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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杭都市圈经济协同发展环境比较研究 |
| 第772期 作者：□文/鲁靖文 时间：2026/3/1 14:34:15 浏览：19次 |
［提要］ 近年来，南京都市圈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在经济协同方面仍较杭州都市圈存在差距。本文从辐射范围、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及协同机制等多维度对比分析，发现南京都市圈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破局之策，以便真正释放这一国家级都市圈的发展潜能。
关键词：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协同发展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南京都市圈耦合循环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1SJA1855）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1月17日
都市圈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中台产物，既是城市向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桥梁，也是推动城市群建设的突破口和抓手，能通过集聚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城市间的资源配置、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经济发展。2021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复函》（发改规划［2021］174号）明确提出，要“把南京都市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助力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发展”。这无疑突显南京都市圈在长三角一体化蓝图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南京都市圈一体化程度持续提升，但南京在整个江苏省的城镇发展体系中首位度不够突显。而且南京都市圈的发展涉及苏皖两省，行政区治理和都市圈城市间合理化布局及发展定位都面临诸多挑战，致使都市圈城市间聚集和经济扩散效益不明显。因此，通过都市圈之间的比较，进一步认清都市圈的差距与不足，做到摸清底子、精准定位、明确方向、找对路子，这样才能有助于提升南京都市圈整体的协同发展水平，进而带动苏皖两省经济发展，促进跨行政区协同联动以及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
一、南京都市圈与杭州都市圈经济协同发展环境对比分析
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共有六大都市圈。从经济体量、人口总量和辐射范围来看，上海都市圈无疑是长三角地区的龙头都市圈。与上海都市圈相比，南京都市圈在发展历程、规模、经济环境、人口总量等方面都不在同一量级。而考虑到都市圈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集中度及辐射范围广泛程度，苏锡常的“无单一中心的城市群”及宁波都市圈的“计划单列市+国际港口枢纽”的发展模式，都不适合与南京都市圈进行对比分析。合肥都市圈部分区县数据无法获取，故也予以剔除。因此，在后续分析中着重将南京都市圈与杭州都市圈进行对比分析。
（一）都市圈辐射范围及经济发展情况对比。目前，南京都市圈仍采用“8+2”模式涵盖苏皖两省全域覆盖的8个地级市（江苏省南京、镇江、扬州、淮安和安徽省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和2个部分纳入的县级行政区（常州市下辖的金坛区和溧阳市），总面积约6.6万平方千米，是长三角都市圈中辐射范围仅次于上海都市圈的第二大都市圈。而杭州都市圈为符合国家对于都市圈“紧凑布局、同城化发展”的要求，限定于杭州市中心80公里半径、1小时通勤圈范围，涵盖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四个核心城市，辐射范围2.2万平方公里。南京都市圈范围在广度上远超杭州都市圈。
从经济发展来看，2023～2024年南京都市圈经济总量分别约为51，049.47亿元、54，367.41亿元，不考虑可比价格影响，其经济总量增速约6.5%；杭州都市圈同期总量为38，927.55亿元、42，011.93亿元，增速7.923%。单从2023年、2024年两年的经济生产总量上看，南京都市圈规模更优，但这不可避免得益于南京都市圈有更多的城市对GDP总量的加持。经济增速上，南京都市圈相较于杭州都市圈经济增速明显缓慢。同时，进一步对比人均GDP，2023～2024年杭州都市圈人均GDP分别为145，269.5元、154，877元，均高于南京都市圈的143，003.7元、153，572元。综上，南京都市圈虽经济体量占优，但整体经济发展质效不及杭州都市圈。（表1）
（二）人口规模和社会发展对比。从常住人口来看，南京都市圈因辐射范围广，人口总量稳居长三角都市圈第二，但城市规模布局存在明显短板：超大和特大城市占比不足20%，在六大都市圈中垫底，仅南京为特大城市（2024年常住人口957.7万人，未达超大城市1，000万人标准），其余城市常住人口均未超500万人，“一超多小”格局突出。而杭州都市圈该占比达75%，2024年杭州常住人口1，262.4万人，嘉兴、绍兴也分别达560.8万人、542.9万人。此外，从常住人口增长率来看，杭州都市圈四市人口均正向增长，南京都市圈则有扬州、淮安等多地人口下降，导致2024年人口总量小幅滑坡。
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2024年南京都市圈仅南京达75，180元，其余城市均未超6万元；杭州都市圈则全线领先，杭州76，777元，嘉兴、湖州、绍兴均超6万元，绍兴更是达72，898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既是反映居民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的“民生温度计”，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体检表”，更是吸引人才的重要“磁石”。这一指标对比清晰显示，杭州都市圈在经济发展质量、居民富裕程度上优势显著，城市吸引力与消费市场潜力也强于南京都市圈。
（三）都市圈区域内各城市经济发展均衡性对比。从表2和表3可以发现，南京都市圈城市间GDP规模差距显著大于杭州都市圈。除去两个县级行政区，对GDP规模差距最大的进行对比：2023年南京GDP是宣城的8.9倍，2024年南京 GDP是宣城的9倍；而杭州都市圈，2023年杭州GDP是湖州的4.98倍，2024年杭州GDP是湖州的5.18倍。相比之下，南京都市圈城市间GDP规模差距更大，核心区域与周边城市间的经济落差更大，反映出都市圈内城市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表2、表3）
进一步对比人均GDP，如表4、表5所示，南京都市圈城市之间人均GDP最大差距达到2.4倍，而杭州都市圈最大差距仅1.47倍左右。南京都市圈人均GDP的离散度明显更高，这一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南京都市圈内部经济发展差异明显。（表4、表5）
（四）都市圈产业结构及产业分工协同方式对比。从产业结构及分工情况来看，杭州都市圈的产业分工呈现“水平分工”的“网络化”协作发展模式，以数字经济为核心，聚焦智能物联、生态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及绿色低碳五大产业产业生态圈，依托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企业，通过市场自发与省内协同，推动城市间产业链全生态发展。而南京都市圈则呈现“垂直分工”的“星系”模型，以“重工业基因”为底色，集中在软件和信息服务、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集成电路等产业，依赖行政牵引，打造南京作为中心城市承担研发、管理等高端环节，周边城市承担配套生产及产业转移的“星系”协同发展格局。
对比来看，南京都市圈“垂直分工”的“星系”协同模式虽能强化南京区域枢纽地位，但也更易面临“虹吸效应”陷阱。而杭州都市圈的“水平分工”的“网络化”协作发展模式，由于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较高，以民营企业为核心驱动力，市场主导的企业间基于效益和利润的自然分工使得整体产业结构分工更为合理，全域创新能力更强。此外，杭州都市圈无跨省壁垒问题，政策统一性更强，市场自发、省内协同的发展形式使其供应链、创新链的紧密性、稳定性和韧性均优于需跨省协调、行政牵引的南京都市圈。
（五）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中心城市贡献程度对比。核心城市对都市圈GDP贡献程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引领作用。当核心城市高贡献度叠加大体量，就具备充分能力带领整个都市圈外围城市发展，进而推动“强核引领，强强联合”的模式。数据显示，杭州占都市圈GDP超52%，远高于南京的32.67%，其通过淘宝、菜鸟等数字平台辐射周边，带动绍兴纺织、嘉兴皮革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而南京的辐射多集中于苏籍城市，对皖籍城市带动不足。同时，进一步比较两个都市圈核心首位城市的经济发展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情况可以发现，2024年，杭州经济总量21，860亿元、增速4.67%，均优于南京18，500.81亿元的经济总量和4.5%的增速；在人口增长率方面，杭州维持0.694%的正向增长，而南京却出现-0.829%的负增长。综上，杭州在经济贡献度、自身发展增速及人口引领作用上，均明显优于南京。
二、南京都市圈相较于杭州都市圈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经过多维度对比，南京都市圈无论在经济增速、人均GDP、人口增长、城市吸引力和社会消费潜力上，还是在都市圈各城市经济均衡性、产业结构和产业协同方式及首位城市的贡献程度等关系到都市圈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性指标上，均相对薄弱。深究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过度依赖行政牵引，创新试错空间狭窄，民营经济活力不足，经济增长驱动力相对薄弱。如上所述，南京都市圈经济及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主要是依赖国资主导、行政牵引模式，沿产业数字化路径发展，研发机构多依托于高校资源与政府资源，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技术攻关时多采用复制国有体系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渐进式创新保守迭代模式，保守规避市场风险导致创新试错空间狭窄。与此同时，在产业结构上，传统产业与重工业产业占比偏重，轻工业与新兴产业发展相对不足，“轻资产、重积累”的模式推高国企占比，民营经济活力欠缺，造成经济增长驱动力相对薄弱，都市圈内同质化竞争现象较严重，最终导致南京都市圈经济增长率和人均GDP低于杭州都市圈的局面。
（二）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落差显著，中心城市的“虹吸”与“溢出”难以均衡，人才集聚和留存能力薄弱。如前城市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对比所反映的，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巨大的经济落差必然导致各种要素向南京集聚，虹吸效应抑制了周边城市的发展。同时，从人口规模发展来看，都市圈缺乏强有力的副中心城市的支撑，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层面的断层式发展使得“中心过于强化，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更为突出。此外，作为跨苏皖两省的都市圈，其辐射范围广但效能不足，产业转移、技术输出、公共服务辐射等溢出力度薄弱，导致中小城市发展动能匮乏。这进一步拉大区域差距，削弱都市圈整体协同效能，加剧城市间产业联系松散，影响整体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缓慢又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薄弱又进一步降低了都市圈的人才集聚与留存能力。这一点也被南京与杭州都市圈的人口增长率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比数据印证。
（三）跨省协调壁垒未破，利益机制存在缺陷，产业协同合作稳定性不足。由于南京都市圈跨区域行政协调壁垒尚未完全打破，且产业协作多以行政牵引为主，与市场驱动下的资源自然聚合分配不同，这种模式受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影响，缺乏明确的产业合作利益分配规则、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及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使得利益分配矛盾更突出。这导致各地在产业布局、项目引进上存在同质化竞争，产业协同深度与稳定性不足，难以形成长期有效合作模式，无法充分发挥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集群效应，必然制约了都市圈整体竞争力提升。
三、南京都市圈经济协同发展破局的关键
（一）激活民营企业经济动能，培育“容错文化”，激发市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首先，政府需从“管理员”转向“服务员”与“合伙人”，系统性破除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等领域隐性壁垒，平等对待国企、民企。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设立政府主导的天使投资基金、风险补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民企，为创新不确定性“买单”。其次，深耕“容错文化”培育，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瓶颈。南京高校科研资源丰富，但转化效能不足，核心症结在于缺乏试错氛围。因此，应打破“成王败寇”单一评价体系，在先行区域推行“沙盒监管”，为创新提供安全测试空间。再次，改革科研人才评价机制，将成果转化效益纳入核心指标，并保障创业失利者在学术评价与再就业中的公允待遇。最后，通过激发民企活力，形成“国企顶天立地、民企铺天盖地”的共荣生态，筑牢都市圈产业转型升级的市场化主体支撑。
（二）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距，强化中心城市带动能力，优化人才政策，提升人才集聚与留存能力。城市发展不均衡是南京都市圈的突出短板，需双向发力缩小区域落差。一方面强化南京中心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将“极化集聚能力”转为“辐射带动能力”。通过产业转移、技术输出、公共服务延伸，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辐射效能，支持周边中小城市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核心引领、周边配套”的产业分工体系，逐步缩小经济差距。另一方面优化人才政策，破解人才集聚与留存难题。将人才引进从“抢人”转向“育人” “留人”，针对不同层次人才优化住房补贴、教育医疗等配套政策，搭建创新平台、开展技能培训，构建“人才集聚-产业升级-城市提质”正向循环。同时，建立统一人才评价互认体系与共享数据库，推动社保医保异地结算，鼓励人才自由流动，对从南京流向周边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区域贡献补贴”，开辟职称评定绿色通道，让其在非中心城市也能获得体面待遇与广阔发展空间，全面提升都市圈人才集聚留存能力。
（三）突破跨省协同壁垒，强化利益共享机制，创新协同模式。首先，要建立跨苏皖两省的常态化协调机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统筹规划，优化产业布局与政策标准协同对接，消除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障碍。其次，要构建清晰的利益共享机制，明确利益分配规则、生态补偿标准和共建共享方案，通过税收分成、项目共建、收益反哺等方式，平衡各地发展利益，破解“合作易、分利难”的困境。最后，要创新协同合作模式，摆脱单一行政牵引的局限，培育市场驱动型协同载体；同时，从传统的产业转移升级为“创新协同”与“链条协同”，联合设立产学研基金攻关关键技术，绘制“产业链协同地图”，明确城市产业定位，引导跨区域产业联盟创新联合体的发展，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创新及产业链协同合作，形成“共投共建、共担共享”的长效合作机制，全面提升南京都市圈的整体竞争力与辐射影响力。
综上所述，南京都市圈的破局之路，是一场从政府到市场、从文化到机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唯有协同发力，方能释放其国家级都市圈的巨大潜能。
（作者单位：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石振华.南昌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区域经济比较及发展建议［J］.当代县域经济，2025（02）.
［2］张小永.培育型都市圈产业协同的路径研究［J］.特区经济，2025（02）.
［3］张京祥，胡航军.新发展环境下的都市圈发展、规划与治理创新［J］.经济地理，2023.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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