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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菏泽市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实证分析 |
| 第771期 作者：□文/孟 垒 楚玉华 董京京 时间：2026/2/16 11:06:17 浏览：10次 |
［提要］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背景下，制造业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本文以资源基础观和技术创新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菏泽市制造业企业实证调查，探讨企业内部资源四个核心维度——人员能力、资金计划、科技产品与文化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内部资源各维度的数字化转型均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内部资源；创新绩效
基金项目：2024年菏泽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菏泽市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项目编号：ZZ-2024-57）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9月15日
引言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制造业正全面迈向深度数字化转型阶段。这一趋势不仅推动了企业在技术层面的快速演进，也成为其提升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路径。菏泽市作为山东省西南部的地级市，凭借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与丰富的人口红利，具备良好的数字化转型潜力。然而，与省内先进城市相比，菏泽制造业整体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企业普遍面临内部资源配置不足、数字技术应用薄弱、创新体系不完善等现实困境。尤其是数量众多的中小制造企业，在组织结构、人员能力、财务机制、科技产品和企业文化等内部资源维度上存在短板，迫切需要借助数字化工具重塑资源配置逻辑，以提高创新绩效与市场响应能力。
尽管已有研究广泛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相关成果日益丰富但聚焦于“内部资源-数字化转型-创新绩效”完整逻辑链条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有限，尤其是在中小制造企业和县域经济情境下的实证分析明显不足。现有文献大多从单一视角出发，缺乏对不同类型内部资源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作用路径与差异性的深入探讨。因此，深入研究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如何实现资源重构与创新驱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紧迫性。本文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第一，制造企业的内部资源是否显著影响其创新绩效；第二，数字化转型是否在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第三，不同类型的内部资源（如人力能力、资金计划、技术产品与文化管理）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
本研究旨在构建并实证检验“内部资源-数字化转型-创新绩效”的结构模型，全面揭示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路径提升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与作用逻辑。具体而言，将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识别内部资源的多维构成及其影响路径；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与中介机制；对比不同类型内部资源在驱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提升过程中的路径差异与强度。研究目标在于为制造业企业管理者提供科学的资源配置与能力建设建议，为地方政府制定支持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提供实证支撑，从而助力区域制造业实现数字驱动下的高质量转型升级。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本研究主要基于资源基础观（RBV）与技术创新理论构建分析框架。RBV强调企业内部资源的异质性、不可模仿性及组织嵌入性，认为具备这些特征的资源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该理论为理解企业如何整合人员能力、资金计划、技术产品与文化管理等关键内部要素，构建创新能力与战略优势提供了理论基础。
RBV强调动态资源配置与组织适应能力，指出企业在应对复杂、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必须通过有效的资源重组构建持续竞争力。而技术创新理论则聚焦于新兴技术驱动组织结构变革与价值创造的过程。该理论认为，企业通过技术的采纳与运用，不仅可以实现流程优化和业务重构，还能增强组织绩效与市场适应性。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技术创新不仅直接推动创新成果的产出，还会通过重塑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和能力体系，引发更深层次的转型与升级。
因此，将RBV与技术创新理论相结合，有助于全面理解“内部资源-数字化转型-创新绩效”之间的因果链条。一方面，RBV揭示了企业资源投入对竞争优势的基础性驱动作用；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理论则突出了数字化变革对实现资源价值转化与绩效提升的中介机制。二者的整合为本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与逻辑路径依据。
（二）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和配置效率是其持续创新与绩效提升的重要基础。根据RBV理论，只有那些具备稀缺性、不可替代性、难以模仿性以及组织嵌入性的资源，才构成企业真正的竞争优势。
在人员能力方面，员工的知识结构、跨职能能力及组织学习意愿是推动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Zhao et al.（2022）指出，高技能人才与高效的知识共享机制显著增强了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Almarri & Gardiner（2021）强调，人力资本不仅影响创新效率，更是推动企业数字化采纳的关键支撑力量。在文化管理维度，强调协作、开放与容错的文化氛围可为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Lee et al.（2023）发现，创新导向型文化显著促进了信息共享与跨部门协作，有效提升了创新项目的成功率。Wu et al.（2022）也证实，“知识共享”与“变革认知”在文化管理中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资金计划方面，灵活的资金安排与战略性投资能力是企业实施研发活动和试错实验的基础保障。Wang & Zhang（2021）的研究表明，资金获取渠道多样化与财务管理能力提升，显著增强了企业在高风险创新领域的投入意愿。
综上所述，人员能力、资金计划与文化管理作为内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程度上共同支撑着企业的创新行为与绩效成果。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内部资源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内部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企业内部资源不仅是数字化转型的支撑要素，更是其能否成功实施的核心基础。依据RBV理论，数字化战略能否深入推进，取决于企业是否拥有可以被有效配置与整合的独特资源。在数字化背景下，内部资源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辅助因素”转变为与技术融合的“变革性力量”。
人员能力方面，员工的数字素养与管理层的技术敏感度决定了信息系统采纳的速度与效果；资金计划影响着智能化设备采购、平台建设与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的广度与深度；技术资源则直接构成数字化工具、流程再造和自动化系统的载体；而文化资源通过组织氛围、认知模式与员工行为塑造，为数字化变革提供战略共识与内在驱动力。已有研究表明，资源基础扎实的企业更有能力在数字化战略中进行有效投资与持续优化。例如，具有学习型文化和跨部门协同机制的企业，往往更易实现系统整合、信息共享与数据驱动决策，从而提高数字化落地的适配性与成功率。因此，内部资源不仅影响数字化系统的部署能力，更决定了转型过程中是否能够实现协同升级与持续迭代。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内部资源对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四）数字化转型的中介作用。在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之间，数字化转型扮演着连接与转化的桥梁角色。企业通过数字化路径对人力、财务、技术和文化资源进行整合重构，进而实现资源效能最大化，并转化为具体的创新产出。具体而言，人员能力通过系统培训和技能更新，转化为员工的数字能力与协同操作能力，推动流程优化与知识共享；资金计划通过预算系统与投资机制支撑信息平台搭建，保障技术部署的可持续性；科技产品通过数据平台、智能制造工具等载体提高产品设计与服务交付的效率；而文化管理通过塑造开放、学习与变革导向型的组织环境，强化员工对数字化战略的认同与执行力。这些机制说明，数字化转型不仅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优化，更是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关键中介。研究表明，在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制造企业中，内部资源对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说明中介效应的存在具备现实基础。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化转型在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以山东省菏泽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在线问卷调查方式获取一手数据。调查时间为2025年3月至4月，问卷涵盖企业内部资源、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等七个方面，共计60个题项，使用Likert五点评分量表。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75份，有效率达95.8%。为保证数据质量，剔除经营异常、数据缺失严重或非制造类企业样本。最终样本主要分布于专用设备制造、食品加工、化工材料和电子信息等行业，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企业占比21.4%，食品加工企业占18.3%，化工材料制造企业占15.7%，电子信息类企业占13.0%。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占比67.5%，国有企业占比24.3%，合资及其他类型企业占比8.2%。在规模结构上，员工人数在100～1，000人的中型企业占比约61.2%，反映出菏泽市制造业企业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基本特征。本研究使用SPSS 26.0和SmartPLS 4.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信效度检验与结构建模，确保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绩效（IP）。企业创新绩效用于衡量企业在产品开发、技术升级和市场竞争力方面的创新成果，体现其在动态市场中的响应能力和技术领先性。本研究借鉴现有文献，从三个维度构建测量指标体系，包括产品更新速度、技术领先程度和市场表现。
具体测量包括9个题项，例如：“本企业通常是行业内最早推出新产品的企业” “我司新产品在市场中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员工的生产效率显著优于主要竞争对手”等，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进行评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所有题项得分汇总后计算均值，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企业内部资源（IR）。企业内部资源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反映企业在组织运营与战略管理中所掌握的关键要素。基于资源基础观（RBV），内部资源被划分为以下四个维度：人员能力（HR）：反映管理者与员工的数字素养、协同能力以及跨部门沟通能力，共包含8个题项；资金计划（FP）：衡量企业在融资结构、数字化投资、预算分配与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战略性资源配置能力，共9个题项；科技产品（TP）：反映企业在技术应用、新产品开发、自动化设备配置等方面的数字技术能力，共7个题项；文化管理（CM）：评价文化管理对数字化转型的支持程度，包括是否鼓励创新、容忍失败、支持团队协作与知识共享等内容，共7个题项。四个维度均采用Likert五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进行测量，各维度得分合并后，反映企业整体内部资源水平。
3、中介变量：数字化转型（DT）。数字化转型作为本研究的中介变量，衡量企业在数字技术采纳、系统平台使用与流程智能化等方面的实施水平。指标设计参考了Vial（2019）与Li et al.（2023）的测量框架，包含数字系统的部署与整合（如ERP、CRM等）、智能制造与流程再造、客户响应效率、内部数据共享与流程协同能力等内容，共计8个题项。采用Likert五点计分法，所有题项均值作为该变量的最终测量值。
4、控制变量。为提高模型的解释力，控制外部干扰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本文设置如下控制变量：（1）企业成立年限（Years）：按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划分，反映企业的运营成熟度；（2）企业规模（Scale）：依据企业在职员工人数分为五个等级（≤100人、101～300人、301～1，000人、1，001～5，000人、≥5，000人），体现企业的资源承载能力；（3）企业性质（Type）：根据企业所有制类型分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考虑不同治理结构对战略决策的影响；（4）人员职务（Position）：区分普通员工与管理层，以控制答题者在组织中的认知层级对主观评价的偏差；（5）人口统计变量：性别（Gender）：男性/女性；年龄（Age）：按区间划分（20岁以下、21～30岁、31～40岁、41～50岁、51岁及以上）；文化程度（Edu）：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这些变量作为控制项纳入结构方程模型，以排除样本异质性和个人认知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表1）
（三）模型设计。本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构建理论模型，系统探讨企业内部资源、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内部资源被定义为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核心要素，包括人员能力、资金计划、科技产品与文化管理四个维度。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若能够有效整合这些具有异质性与组织嵌入性的资源，将有助于形成持续竞争优势，从而提升创新绩效。与此同时，技术创新理论强调新技术的采纳与应用是驱动企业创新的重要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引入数字化转型作为中介变量，旨在揭示企业内部资源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配置、重构流程，进而提升创新产出水平。模型设定了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内部资源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路径；二是通过数字化转型的中介路径实现对创新绩效的间接促进作用。总体来看，该理论模型不仅关注资源禀赋的静态配置，更强调数字化过程对资源转化效率的推动效应，旨在揭示制造业企业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实现创新驱动的核心机制。（图1）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描述统计显示，所有变量的取值范围为1～5，数据中不存在异常值，样本量为575，表明数据完整性良好。从均值来看，各变量的均值在3.49（CM）～3.74（HR）之间，表明受访者对相关变量的总体评价较为积极，倾向于“同意”或“较高”水平。其中，HR（3.74）和FP（3.70）的均值最高，表明公司在人员能力和资金计划方面相对较强；而CM（3.49）的均值最低，表明文化管理相对较弱。（表2）
标准差和方差分析显示，所有变量的标准差在1.00～1.10之间，方差在1.00～1.21之间，表明数据分布比较均匀，没有明显的离散值，受访者在各变量上的得分比较一致，没有出现极端差异。综上所述，本研究数据质量较高，分布合理，为后续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建立提供了可靠基础。
三、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检验。在对“内部资源→创新绩效”的结构路径进行Bootstrapping（5，000次重抽样）检验后，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内部资源（IR）对创新绩效（IP）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19，标准误差0.04，对应t值为4.56，显著性水平p＜0.001，表明当企业整体内部资源提升1个标准单位时，创新绩效平均提高0.19个标准单位，且该效应高度显著。（表3）
（二）内部资源与数字化转型检验。企业各类内部资源对数字化转型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技术产品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最为显著（β=0.269，p＜0.001），说明先进的设备和信息系统是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进程的关键基础。文化管理的影响次之（β=0.141，p=0.001），表明鼓励创新、协作和变革的企业文化有助于提升员工对数字化的认同与接受程度。资金计划和人员能力的影响虽也显著（β分别为0.113和0.106，p＜0.05），但相对较弱，说明资金投入与人才储备虽为必要条件，但其作用需通过技术和文化的配合才能真正转化为数字化成效。整体来看，企业若希望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应优先强化技术基础与文化管理，同时注重财务支持与员工能力的提升，形成资源协同、系统推进的转型机制。（表4）
（三）数字化转型中介效应检验。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尤其在科技产品与文化管理两个维度表现最为突出。具体来看，科技产品通过数字化路径对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最强（β=0.03，p=0.01），表明硬件设施和信息系统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关键支点。文化管理的中介效应也显著（β=0.01，p=0.03），这说明鼓励协作与变革的组织氛围有助于数字化落地与创新提升。相较之下，人员能力与资金计划的间接路径未达显著水平（p＞0.05），提示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的资源尚未通过数字化有效转化为创新成果。整体而言，结果验证了“资源整合-数字赋能-创新产出”的逻辑路径，强调技术基础与文化管理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作用。（表5）
（四）稳健性检验。为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结论的稳固性，本文从路径显著性、中介效应验证与模型预测能力等多个角度开展了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6。（表6）
1、主要路径显著性检验。通过SmartPLS模型运行结果可见，核心路径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内部资源（IR）→数字化转型（DT）的路径系数为0.145，p=0.001；数字化转型（DT）→创新绩效（IP）的路径系数为0.109，p=0.008；内部资源（IR）→创新绩效（IP）的路径系数为0.198，p=0.000。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内部资源不仅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也通过数字化转型间接发挥作用，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2、中介效应稳健性验证。从间接路径来看，IR→DT→IP的中介效应为0.016，p=0.047，显著性较高，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之间确实发挥着中介作用。同时，CM→DT→IP（0.015，p=0.038）和TP→DT→IP（0.030，p=0.016）也呈现出稳定有效的中介路径，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3、模型的解释力与预测能力。决定系数（R2）分别为DT模块0.315、IP模块0.388，表明模型解释能力较强；Stone-GeisserQ2预测指标分别为DT：0.300、IP：0.366，呈现正向预测能力；RMSE和MAE均在可接受范围内（DT：0.840/0.662，IP：0.799/0.609）。
综上，本文模型结构科学合理，路径稳定，各项检验指标均支持研究假设，说明“内部资源→数字化转型→创新绩效”的理论路径具有良好的稳健性和实证解释力。
（五）异质性检验。为深入探讨不同类型企业在“内部资源-数字化转型-创新绩效”路径机制中的差异性表现，本文进一步进行了异质性检验，主要依据企业性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和企业规模（小微企业与中大型企业）进行分组比较。（表7）
1、企业性质视角下的组间差异。初步分析表明，民营企业中IR→DT的路径系数明显高于国有企业，显示出民营企业在资源敏感性与数字化战略响应方面更为主动。与此同时，DT→IP路径在民营企业中亦表现出更强的显著性，表明其数字化成果对创新绩效的转化效率更高。
2、企业规模视角下的组间差异。在中大型企业样本中，TP→DT与DT→IP的路径系数整体较高，反映出这类企业在资源整合、系统部署及数字平台利用方面具备更大优势。而小微企业则更多依赖于文化管理与员工素养推动数字化进程，其路径效应相对较弱但仍具实效性。
综上，异质性检验揭示了企业属性变量对核心路径机制的调节效应，提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管理者在推进数字化战略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企业的性质与规模差异，采取差异化、分层次的支持策略，以提升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性和创新绩效的实现水平。
四、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本文基于对菏泽市制造业企业的实地调查与问卷数据，运用SmartPLS路径建模方法系统探讨了“内部资源-数字化转型-创新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内部资源，包括人员能力、资金计划、科技产品与文化管理，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其中科技产品的作用尤为突出。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在内部资源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表现出数字化手段对传统资源价值的整合与放大效应。研究还发现，不同资源维度在转化路径中表现出差异性，科技产品更容易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创新绩效的跃升，而人力与文化等软资源则更多体现在支持与协同方面。此外，模型解释力与预测能力良好，表明构建的理论路径框架适用于区域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情境。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不同企业属性对路径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民营企业与中大型企业在资源转化效率与创新输出方面表现更为积极，提示推动数字化转型需结合企业类型进行分层施策。
（二）研究启示。结合研究结论，针对菏泽市制造业企业的现实状况与资源基础，应以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系统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提升创新驱动能力。在具体路径上，首先需增强企业对人力、技术与财务等核心资源的数字化整合能力，推动“资源数字重构”计划，通过流程再造与平台建设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尤其对于中小制造企业，应构建可复制的数字化平台与技术支持体系，帮助其克服转型门槛，释放转型潜力。同时，建议建立差异化的政策支持机制，依据企业性质与规模精准匹配补贴方式与转型引导，提升政策资源的配置效率。区域层面，可推动产学研联动机制，打造数字实验室和协同创新平台，促进知识、人才与技术的区域流动，形成创新合力。此外，应注重“示范—推广”模式的构建，通过培育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总结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提升整体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数字化水平。
综上，企业应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创新突破的战略手段；政策制定者亦需立足区域实际，分类引导，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体系，共同推进菏泽市制造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菏泽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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