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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经济生成逻辑、矛盾特征和实践研究 |
| 第772期 作者：□文/魏 娟 向仁康 时间：2026/3/1 14:31:25 浏览：27次 |
［提要］ 首发经济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我国首发经济面临首发形式过热和首发内涵冷却、国际品牌强势压境和本土品牌亟待突围、发展成效已初显和发展潜力待释放等三重矛盾。对此，探索首发经济发展的现实路径，需要从“流量变存量” “发展国内品牌提升竞争力”和“因地制宜形成特色优势”等三个方面切入。
关键词：首发经济；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品牌；消费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一般项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测度指标研究”（编号：GD22CXY04）；广东海洋大学科研启动费资助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意蕴、鲜明特征与多重超越研究”（编号：060302012308）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1月18日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下，消费领域的变革成为推动经济“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积极推进首发经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首发经济是指企业发布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开设首店等经济活动的总称，涵盖了企业从产品或服务的首次发布、首次展出到首次落地开设门店、首次设立研发中心，再到设立企业总部的链式发展全过程。首发经济脱胎于首店经济，首发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产物，其特征包括形式首创化、产业链条化、风尚引领化和绿色可持续化，分别在创新、协同、潮流和环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首发经济的实践样态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首发经济”概念的历史演进脉络，解构当前发展中的三重矛盾，立足于新发展格局，最终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体系。
一、我国首发经济生成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任何经济形态的生成都遵循着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首发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态，其生成机理既需要理论的科学阐释，也离不开实践的现实支撑。一方面，从理论逻辑出发，创新经济理论、消费升级理论和产业协同理论构成了首发经济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从实践维度考察，它是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协同作用的系统产物，包括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政府引导政策的出台、企业自身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消费者的积极参与、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等，共同塑造着首发经济的实践样态。这种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运动，生动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也为我们深入剖析首发经济的生成机制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一）首发经济的理论逻辑
1、创新经济理论。创造性破坏理论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首次提出。它强调科技创新将会造成创造性的破坏，即技术创新会实现生产方式革新和产业结构重塑，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首发经济正是这一理论在实践层面的动态演绎，其构建的“首次发布-首次落地-首次设立研发中心-首次设立企业总部”链式闭环，在本质上形成了创造性破坏的加速循环——首发经济通过首创要素的持续注入来打破既有的产业边界，另外又在供给侧方面倒逼企业持续突破技术边界。华为公司的创新实践深刻诠释了首发经济如何成为创造性破坏的战略工具。其mate系列旗舰手机的每一次首发，都不仅是新产品的亮相，更是以新一代自研麒麟芯片为核心的技术实力首发。这种策略性的首发构建了一种“研发前移、市场倒逼”的精密机制，即通过将尖端技术成果与备受瞩目的消费终端捆绑来进行首发。因此，华为不仅在技术上构筑了护城河，而且在市场上也引爆了消费热情，同时又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民族自豪感。这一系列操作将技术突破、市场引领和品牌认同三者高效地融为一体，是首发经济倒逼产业升级、重构竞争格局的典型范例。需求侧方面，首发经济创造市场增量而非零和博弈。比如，上海TX淮海锁定“Z世代”年轻消费群体，显著地带动了“潮店”集聚，带动了片区年轻化，实现了空间集聚与再生效应。上海TX淮海通过首发经济激活存量商圈。因此，首发经济以研发前移、市场倒逼的创新协同机制破解传统模式中的转化梗阻，使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形成闭环，成为新时代不可或缺的产业重构创新加速器。
2、消费升级理论。消费升级理论是消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其理论内涵是首发经济产生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消费升级理论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从注重基本的物质消费向追求更高品质、更个性化、更注重精神体验的消费转变。而首发经济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创新引领消费升级，激发消费动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经济学上用来量度经济增长的指标是GDP（GNP）或其人均值。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依赖“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拉动。然而，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及国际关系正在经历重大演变。“三驾马车”中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减弱，而且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对此，寻找刺激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就必须聚焦于消费上。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上半年，我国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0.5%，拉动GDP增长3个百分点。消费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另外，首发经济还可以优化供给体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主要矛盾演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首发经济通过提供创新的产品、提升消费体验、推动消费升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多种方式，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
3、产业协同理论。产业协同理论发端于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产业集聚理论，Ellision和Glaeser最先提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概念，即不仅单一产业在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不同产业也倾向于在空间上彼此邻近。而后，国内学者王静田等将其定义为集聚的不同产业或行业之间存在因共享劳动力、知识技术外溢而形成的水平关联和存在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产业或行业间的垂直关联。产业协同对经济韧性发展具有巨大促进作用。而首发经济的独特性在于，其链式发展过程能够系统性地触发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产业协同效应。例如，首店落地通过消费场景创新倒逼供应链升级，推动零售、物流与设计产业联动；首展首发的技术产品需整合研发、生产与市场等资源，催化跨领域的合作网络；而总部经济则会吸引金融、法务等高端服务业嵌入，形成要素互补的生态系统。这种以“首次”为节点的经济活动天然具有资源吸附力和创新示范性，能够突破传统产业孤岛，通过需求牵引、技术扩散和空间重构三种路径重塑产业关联。正因首发经济在协同机制上的不可替代性——即通过“从0到1”的突破来创造新的连接界面，其存在价值才得以在理论逻辑上成立，成为现代产业体系演进的关键驱动力量。
（二）首发经济的实践逻辑
第一，“双循环”背景下政府引导政策的出台。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新的时代背景、新的国际局势、新的矛盾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了加快推进新发展格局的落地实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引导政策，催生了首发经济的新形态。创新激励方面，政府提供的一系列手段，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到技术攻关、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等专项补贴，以及政府引导、风险补偿和跨境创新等基金帮扶，来降低企业创新试错成本，激发市场主体开展技术迭代和业态创新。场景供给方面，不仅出台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还加大对新兴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为新产品新模式的商业化落地创造制度性试验场景。这种政策组合既解决了国内大循环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痛点，又通过国际规则对接机制为外向型首发经济提供合规性保障。首发经济在“内生创新+外源适配”的双路径响应政策导向下，一是通过市场的迅速反馈和国家的专项补贴帮扶来精准捕捉国内消费的趋势和需求，推动内部的创新迭代；二是通过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降低全球首发项目的试错成本；三是借助国际高端要素的引入倒逼本土产业链升级，最终在供需双侧形成“本土市场虹吸全球创新-国际规则适配中国标准”的双向赋能。
第二，企业打造自身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命脉，技术创新决定企业能否突破同质化竞争，而品牌建设则塑造用户的情感认知。首发经济正是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的“放大器”，首发经济通过技术首发建立行业标准，再通过品牌首发重构用户认知。比如，大疆无人机通过自主研发飞控系统和视觉避障技术开创了消费级无人机市场，正是因为对技术创新有着极致的追求，被赞为无人机行业的“苹果”，同时以“未来无所不能”作为品牌主张，通过全球旗舰店首展、新品首发直播等品牌建设，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在无人机、手持影像系统等领域成为全球领先的品牌”的行业地位。首发经济通过“技术亮相-市场验证-资源虹吸”的三级跳，将企业的技术投入转化为品牌资产，同时利用首发集聚的资本、人才、政策资源，进一步反哺创新投入，形成“越首发，越强技术；越强技术，越需首发”的增长飞轮。
第三，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和社交媒体的传播。首发经济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消费者参与式消费”与“社交媒体裂变传播”协同作用的结果。消费者通过“首尝” “首购” “首体验”不仅满足了对稀缺性、创新性的心理需求，更将“参与行为”转化为“社交货币”。在朋友圈、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分享既构建了个体身份认同，又推动产品信息在网络圈层中形成多级传播。这种用户生成内容（UGC）、品牌官方传播（PGC）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共振，使首发产品迅速突破地理限制，在虚拟空间形成话题热搜，进而催生“围观-体验-消费-分享”的闭环，从而使首发经济从“单点突破”发展为“可持续的创新驱动”模式。
二、首发经济的矛盾特征
任何新兴经济形态的生成逻辑往往内蕴着其发展巨大的内在张力。前文述及，首发经济是在理论与实践双重逻辑驱动下生成的系统产物，其发展既依赖于政府政策的引导、企业对短期效益的追逐，也借力于消费者“追新”心理和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然而，这些驱动力量的交织作用，使得首发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一系列辩证统一的矛盾特征。这些矛盾既是其发展活力的体现，也构成了其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掣肘。
作为新兴经济形态，首发经济在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呈现出显著的二元对立特征。这种矛盾性既体现在其发展过程中的表层现象与深层机理之间，也反映在国际竞争与本土培育的博弈关系之中，更存在于现实成果与未来空间的辩证统一维度。其鲜明的矛盾特征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首发形式过热、首发内涵冷却。依托我国超大的人口规模、市场规模和内需潜力，首发经济凭借其“新”的魅力，引燃“首发热力”，短期内聚集起强劲消费流量和发展增量。如，2024年8月杭州游科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一经上线，首日全平台累计销量超450万份，总销售额超过15亿元。在广州，2024年1～8月引入品牌首店205家，已超2021年、2022年全年水平；在深圳，2024年第三季度新开首店达到165家，同比增长13%，创2018年以来单季新开首店数量新高。然而，部分首发经济的运营过度聚焦于首发的形式，而忽视首发的核心内涵和要义，最终酿成“打卡式”的消费方式。在长沙，2019～2023年累计开设首店465家，但2024年一季度新开首店仅15家，增速明显放缓，部分首店因消费者新鲜感消退而关闭。根据赢商大数据，在2019～2022年期间，武汉有22%的首店关闭，总体存续率为78%，其中零售类首店存续率仅72.8%。出现上述情形的原因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在利润的驱动下，企业追求短期效益。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资本为缩短回报周期，会将资源向“即时变现”的形式倾斜。企业家更关注短期财报数据，形式上的创新更易迅速吸引流量，于是注意力就会被首发经济的形式吸引，从而虚化研发环节、忽视对业态创新的实质投入。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其二，首店的“符号价值”压倒“使用价值”，导致消费行为的异化。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精准地揭示了这一现象：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商品本身，更是其背后附着的符号意义。首发经济中的“首”字本身即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消费符号，代表着新颖、稀缺与品味。这种符号价值在社交媒体时代被急剧放大，由此消费者的“首购” “首体验”行为，迅速转化为可在朋友圈、小红书等平台流通的“社交货币”，成为构建个人身份认同的工具。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凡勃伦关于“炫耀性消费”的论断，即消费的目的在于向他人展示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区隔。当消费的核心动机从“为己”转向“为他”，消费者便从价值体验者降格为“打卡工具人”，城市与品牌方也可能为迎合这种趋势而过度注重形式上的营销奇观，忽视产品与服务的内涵打磨，最终导致消费的异化与不可持续。因此，我国首发经济如何才能实现从“打卡式消费”到“创造式发展”的范式转换，如何避免引发消费者的视觉和审美疲劳，如何在激烈的首发经济竞争中不被淘汰，又如何将首发“一炮而红”带来的巨大“流量”变成可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存量”，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更深层次看，这种“形实分离”的现象也与地方政府间以“首店数量”为核心的“锦标赛”式竞争模式不无关系。当短期、量化的政绩考核指标优先于长期、高质量的经营效益时，市场主体便有动机将资源向“形式创新”倾斜，从而在制度环境层面加剧了首发经济的内涵虚化风险。
（二）国际品牌强势压境、本土品牌亟待突围。我国的首发经济引入了大量历史文化悠久、世界知名美誉度高、运营管理模式成熟的国际品牌。截至2023年，上海已经引进超过4，500个首发活动，引进首店5，840家，其一线国际品牌覆盖率达98%。2024年第三季度新增139家全国首店，其中国际品牌占比约43%。一方面它既可以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高品质的美好生活需求，也可以助力产业转型升级，重塑经济增长新动能；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品牌入驻中国无形中也给国内品牌带来了压力与挑战。近代中国由于内忧外患错失两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起始于新中国的“一五”计划时期。遗憾的是，计划经济与品牌建设的不兼容，我国企业在品牌建设方面乏善可陈。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其一，计划经济的体制性约束。1949～1978年，国家统一调配资源，即资源配置具有行政主导性。1956年底，99%的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公私合营下国营企业居于主导地位，企业实质上是政府的生产车间，生产任务由国家下达，企业只执行生产任务，不仅没有供产销、人财物的自主权，而且还没有盈利能力，利润上缴国家，亏损也由国家补贴，这种格局下，企业不可能有品牌建设的动力和行为。其二，短缺经济的现实困境。正如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揭示的一样，我国计划经济年度短缺是经济的主要特征，物质匮乏，许多产品凭票供应。消费者将购买的商品仅仅用于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作为唯一衡量标准，品牌建设缺乏动力和“溢价”的土壤。其三，意识形态维度上的排斥。计划经济年代，强调集体而非个人。品牌被视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物。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计划生产意味着“标准化” “大众化”，这与品牌所承载的“个性化” “差异化”存在着巨大张力。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的改革分阶段推行，国企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经济主体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国企在改革中也不断重视品牌建设。在增量改革中茁壮成长的民营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下，一开始就比国企更加地强调品牌建设。大批国内品牌“百花齐放”。但是整体来看，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占领高地的屈指可数。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和产品的印象多停留在“价格低、质量差”的刻板认知上。尽管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且在工业的生产过程中凭借领先的技术生产出精湛的产品，但我国自主品牌的数量相对而言依然有限，全球影响力也亟待提升。探析其原因，可以归结于以下几点：首先，从我国制造业GVC（全球价值链）位势的总体情况来看，虽然我国正在沿着从OEM（原始设备制造商）到OBM（原始品牌制造商）的路径在推进，但是总体上仍未摆脱在价值链中处于“微笑曲线”中段代工环节的“被管控”和低端位势状态。中国正处于从代工到自主品牌的转型期，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因此该转型期需要一定时间。其次，改革开放后我国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企业战略决策显示出“路径依赖”，更倾向于将“低成本优势”放大而不是品牌创新。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我国对产权保护和创新支持的力度还有待提高，导致企业更愿意“模仿”而非创新。“短周期”的生存策略就成为了部分民营资本的“最优选择”，他们用“山寨→降价→退市”来代替“研发→品牌→溢价”。再次，根据文化折扣理论，当一种文化产品在进入其他文化区域时，往往会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价值和吸引力的降低。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指数较高，我国品牌的叙事接受度相对较低，再加上国外品牌有先发优势同时又具备很强的文化输出，人们对金融符号的崇拜在消费中投射为对商品品牌符号的崇拜，“商品拜物教”发展为“品牌拜物教”。国内消费者更倾向于国际品牌，使得本土品牌逐渐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国内品牌的发展形成阻力。因此，中国如何探索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品牌相结合，提升中国品牌影响力，使得首发经济又如何赋能“中国品牌”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从劳动力优势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型实现要素升级，如何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推动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拔得头筹，这些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的、需要直面解决的问题。
（三）发展成效已初显、发展潜力待释放。近年来，一线城市的“首发经济热”以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为核心驱动，持续推动消费升级。在新技术领域，上海2025年前两个月集成电路、无人机产量增长超19%～91%，进博会首发400余项尖端技术；在新产品方面，上海、深圳2024～2025年新增首店超450家，苹果、Costco等国际品牌与泡泡玛特、小米等本土IP爆款同步发力；在新模式方面，通过“策展型零售”、保税仓直通及虚实融合场景重构消费生态。在政策加持下，上海对亚洲首店奖励百万元，北京补贴达500万元，形成“全球首发-产业链升级”的闭环，已然成为经济增长重要动能。从整体看，首发经济区域聚集特征较为显著，2023年全国首店华东地区占比为49.25%，占全国首店总数的近二分之一。（图1，数据来源于《2023全国首店经济发展报告》）
首发经济在一线城市中成果丰硕，并不断迸发经济发展活力。在提升服务品质和赋能社区民生方面，从2020年2月18日开始，美团无人配送车“魔袋”在北京顺义多个社区投入运营，开启常态化无人配送，服务于美团买菜的用户。以此为代表的新服务首发大大提高了社会服务效率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在提高国际竞争力方面，大疆无人机的技术首发占据全球超80%的市场份额，使得中国在全球市场中有较强的话语权，可以参与规则的制定，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更好树立“大国形象”。在推动消费和产业结构双升级方面，首发经济促进了供给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从而响应消费者的多元化诉求，以此来推动消费市场的复苏和增长，同时新兴技术的应用和规模扩散效应双管齐下，催生了新型的消费场景，开辟了新兴的战略赛道，培育了先导性的产业集群，最终实现产业链现代化与消费能级提升的协同演进。正如中科智汇工场总经理柳海永说，首发经济在满足消费新需求、助力企业发展、带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城市影响力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具体来看，首发经济作为新产品、新技术直接面向市场的首发平台，使得创新成果可以快速接受市场检验，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进程。同时，地区积极发展首发经济，会吸引创新人才、资金流入该区域，科研机构、高校院所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会愈发紧密，这种更加活跃的成果转化氛围，有助于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然而，首发经济不是一线城市的专利，随着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和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二三线城市在首发经济中的潜力也日益显现。目前，在首发经济区域布局方面，我国基本上呈现出上海领先，北京、成都、深圳、杭州等城市紧随其后的“一超多强”格局。（表1）
图1和表1中的数据清晰地揭示了我国首发经济发展的显著区域不均衡特征，尤其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格局并非偶然，而是前文所述生成逻辑在空间上的投射。以上海为例，其之所以能成为“一超多强”格局中的引领者，正得益于其高度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成熟且庞大的高品质消费市场、完善的现代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产业协同体系，以及精准高效的政府引导政策。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首发经济发展的“最优生态位”，从而对全球品牌形成强大的“虹吸效应”。反之，其他城市虽紧随其后，但在消费能级、产业配套或政策力度上尚存差距，导致首发经济的聚集效应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
此外，三四线城市、部分县域也逐步梯次跟进。尽管这些城市的市场规模和品牌吸引力相较于一线城市有所差距，但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消费观念的转变，二三线城市“首发经济”的潜力更有待深挖。首先，二三线城市新中产阶级的消费力崛起。有统计数据显示，二三线城市现在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家庭每年以200万户的数量在增长，所以说二三线城市这部分市场很快就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其次，二三线城市能有效承接和放大具有“首发效应”的本土文化IP。例如，山东淄博烧烤和天水麻辣烫等，虽非传统意义上的“首店”或“首发”，但其通过社交媒体的创新营销，实现了地方特色消费模式的“首次”大规模引爆，形成了独特的事件驱动型消费热潮，这同样构成了广义首发经济生态的一部分，展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再次，二三线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物流和商业载体持续提质。除此之外，有数据统计，在成都、杭州、南昌、青岛等二三线城市，数百个商业综合体正在拔地而起。最后，二三线城市正在享受国家政策的制度性红利。据报道，国家政策开始向二三线城市倾斜，各类人才落户政策、企业发展类补贴、返税政策等，在各中小城市开始普遍出现。因此，如何将二三线城市首发经济的发展潜力发挥至最大，各地区如何对自身进行精准定位来采取不同的“打法”，又如何实现差异化布局，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联动，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三、我国首发经济实践路径
（一）首发经济流量变存量，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破解前文所述的首发经济“形式过热、内涵冷却”的困境，避免“打卡式消费”的昙花一现，核心路径在于推动首发经济实现从短期流量到长期存量的范式转换。为避免“昙花一现”，把首发经济推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就必须想方设法地加快流量变成量、挖掘内需潜力、完善政策体系并推动产业链融合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其一，构建从“瞬时引爆”到“持续赋能”的转化机制。一方面要善于利用首发经济的“眼球效应”形成短期内的“网红”现象，汇聚发展动能；另一方面更要通过构建长效运营与价值深耕机制，将爆发式流量转化为可持续的品牌资产与消费存量，实现从“网红打卡地”到“消费引领地”的能级跃迁。其二，精准定位内在需求，推动多种消费模式并联发展。通过全面落实数字消费提升行动来积极推广“人工智能+”消费模式，加速数字消费转型升级；着力扩大绿色低碳消费规模，重点推进新能源汽车普及与绿色智能家电促销；持续提升健康消费水平，创新开展多元化健康促进活动；同步培育冰雪经济与银发经济新业态，探索消费模式创新路径，不断激活消费增长新势能。由此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构建供需协同适配的多米诺效应体系。其三，加强顶层设计，优化营商环境。当前，首发经济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完善的政策框架体系。为推动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应着力完善政策规划。加强顶层设计的合理性，完善配套机制并在实践中不断细化具体内容。一方面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看得见的如减税降费，看不见的如简化政府行政流程；另一方面创造公平公正的、各种生产要素竞相迸发的市场环境。其四，以“链式发展”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协同效应。首发经济既要“点上突破”又要“面上跟进”，以“首”带面才能“首”上加码给力、“首”中挖潜育新。将首发经济的多链条协调作用的“蝴蝶效应”发挥到极致。在产业链中，打通各环节的壁垒，构建上中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体系，为首发经济降本增效；在创新链中，加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技术成果转化，加强从创意、研发到市场应用的全流程创新部署，提升首发经济核心竞争力；在资金链中，优化资金链，实现资本高效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确保前期提供政策性资金扶持，中期确保资金运作稳定，后期实现资金回流顺畅，为首发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在人才链中，从吸引高端人才、加强培养、优化人才使用、增强人才服务保障和鼓励人才区域聚集等方面统筹布局，为首发经济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其五，丰富业态结构，打破单一格局。目前，我国首发经济覆盖领域中餐饮、服装等占比较大，健康、养老、医疗等服务产业较少，总体呈现失衡状态。首发经济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需要优化多样化的服务供给。如，引入健康、养老、医疗等服务新业态首发；创新沉浸式、体验式、参与式等消费场景；加快助力体验店、概念店、主题店、旗舰店等成功落地。
（二）首发经济主体承压且求变，提升品牌竞争力。针对“国际品牌强势压境、本土品牌亟待突围”的二元困境，首发经济的实践主体必须在承压中主动求变，将外部挑战转化为提升本土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内生动力。首发经济和品牌经济是天然共同体，通过品牌效应来增加产品或者服务的附加值，从而影响消费者购买和决策。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虹吸效应”。其一，用辩证思维处理外来品牌和本国品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平牌；另一方面推动自身品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首发经济的品牌集聚效应，使外来品牌和本土品牌形成“双剑合璧”的模式，让消费市场实现“1+1＞2”的效果。另外，鼓励国内品牌走出家门，正如大疆创新在欧美建立研发中心，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占有率超70%；又如安克创新在亚马逊北美充电配件品类稳居TOP1，2022年海外营收超70亿元；再如元气森林进入美国Costco渠道，东南亚市场年增长率超300%。经实践验证，我们已具备充足的信心与实力实现关键性突破。其二，唤醒中华老字号品牌。老字号品牌是工艺传承、工匠精神和地方文化深度融合的典型象征，同时老字号也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唤醒并焕新中华老字号需要凸显老字号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来引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从而增加产品附加值，这就需要对产品进行不断优化升级，以便能在与时俱进的快速迭代的变化发展中站稳脚跟。与此同时，品牌的营销管理方式需提高至战略性高度。让“新国潮”为“老字号”赋能，构建“互联网+”的全渠道的营销管理模式。借助线上平台进行裂变式传播、主播带货、探店打卡等，从而不断获取商机，使传统行业与信息时代碰撞出耀眼火花；除此之外，政府需要加快建立并逐步完善相关品牌保护和专项资金制度，为老字号品牌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其三，通过“品牌联盟”实现“标杆管理”和“同伴效应”。“品牌联盟”大致可分为“平级联盟” “向上联盟”和“向下联盟”三种。平级联盟为互补型联合，以场景连接、场景融合和场景创建的方式共建平台生态圈，实现共赢；向上联盟为杠杆型联合，给中心企业带来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国内外的提高；向下联盟为整合型联合，建立在企业强大的实力基础上，达到共赢，实现企业的长久稳定发展。以京东的品牌联盟体系为例，京东与九大互联网媒体的“京X计划”、与央视共创的“315京东国品日”、与好莱坞影视公司实现IP融合、启动“百千千百” “星火计划”等，这些都提供了很好的品牌联盟范例，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乃至文化效益都将是巨大的。
（三）各地区立足本土化发展，特色化突围。为应对“发展成效已初显、发展潜力待释放”所反映的区域不均衡问题，并充分挖掘广阔市场的潜力，各地区必须避免同质化竞争，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本土化、特色化的突围路径。本土化指立足地区特有资源禀赋，包括地理区位、历史文化、产业基础、消费习惯等，形成“在地化”发展路径。景德镇依托千年陶瓷文化开发新瓷艺产品，便是本土化的典型实践。而特色化强调通过创新提炼差异竞争力，在业态、模式、技术或服务中植入不可复制的独特标识，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北京故宫文创将明清皇家文化符号转化为系列主题的帆布包、化妆品等爆款商品，通过“传统IP+年轻化设计”展现了年收益超十亿元的超强市场能力。由此可见，各地区立足本土化发展，实现特色化突围的重要性。首发经济带来的效益初显，但是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发挥自身独特文化、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的优势来深度挖掘首发经济发展潜力迫在眉睫。其一，各地区差异性发展破除“同质化效应”。首发经济并不是要“千篇一律”，盲目照搬其他城市的做法容易造成“削足适履”的翻车事故。首发经济高度依赖城市禀赋与本土消费生态的适配性，因此各地需要寻找自身的优势和独特性，吸引国际品牌，升级本土品牌，并走向世界大放异彩。如果忽视其在地消费承载力与品牌匹配度，会导致首店存活率低、商圈空心化。其二，旅游城市依托本土风情打造消费情境。首发经济是和文旅产业的双向奔赴。将文旅体验与消费活动紧密结合，将形成合力推动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此，各旅游城市可以依托本土的自然资源或手工艺传统，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纪念品、工艺品或食品进行首发；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主题景区或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参与；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购物环境或街区，使用传统的建筑风格、装饰元素、灯光等，创造与当地文化契合的购物氛围，激活消费者文化认同感；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酒店或民宿，提升游客的住宿体验等。其三，品牌发源地可实行跨域联动式发展。依托“城市+品牌” “区域+品牌”往往就能形成一张响亮的城市、区域名片。比如，西湖龙井、北京烤鸭、东北铁锅炖、湛江生蚝等。这种“城市+品牌”的城市名片如果在其他城市、区域开设首家，一方面增强发源地及其品牌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带动入驻地消费经济的增长从而实现双赢。比如，长沙“茶颜悦色”首家省外店于2020年入驻武汉知名商圈“武汉天地”，当天早上6点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龙，甚至有跑腿费高达百元。又如，2024年12月24日，华南首家“好利来”在深圳福田星河COCO Park商城开业，每小时营收就超10万元。“城市+品牌”不仅能提升城市的品牌价值，推动本地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增长，还能促进就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四、结论
本文系统研究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首发经济的生成逻辑、矛盾特征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首发经济是创新经济、消费升级与产业协同理论在实践中交汇的产物，其生成深受政策引导、企业战略、消费者行为与媒介传播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塑造。然而，其生成逻辑也内生性地催生了“形实分离” “内外博弈”与“区域失衡”三重矛盾。为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实践层面推动流量向存量的转化、助力本土品牌在竞争中突围，并鼓励各地区实现特色化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消费主义驱动下的新品经济不同，中国语境下的首发经济呈现出独特的“政府引导-市场驱动-数字赋能”三元复合特征。这既体现了我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制度优势，也得益于超大规模市场与领先的数字生态。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于：首发经济在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量化效应评估；不同区域禀赋下首发经济差异化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以及数字技术如何重塑首发经济的未来业态。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提供更为丰富的学理支撑。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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