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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影响研究 |
| 第767期 作者：□文/靳冰玉 郭永芹 时间：2025/12/17 9:31:41 浏览：67次 |
［提要］ 数字经济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该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地区、高人力资本地区、低政府干预程度地区的绿色低碳发展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为地区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异质性分析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支持（编号：25A790011）；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编号：232400411085）；河南财政金融学院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22BS026）。通讯作者：郭永芹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7月25日
绿色低碳发展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三低”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作为当前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具有高技术、高增长、高清洁的发展特性，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着力点，是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引擎，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新契机。《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4）》指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占GDP比重为42.8%。随着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发布的数据也表明，数字解决方案在能源、制造、农业等领域的运用能够减少15%的全球碳排放。本文基于我国省级层面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对于我国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为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利用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Glcit＝α0+α1Digit+α2Controlsit+ui+vt+εit （1）
式中，Glc和Dig分别表示绿色低碳发展和数字经济，Controls为控制变量，ui和vt分别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绿色低碳发展（Glc）。目前，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测度尚未统一。借鉴张友国等（2020）、田时中和童梦梦（2023）等的做法，绿色低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绿色效益、低碳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三个一级指标构成，包含10个二级指标。其中，绿色效益维度涵盖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生活用水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及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低碳效益维度包括人均碳排放量、单位GDP能耗及碳生产率；经济社会效益维度涉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可支配收入比与城镇调查失业率。为了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和准确，对相关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采取熵值法测算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Dig）。数字经济是一个新兴领域，学界对其指标构建并未统一，多从互联网、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方面进行研究。本文构建的数字经济评价体系涵盖四个维度：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共包含18项具体指标。数字基础设施层采用互联网宽带端口数、宽带用户数、域名数、移动基站数、网站数、IPv4地址数；数字产业化层纳入电信业务总量、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软件产品收入；产业数字化层涵盖农村宽带用户、企业计算机保有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电商企业渗透率、电商交易额；数字环境层选取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R&D经费、专利授权量、人均受教育年限。运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指数。
3、控制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水平、市场化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其中，经济发展水平（Econ）用各省市人均GDP来测度，为了降低异方差产生的不利影响，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产业结构升级（ind）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来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表现为由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表示；城市化水平（Urban）用各省市城市化人数除以各省市总人数来测度；市场化程度（Market）选取各省市的市场化指数表示。
本文选取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不包含西藏和港澳台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EPS数据库、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插值法对其中存在的部分缺失值进行了处理。
二、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利用Stata17软件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列（1）为仅考虑数字经济的影响结果，列（2）～列（4）表示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结果表明，不论加入控制变量与否，数字经济均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可能原因是数字经济促使影视作品、音乐等信息类产品数字化，降低物质产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助于节能环保，从而有效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表1）
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可能原因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积累增加，加大了对绿色低碳及其技术的投入力度，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可能是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资源配置优化、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对绿色低碳发展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城市化水平在1%水平下显著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表明其通过规模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等正外部性机制发挥了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在5%水平下亦显著为正，这主要源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降低单位产出碳排放的能力，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二）稳健性检验。本文通过更换变量测度法、加入遗漏变量、考虑内生性问题，对上述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测算绿色低碳发展和数字经济指数，更换被解释变量绿色低碳发展指数的结果见列（1），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结果见列（2），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正。影响绿色低碳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人力资本水平（hc）可能是其中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意味着公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有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因而，加入人力资本水平，结果见列（3），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人力资本水平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这一结论是比较稳健的。（表2）
为了减少内生性问题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文考虑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及更换回归模型进行估计。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作用可能呈现时滞性，在模型中取数字经济滞后一期，结果见列（4），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滞后一期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之间可能互相影响，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见列（5），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且通过了AR（1）、AR（2）和Hansen检验。上述结果表明，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经济能够提升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结论仍然可靠。
（三）异质性分析
1、区域异质性。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资源禀赋等存在较大差异，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将我国区域划分为东、中、西三部分，结果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效应呈现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显著正向效应，在中部地区效应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则为显著负向效应。产生这种差异的可能是：东部地区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低碳效应；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尚未明显促进其绿色低碳发展；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能源需求的增长，对绿色低碳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表3）
2、人力资本水平。考虑到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地区可能存在异质性，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衡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因而，按照人力资本水平将样本分为两类：一是将大于等于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值的样本，称为高人力资本水平样本；二是将小于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值的样本，称为低人力资本水平样本，结果见表4中列（1）、列（2）所示。结果显示，两组样本的数字经济系数虽符号相同但显著性有差异，高人力资本水平样本下数字经济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低人力资本水平样本下数字经济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助于促进该地区对绿色创新知识和技术的高效利用，激发企业开展研发及应用绿色技术，进而为降低能耗提供绿色技术支持，促进该地区绿色低碳发展。（表4）
3、政府干预程度。借鉴褚翠翠等（2023）的研究，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GDP的比值来表征地区政府的干预程度。以其中位数为界线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结果如表4中列（3）、列（4）所示。结果表明，高政府干预程度样本中数字经济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但在低政府干预程度样本中显著为正。原因可能在于，适当的政府干预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但政府干预超过一定程度，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能源消耗增加，不利于绿色低碳发展。
三、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2013～202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分析不同区域、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不同政府干预程度下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得出如下结论：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不同区域绿色低碳发展产生差异性影响，对东部地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中部地区产生的影响不明显，而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经济对高人力资本地区绿色低碳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低人力资本地区的影响不明显；数字经济对低政府干预程度地区绿色低碳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高政府干预程度地区则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深化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应避免出现“数字鸿沟”加剧的现象，促进地区间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学习和借鉴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出台吸引数字技术人才流入的政策措施，以缩小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差距。同时，国家也应从制度上对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给予政策倾斜，有助于改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第二，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深度融合。各地区紧紧围绕“双碳”目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地区绿色发展的赋能作用，加快数字技术在能源、电力、工业等多领域的实际运用，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各地区也可以充分发挥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优势，对地区内企业碳排放实行动态跟踪，测量和评估企业的碳足迹，推动建设碳管理数据服务平台，做好碳监测环境工作，助推地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第三，区域绿色低碳转型进程的核心驱动要素在于其产业结构特征。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各区域亟须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优化传统产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生产边际成本与单位产品能耗强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双轨协同转型演进。同时，应重点培育以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数字产业，引导区域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方向跃迁。此举不仅能直接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更能通过新兴产业的技术溢出与赋能效应，反哺传统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整体优化。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金融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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