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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基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吗？ |
| 第768期 作者：□文/王红斌1 王美艳2 时间：2026/1/1 16:35:40 浏览：23次 |
［提要］ 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而新型基础设施是其培育的关键支撑。本文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政策制定需因地制宜：在统筹考量区域产业基础、人力资本与经济禀赋的前提下，科学规划三类新基建投资布局；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应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并通过“东数西算”等国家工程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新基建的区域协同与互联互通，从而更有效地激发新质生产力潜能。
关键词：新基建；新质生产力；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6月30日
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为应对外部需求骤降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推动了钢铁等上游产业的复苏，维持了经济稳定增长。此后，投资基建成为各地政府拉动经济的主要举措。到2023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万公里，其中高铁占比超过28%，公路总里程超540万公里，境内运输机场达259个，“铁公基”基建模式取得显著成绩。然而，传统基建由于缺乏系统规划，导致产业与基础设施不匹配、过度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投融资模式单一，政府主导的融资结构也引发了政府债务危机；科技创新和智能化水平不足，制约了运行效率和安全性。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基础设施的辐射效应，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面对传统基建的边际效益减弱，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以下简称“新基建”）概念，强调科技创新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化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2020年以来，政府推出系列政策推动新基建发展，尤其在5G网络、算力、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截至2024年8月，中国5G基站数量达到404.2万个，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2.1%，建立了全球最大、技术领先的5G网络。新基建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崛起的关键力量。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通过技术创新、生产要素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代表了对传统生产力的突破，是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产物，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新基建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
一、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处于从高速粗放型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新基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新基建的标准、特征、测度、经济的影响及地理效应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兰虹等（2020）通过对新基建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通过“窄、宽、中”三种口径综合探讨了新基建的标准及内涵特征，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分析了新基建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影响。伍先福等（2021）将新基建划分为信息基建、融合基建、创新基建三大子系统，通过系统的指标遴选，利用熵权熵值法及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2013～2018年中国新基建的整体水平，更全面地评估新基建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童健等（2024）从静态、动态两个维度分析了传统基建和新基建对经济的影响，认为政府应根据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的边际收益及自身发展特点，制定新基建发展策略，实现“新” “老”基建协同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潘凯（2023）利用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时序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基建赋能经济增长的即时和衍生效益。李海刚（2022）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通过SLM和SEM计量模型梳理了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分布特征。由于国外大部分国家仍没有形成新基建这一系统性的概念，大部分学者如Haefner等（2021）、Perez-Trujillo等（2022）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方面。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虽然在新基建之后，但在学术界引发了更多的研究兴趣和讨论，其研究动态更为活跃。学者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定义、生成路径、测度标准及与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等方面。任保平等（2024）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综合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系统地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概念、创新特点、功能作用及先进生产力本质。贺俊（2024）依据经济增长理论提出劳动、资本、技术和制度四要素的创新型突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周文等（2025）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在新一轮工业技术革命中占据主动的必要条件，并从市场、产业及个体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加快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的构建。孙丽伟等（2024）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发展条件三维度出发构建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并使用熵权-TOPSIS方法测度了2007～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指数，揭示了全国各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差异，对促进区域间均衡发展提供了依据。郎元柯等（2024）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在产业生态下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加快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很少有文献尝试探讨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影响。钟昌标等（2024）基于理论视角，通过研究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机制和发展逻辑，揭示了新基建在促进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尽管理论分析较为充分，但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来验证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影响，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和案例分析。本文通过构建新基建与新质生产力的实证模型，测度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新基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途径，结合区域特色进行差异化分析，探讨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多维度影响，深入了解两者作用机制，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更具体、更实际的政策建议以指导实践。
二、理论机制
（一）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是基于高质量生产要素，通过技术创新持续推动的先进生产力状态，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蒲清平等（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源于现代科技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深度改造，是一种高级的生产力形式。作为科技应用的重要载体，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
新基建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促使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低技能岗位需求逐渐减少，专业技术岗位的需求显著增加。例如，5G通信和人工智能领域要求劳动者具备相关的技术能力，工业互联网则要求劳动者掌握工业与互联网技术的融合应用。此过程促使劳动者不断提升技能，以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此外，新基建推动了智能制造、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劳动资料的形成，进一步提升了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和创新性，进而提高了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新基建还通过将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传统行业结合，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提升了劳动对象的质量。劳动对象不仅仅限于传统物质产品，还延伸至虚拟产品、数据和信息等新型劳动对象，例如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工业互联网和智慧物流。这些变化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创新空间，提升了劳动对象的附加值和质量。因此，新基建通过提升劳动者质量、劳动资料智能化以及劳动对象多样化，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新基建可以显著提高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
（二）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间接影响。新基建的推进显著提升了我国各省的城镇化水平。智慧电网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提供了稳定的清洁能源，优化了城市能源结构，减少了环境污染，增强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智慧交通网络通过整合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等设施，有利于打破时空界限，促进相邻城市之间的联系，推动城市集群的形成。5G网络和大数据中心的建设提升了信息的实时性和共享性，打破了城乡信息壁垒，促进了城乡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加速了城镇化进程。
新基建不仅推动了清洁能源建设、交通网络完善和信息共享的提升，还加速了资源向城市集聚。城镇资源密度的提高促进了创新网络的形成，并推动了技术创新。随着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从2010年的36.7%降至2022年的22.5%，年均增长7.3%。这些变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创造了外部条件。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新基建可以推动城镇化进程，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新基建的发展扩展了技术创新的应用场景，促进了技术创新的跨领域融合，培育了数据、算力、网络连接等新型生产要素，加速了技术创新的市场化进程。新技术通过新基建渗透到研发、设计、生产、管理等全链条，推动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新基建为各类新兴产业的形成和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有力支撑，进而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通过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新基建催生了智慧能源、远程医疗、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这些新兴产业能够更高效地匹配供需，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升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新基建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提供关键驱动力和基础支撑
房价是反映一个地区发展活力的关键因素，高房价吸引资金流入，优化新基建的投资环境。核心城市的高房价促使人口、技术等资源向周边城市扩散，推动城际交通和智慧社区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市集群的构建。新基建通过实现区域创新要素共享和人才高效匹配，推动战略新兴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合理的房价上升会促进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为检验新基建发展水平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假设，以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设立了一个包含省份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NQPit＝α0+α1INFit+βZit+νi+νt+εit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NQPit表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INF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新基建水平。α0为截距项，α1为新基建水平解释变量系数，Zit是影响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合集，νi和νt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β为控制变量系数，εit代表残差项。
2、机制检验。为分析技术创新和城镇化水平在新基建发展中影响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本文借鉴江艇（2022）对于机制检验设计的相关研究，探讨技术创新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效应，并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相应地构建了以下计量模型：
medit＝ρ0+ρ1INFit+γZit+νi+νt+εit （2）
NQPit＝δ0+δ1medit+φZit+νi+νt+εit （3）
其中，medit表示机制变量，ρ0、ρ1、γ、δ0、δ1和φ为待估系数，其他符号含义与式（1）相同。
3、调节机制。房价合理稳定的增长对高素质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易形成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扩大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为验证假设 H4，检验房价水平对新基建与新质生产力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设置如下模型：
NQPit＝θ0+θ1INFit+θ2Pit+θ3INFit×Pit+θ4Zit+νi+νt+εit （4）
其中，Pit表示i省t时期的商品房均价，为调节变量。如果交互项系数θ3显著，则表示房价在新基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到调节作用。
（二）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NQP），借鉴卢江等（2024）的研究思路，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三个方面构建该指标。
解释变量：新基建水平（INF），结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新基建的定义，将新基建分解为信息基础设施（C1）、创新基础设施（C2）、融合基础设施（C3）三类，并通过统计年鉴中相关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进行测度。最后，通过熵值熵权法、耦合度模型对各省新基建水平（INF）进行测算。
本文使用的主要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表1）
（三）样本与数据来源。本文对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数据通过2012～202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获取。由于各行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自2018年后不再公布，因此2018年后的投资额根据统计年鉴所公布的增长率计算得出。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表3是进行基准回归后得到的结果。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引入控制变量后，结论仍然成立，即新基建的发展能显著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水平。（表3）
在控制变量中，对外开放程度系数显著为负，一方面跨国公司凭借资本和品牌优势，挤压本土创新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企业过度依赖进口技术削弱自主创新能力。共同作用下抑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水平系数显著为正，高素质、适应新经济发展需求的劳动力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政府干预和金融市场发展作用不显著，这表明当前的政府干预模式和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效率有待提高。
（二）稳健性检验。鉴于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模型选择和指标确定等，因此有必要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剔除直辖市，为避免政府运行机制对结果造成影响，对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样本数据删除后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列（1）所示，新基建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线性促进关系显著。二是改变时域区间，由于2020～2022年各地政府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公共服务支出比重远超非疫情期间，大大减少了新基建支出，因此删除新冠肺炎疫情三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列（2）所示，新基建水平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三是缩尾处理。通过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剔除极端值的影响，再次回归，结果如表4列（3）所示，新基建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4）
（三）异质性检验
1、新基建分类的异质性检验。根据国家发改委对新基建的定义，新基建分为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三类。同时，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信息基础设施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创新基础设施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融合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无显著作用，其中创新基础设施的促进关系最为显著。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两者主要依靠数据中心、5G等“硬件驱动”，创新基础设施更注重算法和人才相适应的“软硬结合”，伴随高端人才的集聚与关键技术的突破，创新基础设施通过赋能量子通信、区块链等底层技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加速产业链升级，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扩大技术扩散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红利，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跨越式增长。（表5）
2、区域的异质性检验。根据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新基建水平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果也存在一定差异。表6的列（1）、列（2）和列（3）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新基建和新质生产力在1%的水平下存在显著性线性促进关系，而西部地区的新基建和新质生产力不存在显著性线性促进关系。东部地区经济活跃、城市群创新共同体如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等通过算力基础设施共享，降低建设成本，加快技术扩散，从而放大新基建的效能；中部地区传统产业高密度集聚对数字要素具有强烈需求，促进企业深度参与新基建工程，缩短新基建规模化商用时间，同时依托人才虹吸效应对相关技术进行密集性研发突破，推动创新技术的指数性增长，引领多产业链条协同升级。而西部地区，在经济水平的制约下，5G基站覆盖率、物联网终端渗透率等小于我国平均水平，硬件覆盖缺口较大，算力基础设施等软性配套滞后；缺少东部地区的城市集群，缺乏跨区域协调机制，城市数字化升级易形成“数据孤岛”，增加新基建的成本；人才外流严重，创新要素降低，严重削弱了技术扩散效应，导致新基建与新质生产力的线性关系呈弱抑制性。（表6）
（四）内生性检验。新基建是以创新技术驱动为特征的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孕育提供了良好的创新生态，而形成的新质生产力又反向赋能新基建技术的迭代升级，促进新基建的发展。为减少两者之间的内生性，选取新基建水平滞后一期作为新基建水平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如表7列（1）和列（2）所示，工具变量通过F检验和LM检验，为有效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新基建与新质生产力线性促进关系的假设仍然成立。（表7）
（五）机制检验
1、中介效应。表8列（1）、列（3）为城镇化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新基建对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新基建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促进关系。列（3）为城镇化水平在1%的水平下与新质生产力呈正向显著关系，同时依据方创琳和赵文杰（2023）的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明显的正向引导。综上所述，新基建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H2结论成立。（表8）
表8列（2）、列（4）为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新基建对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新基建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关系。列（4）为技术创新在5%的水平下与新质生产力呈正向显著关系，同时依据伊西明等（2024）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有显著的赋能促进作用，即新基建通过技术创新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H3结论成立。
2、调节效应。表8列（5）列示了房价对新基建与新质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影响，其中交乘项 INF×P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房价的提高在新基建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合理的房价增长，会增强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以2012～2022年全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测度了各省份的新基建水平和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新基建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各区域的新基建水平可以显著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第二，新基建水平与新质生产力的线性促进关系呈现显著的部门性、区域性结构差异。在新基建的分类中，创新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的线性促进关系最为显著。同时，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在经济发达、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更高的东部地区和产业集聚、资源丰富的中部地区。第三，新基建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而合理的房价增长会增强新基建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二）政策建议
第一，增加资源投入，扩大新基建的有效供给。各地政府立足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基底推动新基建水平突破阈值，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一方面，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可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账户、发行地方政府债券、REITs模式等方式筹集资金，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基建投资，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和创新投入，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格局，支持新基建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另一方面，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合作，加强新基建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工作。同时，要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和团队，为新基建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各地政府应牢筑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理念，全面健全现代政府治理框架，同时增加对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关键技术的投入，加快构建数字政务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积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探索“数据要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的应用场景，依托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模型技术简约化政府工作流程，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推进体制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形成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的“耦合器”，充当提升服务质量的“加速器”。
第三，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新基建的外部性。在各区域推进新基建的过程中，对信息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注重“以用促建”，优先布局如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需求明确的场景，避免因过度基建而造成资源浪费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强化对创新基础设施的“前瞻性布局”，加大对基础设施研究的投入，优化科技创新的转化机制，推动技术突破和产业变革，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东部区域与中西部区域新基建水平的差异化发展水平，未来政策需从“统一规划”转向“梯度适配”，加大对中西部的政策和经济扶持，形成东部聚焦创新生态培育，中西部强化基础网络与要素保障，最终实现新基建驱动的全域生产力跃升。
（作者单位：1.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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