重视党建工作和政府的意见，让企业的发展稳扎稳打，不会铤而走险走捷径。
（三）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浙商虽然多数出身农民，却拥有着较强的家国意识，对国家的政策和需要都较为敏感。各项数据都证明了浙商爱国敬业、诚实守信的本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在诚信，浙商代际传承下来的诚信家风，使得他们可以在私人生活上保持诚信底线，不管是面对家庭生活还是对待亲朋好友，都始终做到负责守信；二是外部诚信，浙商能够时刻关注利益相关者（顾客、上下游企业、政府、社区等）的权益，真实地披露各项经营信息。徐有龙（2014）提出这种外部诚信包括三部分内容：质量诚信——向顾客提供可靠的产品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合作诚信——对上下游供货商、经销商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保持契约精神；政务诚信——在生产经营中保持合法合规。总之，浙商爱国守法的底线以及诚信经营的本质决定了其在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等违法事件中出现的概率较低，展现了浙商诚信精神、担当精神。
二、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挑战
（一）数字化转型与传统企业家精神的适应性冲突。基于数字技术重构商界的新业态，在弘扬浙商“四千精神”传统底蕴的同时，更需赋予新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数据赋能“干”劲。大部分民营企业由于不了解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企业文化抵抗、舍本逐末，过分投入重资产进行工业互联网改造而脱离产品本质生产模式，靠惯性思维带来的优越感，沉浸在完全以自身方式运营的信息孤岛里做决策判断，63%左右的浙江民企受此影响存在思想偏见，44%传统制造企业在此种现状下进行了智能化生产的设备投入。过多的工具引进，忽视产品的设计需求而盲目投入产出项目，在互联网价值体系中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其核心问题在于工业时代“资源整合”思维方式和数字时代“数据编排”逻辑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需要企业家坚持“苦干”，一方面要企业家学会“算法思维”，同时兼备“平台视野”。但大多数浙江企业家仍然处于“技术工具化”的表层理解层面，没有把数字技术融到战略决策里面来。企业适应性越差，则企业越无法实现数字化转型，比如有的家电企业错误地认为企业家不需要太懂大数据分析，最终丧失了进军智能家居市场的良机。
（二）政策支持体系与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协同缺口。虽然浙江的营商环境是全国领先的，但是在当前政策供给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错配。目前的政策主要是提供资金帮助，在数字化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比较缺乏支撑性政策。根据对浙江省2，4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调查显示：72%的企业有“数字技术人才短缺”，仅有35%的企业享受到了相关的人才政策。另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重硬轻软”的情况，一个做了智能装备的企业领取了政府的财政补助之后，没有能力利用好补助带来的设备，于是企业的一些设备只有40%的使用率。这就是政策和能力脱节了，有些企业家对他的数字化转型工作而言就只是有资金了，但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对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不到位，这样的创新成果很有可能被别人抄袭，这就容易导致企业不愿意去进行一些创新。比如，该AI公司就被挖去了一项核心技术，造成了公司研发费用的投资回报率下降60%，从而影响到企业持续创新的欲望。
（三）代际传承中的企业家精神断层风险。新生代企业家的精神特质与传统浙商存在显著差异。调研数据显示，35岁以下浙商中，仅41%认同“实业报国”理念，68%更倾向资本运作。这种价值取向差异在数字经济领域尤为突出，老一辈浙商注重“产品为王”，而新生代更偏好“流量经济”。例如，某传统制造业家族企业传承中，第二代继承人将80%资金投入虚拟经济，导致实体业务数字化改造停滞。代际权力交接过程中，管理理念冲突加剧精神断层。如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坚持“渐进式转型”，而继承人主张“颠覆式创新”，导致战略摇摆。这种代际认知鸿沟直接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连续性。此外，新生代企业家普遍缺乏传统浙商的“吃苦精神”，在数字化研发攻坚中易出现畏难情绪。例如，某区块链企业因创始人放弃技术研发转向商业模式投机，导致核心竞争力丧失。
三、对策建议
（一）政府制定数字化转型的认知提升专项计划，企业建立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化运作机制。为了解决传统浙商精神与数字化的冲突问题，可以尝试设立“数字浙商培育工程”，参考杭州市企业家数字素养提升基金，由政府与阿里云、网易等数字企业联手打造定制课程，并围绕数据决策思维和平台生态视野来开展；可以学习杭州市的“数字CEO研修班”，通过沙盘模拟、对标企业走访等方式，帮助企业理解数字技术如何对商业模式进行重组。如年营业收入1亿元以上的企业必须接受政府数字化转型培训，将培训结果列入政府评优指标体系。同时，建立健全企业“战略-执行”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建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委员会，制定出一份详细的《企业数字化路线图》，采取“产业+数字”的“双业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在主营业务不断转型升级的前提下开拓新的渠道业务，同时也在原来的基础上着力推动企业的转型升级，使得原来在互联网创业大潮中错过良机的浙商得以搭上新的时代列车，在保证原有数字化主体地位的同时，努力进行数字化拓展。此外，可鼓励中层管理人员提出更多的数字化方案，引导企业提拔一线技术骨干担当一定的战略角色等，化解传统浙商在新时代需求下的差异与隔阂。
（二）政府改进政策协同调配机制平衡供需两端，企业建立完善创新驱动和风险共担机制。弥补政策支持和精神培育缺口，建议建立“政策需求响应平台”，依托大数据精准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点痛点，动态调节政策供给；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快速通道，杭州、宁波等集聚区成立数字经济巡回法庭，缩短侵权案件办理周期；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对数字化转型效果显著的企业授予创新积分，可作为企业自主研发相关设备租赁费、云资源费及研发投入等。另外，企业的内部体制也要跟上。一是企业应主动建立内部支持体系，比如“数字化创新容错基金”，也可以学习母公司以类似数字化创新容错基金的方式，建立内部鼓励采用数字化创新技术的大环境。二是构建知识产权内部交易市场。以企业自身知识产权转化为产品、技术来激发员工的创新积极性。三是建立企业组织融资模式，如“银行贷款+股权质押+政府担保”，通过不同的金融机构化解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
（三）政府成立代际传承政策支持网络体系，企业推行代际传承的沟通方案。“设立‘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基金’，对传承的企业免征5年税收，重点支持其数字化改造。”制定完善家族企业“传承导师制”，通过工商联“传帮带”，老一辈浙商带新生代，让老一代接受新技术和新思路、“四千精神”加数字化理念；让新一代传承良好作风，“因势而动，与时俱进”创新开拓发展。鼓励企业实行“双轨制”，比如方太集团采用“现代家族制”的做法，家庭掌控人仍然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家族企业是家族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但是因为不能单独具备长远发展的条件，同时吸收家族外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的数字化部分。或者，公司设立家族和职业经理人共有的传承委员会，分清楚家族企业和家族内部不同人的权责。比如，万向设立了“过渡CEO”，老一代作为公司的战略顾问角色进行指导，而具体的业务把控上由年轻人完成，能够让整个企业得到平稳的过渡。建立新的企业文化，用“四千精神”来撬动企业的数字化创新，例如在传化集团，将“诚信、务实、创新、责任”升级为“数字时代的奋斗精神”。
（作者单位：1.宁波财经学院；2.中海油绿能港浙江宁波能源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杨轶清，刘寿叶.企业家精神与政商关系——以浙商精神和浙江政商关系的形成机制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9.32（06）.
［2］徐有龙.非公经济人士理想信念及其外部建构——以浙江商人的价值观培树为例的探究［J］.浙江学刊，2014（03）.
［3］周小刚，郭玉环.营商环境优化、企业家精神与创业活跃度［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5（03）.
［4］王海军，姚国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J］.企业经济，2025（03）.
［5］郭燕青，邹家祎.企业家精神驱动科学家创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以硬科技企业为例［J］.中国科技论坛，2025（02）.
［6］吴磊，刘燕，刘畅，等.“八八战略”引领新时代浙商精神对民企健康成长的影响研究［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23.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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