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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金融促进经济增长区域异质性分析 |
| 第770期 作者：□文/佟 杉 时间：2026/2/1 10:03:23 浏览：26次 |
［提要］ 在我国经济发展重点由“速度”向“质量”转变过程中，绿色金融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选取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选择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碳金融等五个维度测算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并将30个省（区、市）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测算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在地区的发展呈现“U”型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绿色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关键词：“双碳”目标；绿色金融；固定效应模型；绿色金融发展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0月13日
在“双碳”目标下，中国经济和结构转型迫切需要绿色金融的推动。绿色金融体系以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发展基金、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地方绿色金融、绿色金融国际合作这六个领域，推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绿色金融体系支持效率。绿色金融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由于各省份经济发展模式、金融发展基础、国家绿色金融政策辐射效应等不同，绿色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差异性同样不可忽视。有鉴于此，需要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绿色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绿色金融这一概念的兴起与实践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各发达经济体，各国极力寻找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之间的平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绿色金融相关制度制定以及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运用较为成熟，其实践经验充分说明，绿色投资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效果显著。
同样面临环境问题的中国，也亟须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将金融资源引向绿色项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张承惠、谢孟泽等（2016）指出，由于当前发展程度的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描述绿色金融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侧重于关注未来的气候变化以及相关技术调整的金融手段，发展中国家侧重于金融对减少化石能源消耗的引导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马骏（2015）指出绿色金融体系是通过贷款、私募投资、债券和股票发行、保险、排放权交易等金融服务将社会资金引入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但朱兰、郭熙保（2022）指出，在“双碳”目标下的绿色金融体系，仍存在绿色金融标准不一致，技术、人才不足，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足，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仍需从政策、标准、监管、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无论是国外的发展历程还是中国的经验都表明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绿色金融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绿色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体现。宏观层面，绿色金融会促进经济总体数据的增长。Sachs等（2019）认为绿色金融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于波、范从来（2022）通过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对高质量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并发现GDP水平越高、环境污染水平越低，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中观层面，绿色金融在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张婷等（2022）运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得出，绿色金融主要在资金层面对产业转型升级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引导“两高一剩”产业技术革新。微观层面，绿色金融可以引导个人形成绿色消费理念，推动企业高效节能生产，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王瑶等（2016）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中国的绿色金融通过动员储蓄形成绿色投资，通过税收优惠、降低贷款利率等手段引领绿色消费观念。王康仕等（2019）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绿色金融发展加重了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抑制污染企业投资，促进污染企业低能耗生产，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虽然在总体上看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但是从省份层面看具有一定差异性。首先，从各省的发展状况上看，张友国、白羽洁（2021）指出，中国不同区域的碳排放水平、碳排放驱动因素不同，并且产业结构改进对碳排放的影响也不同，说明国内各地的污染程度不同，由此会造成对绿色金融的需求程度不同。其次，各省的金融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程翔等（2018）运用探索性空间统计技术分析发现，各省市在区域、科技水平、经济基础、对外开放水平等条件的影响下，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且超前区与滞后区之间极差较大。最后，从绿色金融的实施效果层面看，穆学英等（2017）对2005～2014年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各省绿色生产效率呈现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异特征。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于绿色金融的研究已呈现多元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近年来我国也尝试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绿色金融体系，研究发现绿色金融通过不同特色金融产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改善生态环境，惠及企业及个人、产业转型乃至整个经济层面高速发展。但当前研究中对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计算所涉及的指标较少，无法准确描述绿色金融发展水平。
本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从常用的描述绿色金融规模的五个方面即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和碳金融进行测量，使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更贴近现实情况，准确反映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同时，考虑到国内区域间产业结构、科技发展、金融发达程度不同，以至于绿色金融的发达程度以及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补充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异质性研究。本文将以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数据进行分析，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以数据验证并发现其差异性，时间跨度符合实证分析要求并且较能反映发展现状。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根据数据的及时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10～2020年作为研究区间。由于西藏自治区绿色金融发展起步时间晚、数据较少，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取除西藏自治区以及港澳台以外的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数据来源包括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Wind数据库等。
（二）地区划分。绿色金融的发展与产业结构、产业能源使用强度有关，因此以沈小波在测算地区间能源强度差异时所划分的地区为依据，将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
（三）指标变量
1、被解释变量。本文主要刻画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按照支出法进行测算时包含消费、投资、政府采购、进出口净额，较为准确地衡量了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因此将各省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绿色金融发展指数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在下述实证分析中用Score表示。最常用的就是根据李晓西、夏光（2015）的研究，将绿色金融的规模概括为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和碳金融五大板块，通过熵权法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计算，计算出的综合得分即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其中，熵权法能够利用客观的赋权方式进行计算，避免主观赋权法的弊端，同时减小异常值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熵权法对绿色金融发展程度进行综合得分计算。
其计算公式如下：
yij＝■ （1）
yij＝■ （2）
式（1）和式（2）中，yij代表标准化后的指标数值，xij代表第ｉ个省份的第ｊ项指标数值，max（xij）和min（xij）分别代表第ｊ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式（1）为正向指标的计算公式，式（2）为负向指标的计算公式。
计算指标熵为：
eij＝-■■pijlnpij （3）
其中，m为评价指标个数，0≤eij≤1，pij=■。
计算指标权重为：
wij=■ （4）
其中，n为指标数量，eij为指标熵值。
最后，系统得分计算为：
sij=∑wij×yij （5）
其中，运用熵权法得出的绿色金融指数的5个指标及其权重如表1所示。（表1）
由此得出2010～2020年三个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指数的年均值，并依据年均值数据绘制折线图，如图1所示。根据图1可以看出，呈现“U”型，具有较大差异。但从地区年均值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较快，三个地区绿色金融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图1）
3、控制变量。首先，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对控制变量的缺失值运用插值法进行了补充处理。其次，由于控制变量间计量单位不同、数据水平差异较大，为消除变量间因属性不同带来的影响，使结果具有可比性和可靠性，对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都进行无量纲、无数量级差异的标准化数值处理。同样以上文中公式（1）、公式（2）进行极差标准化法处理。
本文借鉴雷汉云等（2020）和周琛影等（2022）对于绿色金融与经济发展异质性的研究中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并依据地区实际情况，主要选取以下六个层面作为控制变量：政府支持力度（gov）、金融发展水平（fin）、对外开放水平（fdi）、总人口（pop）、科技水平（tec）、固定资产投资（fix）。
（四）模型构建。本文研究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运用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同时考虑到时间、各省个体因素的影响，建立以下模型：
gdpit＝β0+β1Scoreit+β2govit+β3fixit+β4finit+β5fdiit+β6popit+β7tecit+μi+γt＋εit （6）
其中，β0为截距项，β1为核心解释变量绿色金融指数的系数，β2～β7为各控制变量系数，μi为个体固定效应，γ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从分析结果来看，大部分变量的平均值都大于标准差，则说明原始数据波动幅度较为平稳、质量较好，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控制变量中，科技水平的标准差大于平均值，变动幅度较大，说明各省研发经费支出差异较大，科技发展水平和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有较大差异。通过进一步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可知，控制变量中的对外开放水平仅次于科技水平，离散程度较大，可见不同省市、年份的对外开放水平差异较大。（表2）
（二）全样本基准回归分析。运用Stata软件进行豪斯曼检验，检验数据是否可以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分析。通过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强烈拒绝原假设，则可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表3为对全国30个省份2010～2020年数据进行全样本基准回归的结果。运用固定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后进行基础回归，得出绿色金融指数对GDP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从整体来看，绿色金融的发展对经济整体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与当前学者研究结论以及本文预期相符。依据GDP收入法计算公式，加入最影响GDP的政府支出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变量进行回归，在控制变量影响下，核心解释变量绿色金融指数的系数仍然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最后一步则将其余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进行回归计算。结果显示，加入所设定的六个控制变量后，绿色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符合当前理论研究结果，模型设定较为准确。在控制变量中，所有控制变量的系数均为正，说明政府支持力度、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总人口和科技水平均对GDP具有积极作用。其中，对外开放水平与总人口的系数不显著，且对外开放水平的系数最小，说明从总体上看，在此模型中对外开放水平和总人口虽然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作用，但影响效果较小。此外，科技水平和政府支持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两变量增长1个单位，GDP分别增长0.4746和0.2561个单位。（表3）
（三）地区异质性分析。表4所示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从三个地区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绿色金融指数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绿色金融指数系数不显著，由此说明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不明显，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表4）
因此得出结论，绿色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中，发达省份、发达城市较多，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科技、人才资源丰富，企业对绿色金融的认知较为先进，同时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在东部地区实施效率较高。西部地区中，虽然整体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开发、扶持政策，西部地区发展得到重视，绿色金融的推广和使用也取得较快发展，依托自然条件如阳光、风力、地广人稀等有利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但相较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的发展仍有上升空间。而中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起步较晚，受其他地区相关政策和实践经验辐射传播程度较低，因技术、人才等原因产业转型速度较慢，因此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
控制变量方面，中部和西部的政府支出系数相较于东部较为显著，说明东部地区拉动经济发展的实力较强，具有地理位置、人才、技术等资源优势，因此政府支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对不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在东部、中部、西部均比较显著，与全国层面相一致。对外开放程度方面，东部地区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凭借地理位置优势，通过对外往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较为明显。总人口指标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系数均不显著，且在中部地区为负相关，说明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投入不一定存在绝对的正向关系，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高劳动力的质量。科技投入系数在三个地区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且中部地区系数最小，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注重科学技术投入，西部地区在近些年来依托绿色经济的发展注重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使用，注重科学技术的研发。
（四）稳健性检验。为确保前述结论的稳健性，将采取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前述实证研究中运用各地区GDP总值代表地区经济水平，为了准确反映消除人口因素影响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地区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结论与前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显著为正，中部地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性不明显且系数值最小。其他控制变量的显著性以及三地区间系数值大小与前文分析结论基本相符，即绿色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的为东部地区，其次为西部地区，贡献程度最差的为中部地区。（表5）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梳理绿色金融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运用熵权法测算绿色金融发展指数，随后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具有区域差异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和西部的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而中部地区由于发展基础、政策等原因，导致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作用不明显。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得出结论，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在地区间呈现较大的差异性。为了进一步提高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增加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完善金融支持经济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绿色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创新和延伸，其主要作用还是作为一种融资方式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和融通资金的职能，进一步促进产业转型和高质量经济发展。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资源配置作用的有效性，为了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不可或缺。
（二）因地制宜发展绿色金融。前文实证分析表明，由于不同区域的工业生产程度、人口、技术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导致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不同。若要通过绿色金融的推广提升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高科技技术条件、产业结构、高耗能企业发展等相关特殊条件，在全国统一大方向下“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区域发展的绿色金融目标，共同推动区域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绿色发展意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全球未来发展的方向，更是新形势下中国发展的主要方向。除了通过政策、创新等实践性举措助力绿色经济发展，注重绿色发展的意识理念也尤为重要。不同主体应加强绿色发展意识，形成共同的绿色发展目标，共同助力绿色金融以及高质量经济发展。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马骏.论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J］.金融论坛，2015.20（05）.
［2］朱兰，郭熙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J］.改革，2022（06）.
［3］于波，范从来.绿色金融、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22（09）.
［4］张婷，李泽辉，崔婕.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44（06）.
［5］王遥，潘冬阳，张笑.绿色金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06）.
［6］王康仕，孙旭然，王凤荣.绿色金融、融资约束与污染企业投资［J］.当代经济管理，2019.41（12）.
［7］张友国，白羽洁.区域差异化“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J］.改革，2021（11）.
［8］程翔，王曼怡，田昕，康萌萌.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空间动态差异与影响因素［J］.金融论坛，2018.23（08）.
［9］穆学英，刘凯，任建兰.中国绿色生产效率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J］.地理科学进展，2017.36（08）.
［10］沈小波，陈语，林伯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扭曲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J］.经济研究，2021.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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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琛影，田发，周腾.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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