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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影响研究 |
| 第773期 作者：□文/张树艳1 张馨心1 武兰玉2 时间：2026/3/16 15:14:52 浏览：46次 |
［提要］ 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正深刻影响制造业全球竞争格局。本文实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在提升效率与技术溢出的同时，也加剧企业对国外高端服务的依赖，导致制造业出口附加值下降。
关键词：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5年12月1日
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正逐步成为推动国际贸易格局演进的关键力量，数字服务贸易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依托，依靠跨境网络平台实现服务交付，其自由化的程度不只是影响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也关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级。中国应积极加快数字贸易的对外开放步伐，全面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对相关规则进行优化，力争在全球数字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一、文献综述
（一）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研究。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升级，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渐渐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关键议题。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是指采用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优化跨境数据流动政策、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提高数字服务在全球的自由流通水平。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其概念的定义、测量的方式及对经济增长与贸易结构的潜在影响展开。
1、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定义与测度方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认为，数字服务贸易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组成内容，其自由化水平由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市场开放程度以及监管环境的完善程度而定。针对自由化水平的量化事宜，学术界一般采用数字贸易限制性指数（DTRI）做衡量。该指数涉及市场准入相关条件、数据流动相关限制、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多个维度，数值越低说明自由化程度越高。
2、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odrik（2018）认为，自由化可加速数据的流动以及技术的扩散，为企业获取先进数字工具及服务增添更大便利，由此提高生产效能。方烁（2022）依据对3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能起到降低企业跨境交易成本的作用，重构全球供应链格局，并抬高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二）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影响。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溢出、优化供应链结构等机制，增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1、降低交易成本。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减少跨境交易环节，提高物流、支付、信息交流效率。OECD研究指出，数字支付、智能物流、电子合同等服务的推广，使得制造企业能够更便捷地拓展海外市场，降低传统贸易模式下的中介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
2、促进技术溢出。数字贸易自由化促进了技术扩散，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胡波（2021）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企业在跨境采购数字技术服务（如工业软件、云存储）后，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有所提升。此外，郑志刚（2021）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出口企业的影响，认为企业在利用数字贸易平台（如阿里巴巴国际站、亚马逊全球开店）后，其出口市场的拓展速度明显加快。
3、优化供应链结构。数字服务的全球流通能够增强供应链管理能力，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邱泓铭（2022）研究发现，在制造业出口中，复杂价值链环节（如高端零部件制造、智能制造）受数字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传统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影响较小。因此，中国制造业需要加快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以充分利用数字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遇。
二、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LN（DVAR））。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对数值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通过计算制造业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并对其取对数处理得到。该指标反映了制造业出口中本土附加值的贡献程度，是衡量制造业出口质量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LN（Share））。数字服务贸易占比的对数值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以数字服务贸易额占总服务贸易额的比重为基础，对其取对数处理得到。该指标体现了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的渗透程度，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可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生产效率等途径影响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数据来源于WTO数据库及相关统计报告。
3、控制变量（LN（ODI））。本研究把对外直接投资对数值列为控制变量之一，按照企业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算出数据后取自然对数。在数字化与全球化背景环境下，对外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海外市场资源等途径，间接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4、GDP增长率（LN（GDP-Rate））。本研究同样把年度GDP增长率的对数值当作控制变量，以评判宏观经济环境对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的潜在影响。经济增长一般会伴随着市场需求拓展、产业结构优化等要素，提升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拉高国内增值水平。此数据同样出自《中国统计年鉴》。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解释变量数字服务贸易占比均值为-0.9302，高标准差为0.45684，最小值为-2.51，反映出我国早期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数字服务在整体服务贸易结构中占比偏低，这种不平衡较大程度地限制了制造业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全球价值链跃升的能力。被解释变量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均值为-0.6443，其标准差（0.08427）和观测区间（-0.77～-0.45）展现出较强稳定性。这项指标长期平稳且整体附加值的实际水平偏低，说明制造业出口依旧处于低附加值的平衡状态，急需通过深化数字服务开放来打破路径依赖，实现结构层面的突破。从控制变量方面看，对外直接投资均值为7.0711，数值在6.33～7.58区间，反映中国资本对外输出持续扩充。这种持续输出不仅拓展了市场空间，还通过吸纳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为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外部驱动力。GDP增长率均值为-2.7129，其标准差（0.41246）反映出宏观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波动现象。这种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企业投资预期及信心，间接阻碍制造业出口质量的持续上升。就变量间的协同特性而言，数字服务贸易最小值（-2.51）与制造业增加值率最小值（-0.77）的同期性，说明数字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会直接抑制制造业价值链的优化升级。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值（7.58）和GDP增长率的最大值（-2.27）之间的相关性，则说明国际产能合作在稳定及提升国内经济系统方面的积极反馈价值。（表1）
表2展示了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通常，若VIF值大于10，则表明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数据合理性需调整；反之，VIF在1～5之间则较为合理。本文变量的VIF最大为2.93，最小为2.41，均值为2.66，均在1～5范围内，说明变量选取合理，无严重多重共线性，可进行后续实证分析。（表2）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在实证分析的板块，本文构建基准回归模型，意在衡量数字服务贸易在促进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提高方面的直接影响。把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设成因变量，把数字服务贸易占比定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把对外直接投资（LN（ODI））以及GDP增长率（LN（GDP-Rate））引入作为控制变量，以去除宏观经济和国际化程度等外部因素的干扰。该模型设定不仅能协助识别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独立影响路径，同时为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打下了理论基础。
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LN（DVAR）t＝β0+β1LN（Share）t+βControls+λt+εt （１）
其中，LN（DVAR）t表示中国制造业出口，LN（Share）t表示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LN（ODI）t～LN（GDP-Rate）t分别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和GDP增长率，以上控制变量直接用Controls表示。β为待估计参数，εt为误差项，λt为固定效应的参数。
（二）回归结果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的提升存在显著且稳定的正向作用。在全部三组回归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服务贸易占比（LN（Share））在1%显著水平下均为正相关关系，其回归系数介于0.331～0.475之间。这反映数字服务贸易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会相应提高0.33～0.48个百分点。该结果在各种不同的模型设定下皆保持一致，验证了前文阐明的理论假设：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通过优化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切实提高了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的创造能力。就控制变量而言，对外直接投资（LN（ODI））在模型（2）和模型（3）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81和0.232，且显著性水平上升，说明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增的特性。这一结果再度印证“技术逆向溢出”效应要靠时间去积累。模型（3）中，GDP增长率（LN（GDP-Rate））的显著系数为0.439，表示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带动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大概0.44个百分点。宏观经济的扩张不仅增加了市场需求，也为制造业结构优化、附加值提升筑牢了坚实的基础后盾。就模型拟合效果而言，随着变量逐个被添加，模型解释力显著增强，调整后R2从模型（1）的0.02攀升至模型（3）的0.28，提升幅度为26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引入对外直接投资和GDP增长率后，模型对制造业出口附加值变动情形的解释力大幅增强。但同时约72%的变异依旧未被现有模型捕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增添如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潜在影响要素。（表3）
（三）稳健性检验。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引入“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渗透度”（DSTO）作为替代性的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再估计。此指标由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和服务贸易总额相除的比值构建而成，更直接地反映出政策规制松绑、技术标准互认等自由化特征。其计算公式为：DSTO=（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额+进口额）/服务贸易总额，在实证分析阶段对其进行自然对数处理，作为新的核心解释变量。
表4所呈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证明，替换解释变量之后，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提升的正向作用稳定性显著，新引入变量LN（DSTO）于三组模型中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正相关关系，其系数范围处于0.477～0.537之间，对比基准模型的0.331～0.475，上升了约15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使用以“自由化导向”为特征的指标能更敏锐地捕捉到制度性开放带来的政策红利。这种跨模型估计结果的同向强化特征，进一步验证出数字服务贸易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并非全部依赖传统的贸易规模变量。就控制变量而言，对外直接投资（LN（ODI））的系数从0.213上升到0.333，显著性也持续强化，说明随着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资本输出对技术溢出的贡献程度提升；GDP增长率（LN（GDP Rate））的显著系数为0.134，维持在1%这一显著性水平，显示出经济增长依旧是影响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的关键宏观因素，同时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模型的拟合贴切度提高，调整后R2从0.05上涨到0.23，体现出自由化导向的指标对剥离宏观经济波动干扰有作用，加大解释效力。（表4）
综上所述，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旧保持不变，反而进一步强化估计结果的显著性及经济解释力。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基于2009～202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与数字服务贸易的相关数据，全面剖析了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说明，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可显著正向带动制造业出口质量提高。回归分析显示，数字服务贸易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可随之上升0.33～0.48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证实，数字技术的普遍渗透有利于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控制变量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ODI）与GDP增长率对制造业出口附加值产生的积极影响，ODI系数随着模型推进一点点上升，反映出其对技术逆向溢出的时间叠加效应；GDP增长率同样显示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彰显出宏观经济扩张为制造业结构优化提供了基础支撑。
（二）政策建议
1、增强本土数字服务供给能力，降低对外依赖。当前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对国外高端服务存在较强依赖，容易造成附加值外溢。建议国家加大对工业软件、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数字服务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本土企业加快技术自主研发与产品创新，推动“制造+服务”深度融合，提升数字服务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2、优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均衡发展。东部地区数字服务贸易红利释放明显，而中西部仍受限于数字基础薄弱。建议加快推进“东数西算” “数字丝路”等国家战略工程在中西部落地，补齐网络、算力、数据等基础设施短板。同时，鼓励东部输出技术与经验，推动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数字服务市场格局，实现区域间数字红利共享。
3、引导对外投资聚焦高端环节，助力出口增值。研究显示对外直接投资能借助技术溢出效应回馈国内制造业。倡导优化ODI结构，促进企业在海外布局研发中心、智能工厂与服务平台，促进高附加值环节向国内回流，同时完善相关税收、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增进全球资源配置水平，带动制造业出口质量稳步上扬。
（作者单位：1.曲阜师范大学；2.临沂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Rodrik，D..New Technologies，Global Value Chains，and Developing Economies［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18.34（02）.
［2］Baldwin，R..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3］方烁.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2022（03）.
［4］胡波.数字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制造企业出口附加值［J］.中国社会科学，2021（05）.
［5］郑志刚.数字技术如何促进制造企业出口——基于跨境电商平台的分析［J］.世界经济，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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