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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企业数字化溢出研究述评 |
| 第770期 作者：□文/王金秋 裴旭东 时间：2026/2/1 9:47:52 浏览：14次 |
［提要］ 伴随全球数字化浪潮，供应链数字化溢出成为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关键路径。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文献，首先明确供应链企业数字化溢出的概念；其次归纳已有关于供应链企业数字溢出作用效应的文献；最后总结现有文献的不足，并提出未来应加强对前向溢出效应、绿色创新传导机制及跨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数字化溢出；供应链；经济绩效；社会效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产品开发模糊前端阶段企业技术差异化能力的提升机理研究” (项目编号：16BGL042)；西安市2025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营商环境生态对西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5JX125）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9月15日
一、供应链企业数字化溢出概念内涵
伴随全球数字化浪潮，数字技术逐渐向经济社会活动深度渗透，数字技术体现出的非市场性附带影响——数字溢出现象日渐凸显，数字溢出效应更是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减排降碳的关注点从单个企业转向供应链整体，随着“双碳”目标与“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度融合，尽管《绿色低碳先进技术攻关实施方案》（2023）将“供应链数字化协同减排”列为重点工程，强调通过上游技术扩散“以数强链、以链促绿”，但现行“数绿协同”落地仍受困于两大结构性矛盾：其一，单体企业导向的政策设计难以摆脱绿色创新的双重外部性困境，高昂的试错成本与供应链资源割裂导致企业自主创新动力衰竭，绿色创新效率较低；其二，分散化数字化加剧技术“孤岛效应”，迟滞绿色技术扩散进程，阻碍绿色创新效率跃升。
已有研究发现，数字化可以通过不同的关系联结对关联企业产生潜在的溢出效应。其中，纷繁复杂且相互联系的供应链作为联结企业的利益链和价值链，凭借实质性利益联结为“供应链数字化溢出”提供天然载体，供应链企业间数字化溢出效应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具体而言，供应链数字化溢出是指供应链上的企业通过数字化形成的技术能力、数据资源或数字标准，借助数字技术的渗透性与实质性利益联结点作用，通过异质性资源溢出重构外部企业的资源获取路径，对其他企业的创新行为或绩效产生非预期的外部性影响。这种溢出不仅重构了外部企业的资源获取路径，还可能改变其战略决策与行为模式，进而影响整个供应链的协同效率与可持续性。
二、供应链企业数字化溢出作用效果
供应链网络作为企业间交流的关键载体，通过构建资源交换与知识互补的协同机制，为破解企业“孤岛”困境提供结构性解决方案。
（一）供应链企业数字化溢出方向。从供应链层面的溢出效应来看，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供应链企业数字化溢出的作用效果：一是供应链企业数字化对供应商企业的后向溢出（下游→上游）影响；二是供应链企业数字化对客户企业的前向溢出（上游→下游）影响；三是焦点企业数字化对供应链整体的影响，主要从数字化、经济后果和环境后果三个角度展开研究。
1、供应链企业数字化后向溢出效应。目前，已有研究创新性地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行为互动关系视角探寻了供应链情境下的数字溢出现象。学者们探讨了客户数字化通过技术进步和要素重置效应、信息资源传递、知识传递效应和绿色环保效应等途径，不仅会对供应商企业数字化、供应链依赖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产生后向溢出效应，而且能够给企业与客户间的创新活动、碳减排和ESG表现等带来改变。然而，供应链企业数字化后向溢出效应的持续性与作用范围仍存在争议。蔡庆丰等研究证明，客户企业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作用时间短，范围未能延伸到更高层级，且后向制约存在局限性，并未真正改善上游供应商绩效。
2、供应商数字化前向溢出效应。目前，相较于后向溢出，关于供应链数字化对客户企业前向溢出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证明，供应商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客户企业管理费用显著下降、存货周转率显著提高，同时增强客户企业的开发性创新能力，并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升客户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Matarazzo等认为，供应商企业数字化能够为客户群体创造交付价值。刘斌等研究发现，上游企业数字化能够有效提升客户企业的经营业绩、生产率和创新绩效。此外，Liu等研究发现，供应商数字化可以缓解客户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推动客户企业产品创新，从而提高客户企业风险承担能力。随着研究深入，俞荣建等证实了供应商主动输送技术知识资源，加速了创新要素在双方之间的流动和融合，以支持客户创新。另外，有学者研究发现，供应链生产关系将供应商和客户企业紧密联结，供应商通过数字化获得的技术红利能通过供应链条外溢至下游企业，给企业带来明显的间接数字化效应，并在推动知识单元在链上传递的同时激活客户企业的知识学习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促使客户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更多创新要素，进行更大强度的研发支出，由此带来明显的知识创新促进效应，印证了前向数字溢出的乘数效应。不难发现，目前部分学者开展了供应商数字化对客户企业创新的研究，但多集中于经济效益与一般性创新，鲜有研究探寻供应商数字化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客户企业绿色创新及其效率。
3、供应链数字化双向溢出效应。已有研究主要从数字化、经济后果和环境后果三个角度展开了研究。第一，从数字化的角度看，有学者发现，供应链中游企业的数字化能够通过信息传递效应和加强动态竞争引发供应链的纵向同群效应，使供应链同群企业数字化得到促进，并进一步增强供应链稳定性。此外，从供应商与客户双重视角看，企业数字化可以加速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并提高其企业价值。Geng等研究发现，焦点企业数字化不仅通过反向驱动效应增强供应商的数字化动力，它还通过知识溢出和融资约束效应增强供应商的转型能力，尽管后者并未延伸到客户。第二，从经济后果的角度看，焦点企业数字化将通过自身的话语权对上下游企业的产出波动产生非对称影响。第三，从环境后果的角度看，屠西伟和张平淡对上下游企业碳减排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企业数字化有效抑制自身与下游企业的碳排放。
（二）供应链数字化溢出的边界条件和作用机制。前向溢出效应的强度与效果深受供应链关系特征的调节。首先，供应链关系的紧密程度是关键调节变量。当供应商与客户企业间建立有长期战略合作契约、互信水平较高时，数字化知识和技术的传递渠道更为通畅，溢出效应更为显著。反之，若双方关系仅为短期市场交易，则溢出效应有限。其次，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决定其能否有效获取、消化并应用上下游溢出资源的核心内在条件。这包括其自身数字化基础、技术人才储备及组织学习文化。若企业缺乏相应的数字技能和知识基础，即便供应商提供丰富的数字资源，也难以被有效转化利用，出现“溢出失灵”现象。最后，行业技术特性也扮演重要角色。在技术更新迭代迅速、模块化程度高的行业，数字技术、接口和标准更易于在上下游间传递与对接，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而在技术复杂的领域，知识黏性较大，溢出的难度也随之增加。因此，理解供应商数字化的溢出，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关系情境与能力框架中考量。
三、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梳理供应链上企业数字化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供应链数字化的概念，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操作框架；并进一步探讨了供应链企业数字化溢出的方向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特别是在提升企业创新方面的作用；分析了现有研究中主要探讨的供应链数字化溢出的边界条件和作用机制。通过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如下研究不足：首先，尽管现有研究进一步将研究对象迁移到供应链层面，发现供应链组织间的溢出效应是行业创新和扩散的关键因素，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微观数字溢出的理解与关注主要从后向溢出和双向溢出效应展开，即考察了数字化在碳减排、ESG表现、供应链整合等方面的激励效应，验证了数字化通过供应链传导实现了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影响。尽管第三方联结网络中企业间存在关系联结点，但受限于焦点企业的影响，上下游企业间存在的协同不足、信息传递受阻等问题，可能存在较高的信息传递成本，使供应商获取的信息内容失真，影响模仿学习和资源配置效率，供应商很难从中受益，制约了数字化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创新溢出。不难发现，既有研究虽初步揭示了供应链数字溢出对绿色创新的传导效应，但由于过度依赖“下游主导”范式，仅仅探寻客户数字化能力对供应商的后向倒逼作用，而将供应商简化为被动响应者，忽视供应商作为数字基座和数字技术策源地对客户绿色创新及效率的前向赋能潜力，导致“上游技术策源－下游创新效率跃迁”的前向溢出处于理论盲区，现有文献在研究内容上仍有待拓展。其次，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客户企业数字化对供应商企业的倒逼效应和赋能效应，而对供应商如何影响客户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及其内在机制关注不够。供应商作为链条的初始端和供应端，其行为决策如何传导至客户企业，进而刺激客户企业采取相应行动以响应供应商企业的行为决策更具有挖掘的价值，需要进一步得到补充。最后，已有研究主要基于国家自身供应链情境得出，其跨文化适用性（如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供应链结构差异）仍需进一步验证，未来可以考虑纳入不同经济体供应链数字化溢出作用进行对比分析。
随着供应链数字溢出现象日益凸显，在实践层面，为促进供应链数字化溢出的积极效应，对于政府而言，首先应优先支持供应链上游企业的数字化变革，通过税收减免、数字化平台建设补贴等政策，消除供应商数字化的木桶效应，即客户企业的上游数字化短板；其次应优化政策设计，从补贴单个企业转向支持供应链数字化平台建设。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需充分了解自己的知识库并评估潜在合作伙伴的知识库，仔细选择供应链合作伙伴。公司可以主动与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供应商建立战略联盟。另一方面应注重提升对外部溢出资源的感知、吸收与应用能力，避免陷入“资源冗余陷阱”。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展开：首先，亟须深化对前向溢出机制的探索。特别是供应商数字化通过何种具体路径（如协同研发、数字标准输出等）影响客户企业的绿色创新流程与决策，其中介机制和调节变量仍有待构建更精细的理论模型并加以实证检验。其次，应致力于构建一个多层级、多方向的数字化溢出整合分析框架。现有研究相对零散，未来可将后向、前向及双向溢出置于同一研究设计中，对比其强度、速度和制约因素的差异，并考察不同溢出方向之间是否存在交互或抵消效应，从而更系统全面地揭示供应链数字化的网络化影响。再次，开展跨文化、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极具价值。不同国家市场的供应链结构、数字化基础设施、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因素如何塑造数字化溢出的模式与效果，是比较管理学和国际商务领域值得关注的新议题。最后，应加强面向实践的政策设计与治理机制研究。探索如何通过契约设计、收益共享机制或供应链治理平台，激励链内企业主动共享数字资源、协同减排，降低“搭便车”行为，确保数字化溢出的正外部性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为“链主”企业、政府部门提供可操作的管理工具与政策建议。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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