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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研究 |
| 第771期 作者：□文/周璐瑶 李佳蔚 时间：2026/2/16 13:32:12 浏览：5次 |
［提要］ 作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与实践平台，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建设已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构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探究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阶段和科技创新空间结构演变特征，进而明晰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动态演进；对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测度与演进趋势预测；选取科技创新能力核心指标对西湾、中湾、东湾、港澳湾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总体分析。据此，从协同发展顶层设计、产业协同体系、打造人才高地等方面提出促进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政策建议，以期为大湾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共建课题：“人工智能时代广州推动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研究”（项目编号：2025GZGJ147）；2023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项目：“广东职业本科院校‘学术漂移’倾向表征、影响机理与‘回归’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GXJK739）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9月11日
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动态演进
（一）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参考《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等报告，并借鉴《中国创新发展报告（2020—2021）》和《科技创新：中国未来30年强国之路》中的创新能力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在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基本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将相对指标和总量指标相结合，同时兼顾港澳地区与内地城市的指标数据可比性、可扩展性、可获得性和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新效益四个维度共16个指标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测度。（表1）
（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阶段分析。为深入分析科技创新能力发展阶段，选择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16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所选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公布的广东省主要科技统计指标、广东各地市历年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的历年《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公布的《统计年鉴》等。对于个别存在残缺值的指标，采用线性趋势插值法进行填补计算。
根据2000～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16项指标数据，运用层次聚类算法中的Ward法，使用平方欧式距离测量方法，将原数据按变量进行标准化后对年份个案进行聚类，得到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阶段的聚类谱系图。结果显示，可以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4年，为湾区建设起步阶段。2003年迎来CEPA服务贸易自由化，粤港澳逐步成为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整体；2004年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第二阶段是2005～2014年，为湾区合作稳步发展阶段。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明确划分“粤港澳跨界合作发展地区”，在官方文件中正式出现“湾区”概念。随后，“大珠三角” “泛珠区域”合作逐步落实，以粤港澳为基点的区域合作不断深化拓展。第三阶段是2015～2021年，为湾区快速发展阶段。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首次被明确提出；随后，粤港澳大湾区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21～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横琴、前海、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进行全面规划部署。
（三）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空间格局分析。为了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各个阶段的科技创新空间格局分布，将根据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创新活力与科技创新绩效进行不同年度的标准差椭圆分析和基于全局Getis-Ord General G法的科技创新空间分析。该数据利用1990～2020年全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库的全量企业信息，从新建企业数量、吸引外来投资、吸引风险投资、专利授权数量、商标注册数量等五个维度构建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将技术、人才、投资等领域的数据有机联系起来，多维度综合评价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基于Arcgis 10.7的空间统计分析，研究数据主要包括199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科技创新总量指数，所选取数据利用指标人均值进行测算，其标准差椭圆图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分布由1990年的“东北—西南”空间格局逐渐转变为2020年的“东—西”空间格局。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分布逐渐转向西北方，主要包括佛山市和肇庆市，通过重点培育广佛肇经济圈可拉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产业协作、交通运输、区域合作、社会事务、环境保护、旅游合作、规划对接等八大重点领域向西发展，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可吸引科技创新活动向椭圆西部和北部地区发展聚集，充分发挥广州、深圳等城市在实施创新驱动中的核心带动作用，释放大湾区创新型城市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从而推动创新驱动战略由东向西发展、由点到面实施。
根据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IRIEC），运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SDE）方法得到1990～2020年科技创新特征椭圆参数。标准差椭圆的生成面积表示范围显示，1990～2020年间，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发展范围越来越大，但椭圆中心始终在广州市南沙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椭圆长轴和短轴的长度均有所增大，这表现了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集聚扩散特征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较明显。空间旋转角由1990年的78.665°逐步增加到2020年的89.904°，生成的椭圆覆盖广深科技创新走廊。
为了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空间自相关情况有一个整体了解，对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的科技创新指数进行高低值聚类分析。设置评估字段分别为不同年份的科技创新总量指数得分；考虑到科技创新活动通常会随着距离的加大而递减，概念化模式为反距离平方模型，采取INVERSE_DISTANCE_SQUARED确定空间权重矩阵；距离计算方式为欧式距离；对空间权重矩阵执行标准化处理。科技创新指数高低值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科技创新指数的General G观测值均大于预期指数，同时相应的Z得分值在［1.65，1.96］区间，观测值有90%的可能性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科技创新指数在空间上表现为高值集聚分布，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集中在几个热点区域。大湾区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香港三地，广州有大量的科研机构；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崛起的特大新兴城市，其科技创新力量主要在各类高科技企业；香港作为全球高等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其科技创新力量主要在各类大学，而其他城市则普遍缺乏科技创新型大学和研究机构，这已成为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短板。
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演进趋势与区域分析
（一）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综合测度。根据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对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新效益四个维度共16个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四个维度的得分，进而计算得出2000～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综合得分，结果如表2所示。（表2）
观察科技创新能力综合分值的时间序列图，经采用线性模型、二次模型、三次模型、复合模型、增长模型、Logistic模型、指数模型等进行曲线估计，估算2000～2050年的51个预测值，拟合结果显示二次曲线的拟合优度最佳，其拟合优度为99.6%，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时，回归方程和回归系数均显著。
（二）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演进趋势预测。根据2000～2050年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综合得分演进规律以及2025年、2035年和2050年趋势值预测结果，当取时间期数t为26、36、51时，即2025年、2035年、2050年，其科技创新综合得分的预测值分别为2.81、5.71、11.38。2000～2004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起步阶段，综合得分水平一直较低，平均增长速度为13.2%；2005～2011年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的稳步发展阶段，综合得分水平仍然较低，但逐年提升，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3.4%；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改善，综合得分水平显著提升，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31.6%。可见，上述测度结果与聚类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粤港澳大湾区得到很好的落实。
（三）五大城市群区域创新能力比较分析。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总人口141，175万人，城镇常住人口92，071万人，城镇化率达65.22%。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城市发展从单一的城市逐步扩展到都市圈，再到城市群。2006年“城市群”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指由一群在地理上集中分布、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组成。城市群发展作为地区发展和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组织形式，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引擎，实现了更高程度上的区域协同发展，可见中国正步入区域城市协调发展新阶段。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建设。19个城市群中，处于优化提升第一梯队的是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经济活力最高、人口增量最多和发展潜力最大的世界级城市群，2021年专利授权数突破120万件，发明专利授权数达16.34万件，以绝对优势稳居我国五大城市群之首。多中心优势突出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专利授权数上远超京津冀城市群，但在更能衡量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方面，两大城市群较为接近，这说明粤港澳大湾区专利申请活跃，同时也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的创新质量较高。前三大城市群旨在打造国际目标，长江中游城市群以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推动中部崛起，但由于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心城市，整体创新能力有待提升；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点和现代产业基地，成渝城市群是我国西部地区最重要的科技创新先导区，这两大城市群都具备较为强劲的科技创新增长动力。
从城市视角来看，仅北京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处于最高等级，上海市和深圳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处于较高等级；广州市、苏州市、南京市、杭州市、武汉市和成都市等6个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处于中等等级；天津市、南通市、常州市、无锡市、宁波市、绍兴市、台州市、合肥市、长沙市、重庆市、东莞市、珠海市、佛山市等13个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处于较低等级；其余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均处于最低等级。
从区域视角来看，五大城市群的科技创新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长三角城市群的科技创新活力最为突出。以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为中心的集聚趋势明显，科技创新要素、高科技企业、科创人才在长三角地区实现聚合，区域性的科技创新协同水平在五大城市群中最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长三角一体化的建设成效，但是核心城市的创新辐射带动效应有待进一步增强。如何协调区域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科创资源分配和要素共享，避免城市间的过度竞争和产业间的同质化也是长三角地区深度一体化面临的问题。第二，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空间布局表现为“两廊两点”架构体系，其突出亮点在于城市群拥有多元的创新主体、完备的产业体系、强大的数字经济和良性的政企互动。但作为唯一一个涵盖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的异质城市群，如何突破跨境行政壁垒并建立三地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面临的关键问题。第三，京津冀协同发展表现为以北京的科技创新能力支撑天津、河北两地的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助力北京科技突破的协同模式。一方面基于北京的集聚资源和辐射带动，城市群创新要素共享以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为驱动力；另一方面京津冀城市群中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也较为突出，仅北京市的创新水平处于最高等级，科技创新成果丰富，天津市处于较低水平，河北省的11地市均处于最低水平，城市间创新发展极不平衡，创新结构亟待优化。如何避免创新资源过度集聚在特大城市并建立区域协同发展的创新共享生态是京津冀城市群面临的挑战。第四，作为全国面积最大的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支点，但区域整体创新水平并不高，仅武汉的科技创新水平处于中等等级，长沙处于较低等级，其余城市均处于最低等级。如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创新协同和产业协同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有待解决的。第五，作为典型的双子星城市，成渝城市群的科技创新水平整体不高，需要抓住国家政策机遇，继续加强成都、重庆两地的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加快建设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如何整合西南地区创新资源，进而发挥对边疆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是成渝城市群有待探索的。通过对比分析可知，五大城市群在地理区位、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各具特色，各城市群应根据区域特点实现协同互补和共享创新的局面。
三、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综合分析
为了客观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状况，将从区域创新能力测度指标体系中选取五个核心指标来分析不同地区的表现。将粤港澳大湾区划分为西湾、中湾、东湾和港澳湾四个区域：西湾包括肇庆、佛山、江门；中湾包括广州、中山、珠海；东湾包括惠州、东莞、深圳；港澳湾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分析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具有如下特点：
（一）西湾、中湾、东湾和港澳湾四个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差距悬殊。一方面，通过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下的R&D经费内部支出、R&D经费投入强度、R&D人员全时当量、专利申请授权量、科技计划项目获立项情况等五项关键指标进行分析可知：东湾和中湾两个区域的五项关键指标均处于粤港澳大湾区领先地位，且整体上大致呈现逐年增加趋势；而西湾和港澳湾的五项核心指标在数值上与东湾、中湾差距较大，部分指标数值在2019年后甚至出现下滑，表明两个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亟待改善，这与西湾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港澳湾较低的科技创新体量有关。各地政产学研等相关部门组织应加强重视，积极引进或培育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增强当地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下的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新效益四个子系统以及综合得分分析结果也显示各区域差距显著，这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在地域上呈现出较为鲜明的特点。对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科技创新综合能力进行聚类分析，根据2000年、2005年、2015年和2021年的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得分，运用层次聚类算法中的Ward法，使用平方欧式距离测量方法，对城市个案进行聚类，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科技创新综合能力的聚类谱系图。结果显示，可以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超大城市深圳，其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成果、科技创新效益得分均位于前列，区域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最强；第二类是广州、香港、澳门这3个城市，科技创新综合能力低于深圳，但高于其他7个城市，其区域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处于领先地位；第三类是珠海、东莞、佛山，其区域科技创新综合能力一般，需要加强改革创新；第四类是惠州、中山、江门、肇庆，其区域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最弱，经济发展与前三类城市存在较大差距，科技创新环境较差，科技创新资源不足，需要改善科技创新环境，加大科技创新资源投入，同时积极引进或培育科技创新人才，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促进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逐年提升。对粤港澳大湾区西湾、中湾、东湾和港澳湾四个区域五项核心指标的描述性分析发现，2017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四个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各地区加强对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视，不断增加科技创新人力投入和财力投入，从而带来科技创新产出质量的提升，同时区域内高技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综上，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在经济发展、制度政策、环境资源、地理区位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各地政府应因地制宜、取长补短、协同互补，形成区域发展合力。
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政策建议
在创新资源投入一定的条件下，通过粤港澳三地创新资源在区域间的分工、竞争与融合来提高创新绩效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实现“2+9＞11”创新协同效应，是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一）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顶层设计。一是通过政策改革创新制度，打造创新要素集聚、高端人才汇集、新兴产业密集的协同发展新模式，进而发展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二是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加强企业和政府间的交流合作，通过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政府提供创新政策等方式扶持并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同时，政府应当着力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三是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推动知识生产、技术商业化和创新扩散，不断实现科技创新、持续发展、不断积累、成果转化和落地应用。推动大学和科研机构加速区域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全力攻克关键技术，促进研究成果向科技成果转换，从而形成强大的创新动力源。四是加大湾区内协同发展战略指引，通过湾区建设促进香港、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政策上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开放程度，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内的软硬联通。发挥前海、南沙、横琴自贸区示范带动作用，将制度的可行性成果进一步推广和不断深化，辐射整个湾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探索并优化“飞地”发展模式，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增加活力和动能。
（二）构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大湾区产业协同体系。一是大湾区协同布局原创性和引领性科技创新发展的领域，发展“人工智能+” “6G”等未来产业，强化“新三样”相关产业，升级和改造传统优势产业，赋能汽车制造、家电制造等制造业当家产业，通过湾区内科技主体的协同发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打好产业发展提前量，抢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先机。要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助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二是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创建湾区产业联合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发展长廊、联合技术攻关团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 “卡身子” “卡手脚”等一系列问题，抢占新领域和新赛道，塑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革新。争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异地配置，打造多个粤港澳大湾区引领性科技创新组团。三是促进湾区内产业规模化聚集，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增强产业链条完整性、安全性和韧性，进一步扩大核心优势产业辐射效应，吸纳更多产业资源，打造湾区内产业发展“双循环”模式，让新质生产力推动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产业，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和特色鲜明的产业高地，不断提升全球影响力，集聚全球产业创新资源，促进新质生产力转化为行业发展的动能。四是强化企业科技协同创新主体地位，增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充分发挥大湾区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在各行各业发展和转化新质生产力。支持企业加入重大科技项目研究，引导大湾区内各创新主体面向产业需求加强合作，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
（三）为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打造人才高地。一是创新人才协同发展政策，促进湾区内科技人才自由流动和互通共享，优化湾区内人才评价机制，做好人才服务工作，推进粤港澳三地专业人才资格互认和职称评审互通，打造大湾区人才一体化发展模式。建立湾区内人才库和人才信息平台，整合人才资源，打破固有的人才管理机制和使用模式，探索更为柔和的联合用人机制，为人才作用的发挥打造更加便利的湾区环境。二是丰富大湾区人才结构，促进人才的多元化发展，实现湾区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坚持“引育用留”齐发力，面向世界招纳各种类型高水平人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解决湾区内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问题，要坚持以协同创新与产业发展需求为牵引，针对性优化湾区内高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三是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教育协同发展的高地，鼓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其他国家高校到大湾区开展合作办学或独立办学，联合培养更具国际视野的高水平人才。打造高校联盟，职教集团，校企合作平台，定期举办湾区教育发展大会，促进人才培养和教育资源以及教育发展信息的互通互享、协同发展，发挥公立、私立、综合性和专业性大学各自的人才培养优势，完善学制、学分和学术成果相互对接和认可的机制。四是丰富教育类型和功能，打造更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和职业技术大学，提升多类型人才培养成效，强化高校科研功能和应用转化能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孵化和落地，让湾区内教育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大湾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教育支撑。强化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营造包容开放的国际化创新文化，促进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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