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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证检验 |
| 第772期 作者：□文/常 亮1，2 方雅岚2 崔亚飞2 时间：2026/3/1 13:39:13 浏览：48次 |
［提要］ 揭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需求的影响，对完善税收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降低企业对商业信用需求的依赖；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优化负债结构，进而降低其对商业信用需求。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税收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增值税留抵退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约束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财政体制机制研究”（AHSKZD2023D04）；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中区域税制协同优化路径与红利共享机制研究”（AHSKY2020D02）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0月22日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对纳税人在特定会计期间内未抵扣完毕的进项税额实施退还的政策安排。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即期退还留抵税额机制。我国自2011年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改革试点，2018年进入规模化阶段。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改革旨在缓解企业现金流约束，增强市场活力，优化市场商业信用环境，塑造更具全球竞争优势的税收治理架构。本文聚焦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改革对企业商业信用需求的影响，采用相关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向交互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DID）模型，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需求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剖析政策传导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与企业商业信用需求。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能够将企业沉淀资金转化为即期可用资源，不仅有效改善企业的现金流状况，还缓解因税款占用带来的财务压力。而且，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所释放的资金，不仅有助于扩大就业和增强研发投入，更关键的是它能有效支持企业的运营与投融资活动，进而充实企业的内部现金流，以及增强其内源性融资能力，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内源融资的扩张速度超过债务融资，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从投资效率角度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减少融资难题和控制代理成本，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起到积极作用，显著改善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和内部融资结构。在减轻企业财务负担条件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有助于解决因融资约束引发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留抵退税提供的流动性可补充内部资金来源，减少对商业信用等外部融资的依赖，降低融资成本，进而削弱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鼓励企业聚焦核心业务，抑制可能出现的“脱实向虚”趋势。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降低了企业商业信用需求
（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融资约束与商业信用需求。企业融资方式通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内部融资，即企业通过自身积累的资金进行投资和发展，这包括留存收益和折旧等内部资金再利用；二是外部融资，企业从外部渠道获取资金。企业在选择融资方式时，通常会遵循一定的顺序和逻辑，以确保融资的有效性和成本控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由抵扣转变为退还资金，增加了企业可用现金流，改善了企业的内源融资状况。而且留抵退税政策不仅可以有效刺激企业投资活动，增强了企业的现金流，还可以激励企业通过外部融资来满足资金需求，从而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对商业信用的过度依赖。俞杰和万陈梦也认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返还企业的留抵税款，增强了企业的现金流，从而提升了其内部资金积累。因此，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商业信用需求
（三）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负债结构与商业信用需求。企业对投融资需求的增加可能导致其负债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弱化其对商业信用的需求。具体而言，通过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引导企业对投资行为的合理预判。融资约束缓解也使得企业对资产与债务的匹配更加合理，有助于企业的负债结构合理化，并减少对短期商业信用资金来源的过度依赖。当企业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长期项目时，将会形成增值税留抵税额，而留抵退税政策则能够有效缓解这些留抵税款对公司现金的挤占，极大激发企业投资热情。而在投融资活动中，企业通常倾向于实现长短期债务与资产期限的相互匹配，由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使得企业融资限制放宽，进而使其对长期贷款的需求得到满足。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优化企业负债结构，进而降低商业信用需求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2014～2023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与企业基本信息，并剔除了经营状况异常的ST及*ST类企业，以及针对企业投资水平等指标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最后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与衍生变量计算，构建包含企业财务状况、经营特征等多维信息的分析数据集。实证方法选择上，本文将2018年印发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70号）（以下简称“70号文”）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2018年及之后的年份界定为政策冲击期，考察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需求的影响。在样本分组方面，遵循政策文件的行业划分标准，实验组为“70号文”中明确指定的18个试点行业，涵盖电网企业、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对照组则为剔除试点行业后的其他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这种分组方式能够有效识别留抵退税政策在特定行业与非试点行业间的差异化影响。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企业商业信用需求（TC）。本文借鉴邓伟等的方法，将其界定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款项）/期末总资产的比值。该指标可以刻画企业对供应链上游商业信用资金的依赖程度。
2、核心解释变量。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交互项（treati×postt）。其中，treati表示企业i是否归属于享受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依据2018年的留抵退税规定，若该企业被列入了包括18种先进制造产业及电网企业名单，则treat=1，否则treat=0。postt表示为第t期留抵退税的实施情况，设定2018年及以后，post=1；2018年之前，post=0。
3、控制变量。依据研究主题，控制变量包括：公司年龄（AGE），以样本数据年份与企业注册年份的差值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规模（SIZE），以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资产负债率（LEV），以期末总负债/期末总资产测度；资产收益率（ROA），以净利润/期末总资产衡量；固定资产有形性（PPE），以期末固定资产净值/期末总资产衡量；公司成长性（GROW），公式为（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三）模型设定。参考吴怡俐等和李静等的研究策略，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改革为一次准自然实验，构建包含双向固定效应的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TCi，t＝α+β1（treati，t×posti，t）＋β2controli，t+μt+υi+εi，t （1）
其中，下标i代表研究样本中企业个体，t表示观测年份。被解释变量TC是企业商业信用需求；交互项中的treat变量用于区分企业是否属于“70号文”规定的18个试点行业，当treat=1时表示企业属于实验组（即政策覆盖的行业），treat=0时则为对照组（未纳入政策范围的行业）；post变量用于标识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post=1表示观测年份为2018年及以后（政策冲击期），post=0则对应2018年以前的基准期；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后，企业商业信用需求较对照组呈现出显著提升，反之，若系数显著为负，则说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降低了企业对商业信用需求；μt和υi分别为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control包含系列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表1为政策效应的相关回归结果，其中列（1）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列（2）则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从两列数据可以看出：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后，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呈现下降趋势，意味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改善了企业现金流，降低了其对供应链上游的信用融资依赖，换言之，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使企业减少了对上游供应商的资金占用，具体表现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及预收款项等需求指标的收缩。因此，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降低了企业的商业信用需求依赖，研究假设1得到实证支持。（表1）
（二）平行趋势检验。双重差分模型要符合对照组与实验组之间满足平行趋势这一前提条件，即对照组未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和实验组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之前，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而在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后，实验组发生趋势变化，而对照组因为没有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故未发生显著改变。本文选取政策试点前的一个时间节点（pre1）作为基准，进行平行趋势检验，相应结果如图1所示：在2018年政策实施当年之前的几期中，事前年份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置信区间均包含0，这表明实施前，对照组和实验组没有显著变化差异，存在共同变化趋势；然而，在2018年政策实施之后，实验组估计值均显著为负并且系数估计值显现出下降趋势。因此，本文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要求。（图1）
（三）中介机制分析。借鉴杨连星等的研究方法，构建如下检验模型，以揭示政策效应的传导渠道：
Yi，t＝α+β3（treati，t×posti，t）＋β4controli，t+μt+υi+εi，t （2）
其中，Yi，t分别代表融资约束和负债结构变量。若回归结果中β3系数显著，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引发了对应机制变量的显著变化。将机制公式（2）代入原基准模型（1），进一步构建中介模型公式（3），以检验其影响企业商业信用需求的中介机制：
TCi，t＝α+β5（treati，t×posti，t）＋β6Yi，t＋β7controli，t+μt+υi+εi，t （3）
1、融资约束的中介分析。参考于井远的研究方法，本文选用主流的SA指数作为融资约束的量化指标。SA指数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反之，则表明缓解了融资约束。将融资约束（SA指数）作为因变量代入机制检验模型（2）后，回归结果如表2中列（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进一步将SA指数作为新增自变量纳入中介模型（3）进行检验，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交互项的系数从列（1）基准回归的-0.013变为-0.015，系数绝对值增大且显著性水平保持稳定。这一变化表明，融资约束在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商业信用需求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因而也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2。（表2）
为进一步探究外源融资渠道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还引入银行借款依赖度（bankd）作为补充机制变量，其定义为（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占总负债的比值，用于衡量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间接融资的程度。回归结果如表2中列（4）、列（5）所示，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0.013，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表明银行借款在政策传导过程中仅发挥了部分机制作用。银行借款作为传统融资渠道，受到较多条件限制，而留抵退税政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更为直接和显著。
2、负债结构的中介分析。当企业获得增值税留抵退税资金后，其债务融资策略的调整直接体现在短期负债率与长期负债率的配比变化上，这种财务结构的优化实质上重塑了企业对商业信用需求的依赖模式。本文借鉴杨连星等的做法，将短期负债率（SL）与长期负债率（LL）作为机制变量。短期负债率为流动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反映了企业短期偿债压力与运营资金周转特征。留抵退税资金的获得往往首先用于短期债务的置换与偿还，短期流动性压力的缓解使企业能够采用现款结算而非强制延长应付账款周期，从而主动压缩商业信用需求。长期负债率的调整则反映了资本结构的战略性转变。留抵退税资金提升了企业信用资质，使其更容易获得低成本的长期融资，长期负债的稳定性减少了企业因短期流动性波动而被迫过度依赖商业信用的可能性。
本文将短期负债率（SL）与长期负债率（LL）作为机制变量，分别代入模型公式（2）和公式（3），检验结果见表3。整体而言，回归系数结果均在5%的显著区间内，且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相较于列（1）基准回归交互项系数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企业负债结构发挥中介机制作用。此外，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短期负债率与长期负债率形成更稳健的资本结构，企业能够避免因临时性资金缺口被迫使用高成本的商业信用融资，进而降低了商业信用需求，本文假设3也得到实证支持。（表3）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向企业返还积压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直接增加企业可支配现金流，该政策实施可能对企业商业信用需求产生影响。第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降低了企业对商业信用的需求。留抵退税政策通过改善企业现金流，优化企业资金配置，有效降低了其对供应链上游的商业信用需求依赖。第二，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负债结构的中介机制，进而降低企业对商业信用的需求。中介机制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和大小均发生了明显变化，表明融资约束和负债结构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影响企业商业信用需求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建议：第一，要突破行业限制，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门槛，扩大退税范围，建立更普惠的退税机制。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直接增加企业现金流，有助于市场主体更好地应对经营困境，尤其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发挥了重要的纾困作用。因此，可考虑调整存量留抵退税的适用条件，提高退还比例，对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等创新主体实行即期全额退还。第二，突出政策扶持导向，构建梯度化退税机制。适时建立分类分层的政策支持体系，破除所有制歧视，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要消除隐形门槛，让民营科技企业真正获得政策红利；同时，构建梯度化退税支持体系，既保障重点行业优先获享政策支持，又兼顾不同规模企业的普惠性需求，从而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确保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落地与全面实施。第三，完善增值税退税分担机制，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建立基于税收来源的差异化分担比例，通过大数据精确测算跨区域交易产生的增值税留抵税额。对于主要税源来自辖区内的企业，适当提高所在地政府的分担比例；对于跨区域经营特征明显的企业，则应建立更高层级的统筹调剂机制。此外，还应强化省级财政统筹协调功能，构建覆盖省、市、县三级资金调度网络，确保增值税留抵退税资金及时返还相关企业账户。
（作者单位：1.淮南矿业集团售电有限责任公司；2.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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