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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并购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第770期 作者:□文/康星宇 时间:2026/2/1 9:52:04 浏览:25次
  [提要] 本文将跨国并购与全球价值链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进程中跨国并购能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研究表明: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融合并胶着的背景下,跨国并购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对于中国及新兴经济体在新贸易格局中提升贸易地位和利得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跨国并购;全球价值链;研发水平;汇率;数字贸易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9月11日
国际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加速全球价值链格局的演变,传统的价值链规则面临重构的压力。近年来,跨国并购是国际对外投资的重要途径,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不同国家的企业借助跨国并购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国际产业链不断完善并向多维度发展。在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全球贸易摩擦、关税战等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生产出现停滞甚至是生产链条断裂。因此,推动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实现高质量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发展,对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变局中如何提升分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直接影响其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全球价值链一方面促进了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优化了全球各资源的配置,提高了全球的生产效率。而一国的跨国并购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对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产生了关键影响。
跨国并购是对外投资的重要途径,能够给并购企业带来先进的研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而促进其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跨国并购获得的核心生产要素,对于企业提高其生产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跨国并购能够激发一国创新研发的投入,加速海外投资扩张,进而促进与海外他国的协同创新并建立起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推动一国研发质量与研发能力的转型升级,进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与此同时,跨国并购给企业带来了丰富的战略资源,带动规模经济的发展壮大。
跨境并购活动已成为新兴经济体增强特定优势、创造价值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盈利能力的重要手段。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新兴市场国家企业以发达国家为目标的反向跨国并购为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创造了价值。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新兴市场公司利用全球价值链整合资源,改善市场环境并向国外扩张,积累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增值部分,以满足更复杂的需求。跨国并购通过先进的研发知识、人才、创新能力与技能对全球价值链发挥作用。因此,企业可以沿着全球价值链进行跨境投资,融入跨国合作和全球生产。但有学者发现,当并购双方技术差距过大时,吸收能力有限和投入替代程度低,可能使并购方难以从位于全球价值链前沿国家企业的跨国并购中获益;与海外并购相关的知识学习、品牌建设和其他活动通常会带来很高的沉没成本;过度的国际并购活动可能会对远离技术前沿的低生产率企业产生抑制作用。
本文还研究了汇率与数字贸易对跨国并购促进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具体机制。灵活生产理论认为,跨国并购是对冲投资风险的有效手段,因为一国出口与对外投资作为其参与国际贸易的两个重要方面,汇率的波动会使一国对二者进行动态调整,以此实现参与国际分工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此外,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对全球国际分工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数字贸易势必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重塑的重要推动力。并且数字贸易通过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并提升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回报来影响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特别是新兴技术领域,一国会利用其所拥有的领先数字技术来决定全球价值链的定价,对全球分工的增值分配产生重要的虹吸效应。
二、理论基础
(一)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时间趋势。全球价值链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生产和消费进行了分离,一国的生产不仅仅依赖于国内供应,同时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中满足需求。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7年,主要表现为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而各国通过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其中,这同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且发达国家从中获取了主要的利益。第三阶段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促使各国进行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而到目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已经超越了生产要素流动的时空限制,使生产劳动分工更加垂直化和碎片化,这将导致在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
(二)逆向技术溢出理论视角下的价值链提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是指跨国并购的企业能够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学习到别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生产经验,从而进一步通过自身的消化吸收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被并购企业在技术扩散的渠道下也实现了自身的产业结构整合升级与优化,进一步针对全球的消费市场偏好对外提供更具有创新性的产品,产品竞争力大大提升,产业链也在上下游企业的信息共享中变得更加完善,从而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三)竞争优势理论视角下的跨国并购动因。首先是外部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主要分析了国内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动因,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在国内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从而增加了其对海外资本的需求,力求进一步提升其海外竞争优势,从而扩大其海外市场份额。因此,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助力下开展跨国并购来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其次是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主要分析了大企业收购小企业的行为动因,主要是指大企业在获得较大市场份额后,意图通过垄断被收购小企业的技术来获得垄断利润,进而获得市场控制权来获取超额收益。最后是对外投资理论,该理论认为跨国并购的动因是获取区位优势,例如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吸引外资在国内设厂来提高竞争水平以此获得区位优势,从跨国并购中吸收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核心研发工艺以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本。由此可见,跨国并购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市场化转型,同时也能够提高企业的组织协调与生产能力,以及整合并利用新型生产资源的能力,扩充企业的资源存量,进而在后续生产过程中释放更大的产能与附加值,最终促进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四)规模经济理论视角下的跨国并购效益。跨国并购能够促进企业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提升其生产效率,实现规模经济。换句话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所实现的一体化,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核心战略资源,提升企业竞争力,进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并且能够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实现协同效应,促进企业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此,在规模经济的发展条件下,企业不仅能够提高技术研发创新能力与生产力水平,而且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最终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从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五)资源基础理论视角下的跨国并购收益。该理论主要强调企业自身具备的资源对其跨国并购产生的优势与效益。一般来讲,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是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内部所累积的、具有不可替代和难以复制的生产要素,如企业的核心资产、生产能力、内部信息、品牌优势以及无形的知识产权和生产技术等。企业的竞争力往往来源于其所拥有的不同于其他企业的比较优势,如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核心生产资源,这些资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提供核心动力源泉。以此产生的跨国并购的好处显而易见,跨国并购能够进一步扩充企业的资源存量,提高其生产与制度运行效率,在无形资源的助力下来获得更高的生产绩效。一国能够在跨国并购中获取被并购国的相关生产资源与技术,只有当企业在自身所处的行业内拥有较为领先的品牌以及内部研发等资源优势时,其跨国并购的动因才会更强。而对于一些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技术资源,并购国只需要具备相对于被并购国的比较优势即可对其进行跨国并购,进而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获取创新资源,从而支持其技术创新活动。
三、作用机制
(一)研发水平。各国凭借其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并协作生产出最终产品,但各国为争夺利益又存在着竞争关系。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位的国家,随着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消化吸收了价值链分工高位国家的先进研发技术与管理经验,促进其自主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一国通过跨国并购逐渐学习到被并购国的研发技术,并增加对本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了技术与知识的跨国流转,提升了并购国的研发效率。同时,由于跨国并购产生的市场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会改变国内要素价格、降低研发成本,增强并购国的技术吸收能力。通过跨国并购,企业可以应对与跨组织转移隐性知识的困难相关的挑战。这有助于合并双方的技术人员分享经验,使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核心研发技术。
(二)汇率。第一,汇率水平变化。通常汇率高的国家会对汇率低的国家进行跨国并购,当一国货币升值时,会增加其生产的边际成本,但也能够降低在海外并购与扩张的成本。资产的海内外价格会影响一国跨国并购,当一国货币升值时,会直观降低其海外跨国并购的成本。第二,汇率波动。通常情况下,汇率波动幅度与国际投资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这种关联性对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尤为显著。汇率剧烈变动会降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抑制一国的并购。然而,灵活生产理论认为跨国并购是对冲投资风险的有效手段。具体而言,当汇率的频繁剧烈波动对一国的跨国贸易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时,该国可转而投向增加海外投资,提高海外市场份额,进而来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以此维持其国际竞争优势。
(三)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壁垒主要体现在限制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及一国对于算法技术的获取,即通过阻碍一国对数字资产的获取,进而阻碍一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当一国进行跨国并购时,往往会处于外来者劣势的境地,这种情况下被并购国对于并购国关键数字资产与核心算法技术的获取进一步决定了其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发展前景。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参与国际贸易的核心内容,尤其是以数字经济为载体的服务业在海外投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东道国试图从跨国并购中吸取到先进的算法技术与核心数字资产。而拥有核心算法与数字资产的并购国数字贸易壁垒的增加,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并购国外来者的劣势处境,还阻碍了被并购国对于关键数字资源的获取,从而抑制了一国海外并购的积极主动性。更值得关注的是,被并购国很难像绕开传统贸易壁垒一样绕过数字贸易壁垒,这进一步削弱了其被并购的意愿。此外,数字贸易进出口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数字贸易的核心内容,数字贸易进出口实现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与核心,有待成为推动跨国并购的重要引擎。
四、政策启示
第一,依据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一国应更积极主动地在国际贸易中承担战略支持的重任;改善营商环境,构建跨国并购友好型生态,创新管理机制,激发企业跨国并购的积极性;健全权益保障制度,降低跨国投资风险;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提升政策透明度,引导优质外资并购项目落地,优化外资质量结构。
第二,积极提升本国的自主研发能力。根据前文的分析研究可知,一国的研发水平对于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一国研发水平越高,越能够在国际化发展中具备比较优势并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以此获得更大的国际分工收益。最终,在技术回流扩散效应的影响下,促进上下游相关行业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推动全球化的研发经验和顺应生产周期的技术在国内的转化吸收与发展,进而提升一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与水平,提升其价值链地位。
第三,减少贸易壁垒,提高贸易开放度。根据前文的分析研究可知,一国贸易的开放度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正相关,而与贸易壁垒负相关。因此,减少贸易壁垒,提高贸易的开放度与便利化,才能够实现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跨国并购能够发挥出跨国并购双方的示范效应,促进彼此互鉴先进的管理技术与生产经验。国家也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层面的制度法规,提高贸易审批效率、精简审批流程、降低进出口税负,以此来完善本国的国际贸易结构,重视产业集群所带来的效应,助力企业提升研发创新能力与生产技术水平,最终促进其价值链的攀升。
第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始终坚持在跨境贸易中“双轨并行”战略方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中;同时,也要立足中国国情与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强化在数字贸易中的核心主导权地位。依托本国的自主研发能力以及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的体量,凝练出充分展现发展中国家贸易需求的贸易标准范式,并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平台进行引导与推广,进一步搭建起具有国际发展大局观的数字贸易治理方案,彰显中国的“大国智慧”,提供中国的“大国方案”,同时切实提升我国的数字贸易战略发展地位。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林发勤,吕雨桐.跨国并购能否驱动企业创新?基于技术和资源互补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22(10).
[2]谢红军,蒋殿春.竞争优势、资产价格与中国海外并购[J].金融研究,2017(01).
[3]万筱雯,杨波.企业跨国并购与绿色创新能力: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22(09).
[4]彭晴,高凡,李杰.看不见的数字屏障: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全球跨国并购[J].中国工业经济,2024(09).
[5]詹晓宁,欧阳永福.数字经济下全球投资的新趋势与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战略[J].管理世界,2018.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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