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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减贫 |
| 第770期 作者：□文/苗毅琨 时间：2026/2/1 10:00:49 浏览：21次 |
［提要］ 本文以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减贫为主题，系统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脉络、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经济效应，重点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减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收入增长、改善收入分配、提升金融可得性以及激励创业等多重渠道，显著助力农村贫困减缓。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乡村减贫；减贫渠道
中图分类号：F124.1；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9月26日
一、研究背景
在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上，“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前身是“普惠金融”，由联合国在2005年的国际小额信贷年上首次提出，旨在通过坚持商业可持续性原则，将政策支持与市场相结合，设置激励和约束机制，帮助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确保可持续发展，从而缩小甚至解决全球贫富差距问题。我国积极倡导普惠金融，然而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却受到较高金融服务成本的制约，在现实中难以快速实施。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着力扩大金融服务半径，构建以安全为前提、以百姓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我国扶贫工作的持续推进中，金融扶贫已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数字普惠金融以其独特的优势，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使得每个人在享受金融服务方面都能获得平等的权利。此金融模式的普及，既成功将边缘群体融入正规金融体系，又显著增强其自主发展潜能，从而助力脱贫增收，有力促进金融扶贫工作的纵深发展。
二、数字普惠金融研究综述
数字普惠金融的飞速发展有助于提高金融资源在市场上的分配效率，在当前数字经济的浪潮里，这一核心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前身是普惠金融。2005年，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金融排斥”问题，世界银行开始积极倡导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并进一步将普惠金融定义为个人和企业能够以负担得起的成本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且以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满足他们的需求，其中包括金融交易、支付、储蓄、信贷以及保险等。Jansen（2011）将普惠金融的实现定义为：确保金融资源能力较差的弱势群体能够以可接受的价格获得金融服务。Demirguc-Kunt（2014）从金融机构发展长久性的角度出发，指出金融机构要在经营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以可接受的价格为穷人、小微企业、农村、绿色经济等提供金融服务。Honohan（2005）认为普惠金融应具备促进内需扩大、推动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以及建立包容性社会四大功能。这些功能反映了普惠金融在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数字普惠金融是科技赋能金融，是金融的数字化创新，是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借助这些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提供更高的交易便利性，有效缓解金融排斥问题。Galak J（2011）在对小额信贷机构的分析中认为，互联网金融服务相较于传统金融模式，存在独特的创新性，它可以降低信贷服务的成本。
（三）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经济增长趋势、国家政策、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科技的融合大大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郭妍等（2020）指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硬件设备、网络普及程度、农民教育程度以及金融知识的汲取程度等多个因素的制约。陈文和陈小辉（2022）探讨了政府在教育引导和监管层面所采取的措施对金融科技领域革新活动产生的效应。研究表明，尽管政策制定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然而现有的监管框架并不能完全制止金融科技在某些领域的过度突破性创新行为；同时，现有的扶持和管理政策对于金融科技内在蕴含的风险水平并无直接影响。
（四）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Fu C（202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生产性投资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对农户金融素养的提高也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纪明（2022）和焦瑾璞（2015）等从地级市层面出发，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进程中对推动共同富裕和刺激消费有着显著带动作用。Park（2015）和Manyika J（2015）通过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较高的水平，并且有丰富的金融产品和完善的金融市场，那么这个国家的数字普惠金融会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随后，其在减少国内贫困人口的比重、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能有效地缓解贫困居民的窘境，缩小城乡差距。Hengni F（2024）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从而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
三、传统金融发展与减贫的关系
目前，尽管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领域的一种创新模式，在减贫及改善收入分配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文献，但国内外学者对于其完整的理论体系构建尚处在探索阶段。多数研究聚焦于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积极效应及其对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作用。综合国内外研究，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主要分为三种观点：
一是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积极作用。Jalilian等（2002）采用计量方法，发现金融发展与减贫之间呈正相关，具体而言，金融发展每提升1%，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群收入大约增加0.4%。丁志国等（2011）基于2000～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证实了金融发展在反贫困中的积极作用，并指出其通过间接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更为显著，直接减贫效应相对较小。
二是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负面影响，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关系取决于特定的条件。在特定情境下，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具有双重性。Galor和Zeira（1993）指出，金融发展既可能通过推动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也可能因恶化收入分配而加剧贫困。因此，在推动金融发展的同时，需注重平衡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效应，确保贫困人群真正受益。Rajan和Zingales（2003）研究表明，在竞争充分且开放的金融环境下，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反之，在缺乏竞争的金融体系中，贫困者往往依赖于作用有限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这些机构有时甚至存在失信问题，进而阻碍了贫困减缓的进程。
三是金融发展与减贫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提出，金融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初期会扩大贫富差距，这源于金融服务的高门槛，导致收入分配不公，进而不利于贫困人口的福祉；然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金融服务的普及使得更多人受益，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对减贫产生积极效果。Townsend和Ueda（2006）对GJ模型进行了动态化改进，进一步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非线性的关系，在未达到门槛前，金融发展可能加剧不平等；越过门槛后，则有助于缩小差距。崔艳娟和孙刚（2012）则进一步提出了金融发展对减贫的G-J效应，即金融发展初期可能会加剧贫困，但随着金融体系的成熟和完善，其对贫困的减缓作用逐渐显现。
四、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减贫
（一）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减贫的影响。McKinnon（1973）和Shaw（1973）的研究认为，金融抑制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是这些国家难以摆脱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发展普惠金融可以缓解金融抑制现象，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之前，学者围绕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概念提出之后，研究对象才转向数字普惠金融。
卢盼盼等（2017）研究了发展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的影响，选取我国2005～2014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YS-GMM估计方法证实了发展普惠金融确实能够促进减贫。从普惠金融的细分维度看，贷款密度的减贫效应比银行网点密度和银行从业人员密度的减贫效应更大。马彧菲等（2017）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过研究所设计的衡量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与前者不同，其设计的普惠金融指数涵盖“宏观” “银行”和“保险”三个维度、11个三级指标，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降维合成中国各省份2005～2013年的普惠金融指数，随后实证检验了发展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的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数字科技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也能起到显著的减贫作用。多项研究表明，金融服务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创业活动，进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普及和提升对于减贫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传统金融机构对于农民群体的信贷支持相对有限，导致农民群体脱离贫困的程度有限。Gabor和Brooks（2017）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人群获得金融服务非常重要。黄倩等（2019）基于201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 LSDV、2SLS和IV-GMM的估计方法，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作用；相较于富裕群体，减贫作用在贫困群体上更为显著。刘锦怡等（2020）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也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
（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减贫的渠道。黄倩等（201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的显著作用是通过促进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改善两种机制来实现的；蔡皎洁（2022）的研究结论与其类似，认为减贫是通过经济发展和城乡收入分配两个渠道来实现的；石玲玲等（2022）的研究也认为，减贫是通过促进收入增长来实现的。与上述学者的观点不同，刘锦怡等（2020）的研究认为，减贫是通过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高乡村的金融可得性来实现的；而鹿光耀等（2022）的研究则认为减贫的渠道是促进农户创业。
五、文献述评
尽管学界对金融发展能否缓解贫困尚未形成定论，但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已获得广泛认同。少数研究指出，金融发展难以对贫困减缓产生正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金融资源和服务未能充分覆盖贫困群体，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阻碍了贫困的缓解。然而，这一观点也间接支持了普惠金融在贫困减缓中的积极作用。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联，为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探索提供了方向，并确认了其积极作用。然而，金融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并非等同，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同时，现有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减贫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其某一具体形式对减贫的影响，很少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视角出发，全面客观地评估其发展水平，并深入探究其对贫困减缓的效应。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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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倩，李政，熊德平.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及其传导机制［J］.改革，2019（11）.
［4］纪明，曾曦昊.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促进作用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2（05）.
［5］焦瑾璞，黄亭亭，汪天都，等.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及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5（04）.
［6］刘锦怡，刘纯阳.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效果与机制［J］.财经论丛，2020（01）.
［7］鹿光耀，袁云云，吴春雅.数字普惠金融有益于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吗？——基于江西“百村千户”的调研数据［J］.江西社会科学，20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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